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第5部分

　　　　　　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选修课‘元白诗证史’的课堂上；　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　陈先生说：　‘我是要用开拖拉机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姜先生以为：　
　　　　　　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之时；　“拖拉机曾一度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　是新事物的象征。陈先生传达出来的信息是；　他要用一种崭新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并力求得到大面积的收获。”③这是否即陈的本意不必论；　但他欲再次为史学开新局面的心态大致可见。　

　　　　　　　　陈寅恪这一次拟开展的新局面；　其中不仅包括“新方法”；　又再次要拓宽“新材料”；　专门侧重“诗词及方志笔记等”。陈撰此书固别有所寄托；　
　　　　　　他晚年深感“纵有名山藏史稿；　传人难遇又如何”；　其寄托之一大约亦希望藉此书以传其方法④。可知其所欲传之方法仍包括强调尽量扩展史料的重要性。不过；　
　　　　　　陈寅恪更早主要靠常见史料完成的隋唐两论；　已充分展示了其运用常见史书材料的学术技艺。　

　　　　　　　　陈氏的隋唐两论提示着当年在史料尽量扩充的同时；　似已出现逐渐向常见史料回归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可视为一种“扩充”；　
　　　　　　因许多新人物先已不看这些常见史料）　。此不独陈寅恪如此；　蒙文通在此前关于古史的研究即已基本采用常见书；　而邓之诚更明确其专用二十四史。同时；　
　　　　　　疑古倾向也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实际针对的目标：　傅斯年提倡“重建”；　陈寅恪主张“了解之同情”；　钱穆倾向于“心通意会”；　蒙文通着意于“通观达变”；　
　　　　　　郭沫若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得启发；　陶希圣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找证据；　其所侧重者固有不同；　
　　　　　　而皆欲与疑古倾向有别则一。这两者的结合导向一种相对而非绝对、多元而非一统的史学观念；　少了怀疑；　多了理解；　显系史学风气的一大转折；　
　　　　　　这些只能另文探讨了。　


　　　　　　　　2007…3…25　14：35　回复　
　　　　　　121。48。204。*12楼
　　　　　　罗志田教授很有才华啊

　　　　　　　　2007…6…13　13：12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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