了这5人，并当场打死了其中1人。这些“和尚”其实是日本的特务，是特务组织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③
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个或更多的特务被打死，这样日本就可以“保护”在上海的日本公民为由，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是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军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多艘火力强大的战舰以保护日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商业利益。没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本海军上将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动员了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居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自称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枪、步枪、刀和棒球棒加入进来。很快，驻扎在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军也加入到战斗中来。在裕仁的批准下，9万名日本增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④开始是凌乱的枪击，接着是大炮、军舰上的火炮和日本飞机对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万人无家可归。⑤西方人士在相对安全的租界的房顶上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日本占领朝鲜和东北的时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过程。在上海，数以千计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残忍和滥杀的见证人。记者们常被困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欧内斯特。豪泽（ErnestHauser）写到：“狗和鼠在庆祝它们自己的节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面是难以辨认的尸体。”东京受到强烈的谴责。在伦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Shigeru）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是“严重的错误判断”。美国银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Lamont）称，日本的行动使得向日本提供进一步的贷款成为不可能———无论是通过投资还是银行。3月2日，在战斗了34天后，十九路军开始全面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单方面停火，接下来的是正式停火协议。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拖延行动，因为日本军队将在1937年夏再大规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务。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东亚病夫”，一个无比腐败、恶习丛生的国家，处在崩溃边缘，一触即倒，就像支在一双小脚上的干瘪老太。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早已失血，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因为这些人并不信任银行，中国人以小块金砖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财产。在我们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为《边缘的老爷们》一书中，我们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的起源，追溯到现在华侨巨富的全球网络。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被处以极刑。商人永远是被压制和被迫害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中国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商业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纪末，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才允许商人公开经营。因此，根据传统的做法，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有一些地方银行网络和当铺，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贷款。但在那些条约规定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的西方银行，不对中国人开放。
日本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做寄生虫。日本人明白中国人不会等着别人来抢劫他们的财产，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聪明。因此，要把这些财富弄到手，日本人必须具有同等的聪明才智。实际上，今天日本的一些私营财团的资产来自于对朝鲜和中国的抢劫。日本的金融家和企业的头目垂涎这些财富，于是他们大力支持日本军队，企盼着控制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基地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到抢劫，人们会联想到银行、博物馆、豪宅以及被忽视的黑钱。日本流氓恶棍在朝鲜和满洲获得了敲诈勒索的实践经验，他们把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把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于贩毒、酒、卖淫、赌博、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为了进展顺利，他们先暂时和中国的黑社会建立合伙关系，中国黑社会的这些人对欺诈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悔意，正是这些流氓恶棍，造成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大量地下财富前所未有的流失。
中日两国黑社会的合作已经非正式地存在了1000多年，在古代，中国沿海地区福建省的私人企业家组织了亚洲最成功的贸易网，他们的舢板把海上贸易做到远至东非和阿拉伯国家。每一个私人贸易组织都有自己的海军和水兵，并把他们的财富以金砖密藏在中国沿海的堡垒里。他们用这些财富贿赂地方官员。因为他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朝廷，日本人成了这些人的天然盟友。福建的中国海盗及商人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吴岛上避难，在那儿，他们受到当地大名的保护。日本武士也经常随同他们到富裕的江南抢劫。到20世纪，中日黑社会再次联合也是顺理成章。
第二节
1937年，裕仁和他的顾问们建立了“金百合组织”，这一机构成立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这些财富的走向———确保其只流入天皇的金库中。它是一个皇室组织，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该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黑社会来实行。黑社会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中国的财富，金百合计划就是榨取那层奶油。
如果说在恢复中日黑社会历史悠久联盟的背后要有一个天才的话，那么他就是土肥原将军，他是那个时代日本最重要的情报官。他一生中遍迹亚洲。他策划了对满洲的占领和溥仪的绑架。他的个人小圈子里包括日本最大的黑手党人、最厉害的流氓和最胆大妄为的军官。在满洲，他同“两ki三suke”小帮派密切合作，特别是其中的金融专家星野直树。星野领导鸦片专卖局，后来成为天皇内阁官房长官。他还同许多中国黑社会的头目称兄道弟，这些头目大都来自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也是亚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它由3个不同的政府管理，最大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上海市政府，除此以外，还有2个繁荣的外国租借地，这是19世纪外国列强从清政府处得到的租界。面积较小的是法国租界，人口约为50万。说其是法国租界，其实有点夸张，因为租界里仅有2400名法国平民，300名法国宪兵。其余的居民则为14000名不同国籍的欧洲人，包括白俄人，还有许多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宁愿接受法国总领事的绝对统治，而不愿意接受蒋介石手下官员巧取豪夺式的专制独裁。法国租界也是青帮及其头领杜月笙的地盘，杜是中国最大的帮会头目，正是在杜及其打手的帮助下，蒋介石在1927年控制了这座城市。当时暴徒和国民党军队联合清洗了市内的共产党人，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中国军阀政治多变，蒋介石只是一个新的领袖，青帮头领情愿居住在法租界里，受法国当局的保护，而法国当局得到杜的慷慨捐款，对他贩毒、开设妓院和赌场等行为亦视而不见。
第3个政府是公共租界，以英国人的行政管理为主，美国人其次。公共租界里，外国居民不到4万人⑥，其中一部分是日本人。日本居民的人数上升很快，这些人中有商人、银行家、旅馆经营者、黑手党人及不断增多的特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人成为在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居民。⑦由于对公共租界管理层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怀有敌意，大部分日本黑手党人住在上海近郊虹口一个被称为“小东京”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出售毒品和枪支。
整体来说，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最大。中国所有外国财产中，38％为英国人所有。英国控制了一半以上的船运，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在管理，到1931年，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几乎达到10亿美元，其中75％在上海。⑧但这一切将发生巨大的变化，1921年时，英国与日本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英国屈于美国的压力做出让步，同意终止英日同盟。正如丘吉尔所说的，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看作是西方世界受到亚洲强国的刺激”。⑨这一事件发生在战末《凡尔赛和约》谈判之后。在凡尔赛谈判中，日本人试图通过一个种族平等的协议，但遭西方拒绝。随之而来的英日同盟结束，使日本人感到被双重抛弃和出卖。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报复，准备对西方发动战争，让英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裕仁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Higashikuni）和姑夫朝香宫，在其私交圈中挑选了一些最狂热的、报复心强、诡计多端的军官、黑手党、金融家。在大财阀的支持下，在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以工业建设为掩护，建设军事项目，包括机场、港口以及对沿海进行勘测。在上海市中心的河港，日本公司购买了3个大码头，并让工人在连接这些码头的地下挖隧道通到江湾路上的日军司令部。⑩
并不是所有人都上日本人的当，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事能够瞒过青帮首领杜月笙，他什么好处都想占，任何秘密非法的活动都必须得到他的许可。｛11｝如果有商人不向他交纳保护费，就会被绑架，遭到枪击，或者房子挨炸、被烧。有一次，杜月笙绑架了蒋介石的新娘宋美龄，以提醒蒋究竟谁是老大。｛12｝
1932年，年仅44岁的杜老板已有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来自于他在上海及长江中下游直到内地的广大地区所控制的赌场、妓院、酒场、商店、海洛因买卖所得利润。杜月笙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白手起家的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名叫高桥的肮脏的贫民窟里，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在一家粮店当苦力。为了改变自己的境遇，杜月笙过黄浦江来到上海滩，在河边卖水果，接着改卖鸦片和海洛因。后来，他成为法租界毒品生意首领的差使。该头领绰号为“黄麻子”，是一名探长，也是青帮的创始人。当时有3个帮派———红帮、青帮、蓝帮，相互竞争，控制长江三角洲的毒品交易。年轻的杜月笙使黄麻子认识到他们应该可以停止争斗，彼此合作。后来，红帮和蓝帮衰落，杜的青帮继而控制了上海和周围地区的全部“生意”。｛13｝
1932年，日本对上海发动第一次进攻时，杜月笙组织了数千名青帮打手与侵略者战斗。蒋介石赞扬他英勇的爱国精神，但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为帮派利益而战。长江三角洲是杜的地盘，他不愿日本黑社会与日本军队和财阀勾结在一起，破坏他对赌博、卖淫和毒品业的控制。最终，青帮、国民党和日本制订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妥协方案，他们瓜分这些“行业”的利润，正像1932年前红帮、蓝帮和青帮所做的那样。
第三节
当时，上海职业化管理的赌博业规模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大，每星期的收益超过100万元，杜月笙在福煦（Foch）大街3层楼的福生赌场为他的顾客提供配有驾驶员的豪华轿车接送。｛14｝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赛狗赌博生意也非常兴隆。｛15｝上海有10万多妓女，｛16｝妓院、夜总会和舞厅雇佣了数以千计的妇女。最著名的歌舞厅是法伦（Farren）和德尔蒙特（DelMonte），在那里，顾客付钱与白俄女子跳舞。｛17｝
日本人也参与到这些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中。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政府独家控制。｛18｝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镇压。｛19｝缉毒局把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20｝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21｝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