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数量，决定了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实力，又决定了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体数目，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注释：
〔1〕《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九年。
〔2〕米的白银价格为六十三克/石，见彭信咸《中国货币史》，清代米价表，转引自余耀华《中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04页。白银与洋银的比价在一比一点四左右，清朝的一石为一百四十三斤，价值洋银二点四元，洋银三十元可以买十二点五石大米，折合今日一千七百八十七市斤。以一斤一元一角计，总计不足两千元人民币。
〔3〕参见《清史稿·刑法志》。
〔4〕参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第114页。
〔5〕据《十三法》、《十六法》编制。方括号内的内容，摘自《十六法》。见周润年、郭卫平《西藏古代法典选编》中《十六法》，第3～79页；《十三法》，第83～121页，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转引自《西藏五十年》，见“东方民族网”。）关于立法时间和十六法部分内容的叙述，参见《藏族法制史研究》第八章和第九章。
〔6〕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68页。
〔7〕〔18〕〔19〕〔22〕〔23〕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
〔8〕〔10〕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9〕乔伊·帕克笔录：《我的土匪主人》，徐有威、（英）贝思飞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
〔11〕〔12〕〔16〕〔20〕田志和、高乐才：《关东马贼》，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43、110、182、235页。
〔13〕粟价约四钱银子/石。参见《中国价格史》第704页。元初布帛的价格不详。
〔1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5，第169页。
〔1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7〕参见《水浒全传》第二十回。
〔21〕穆黛安：《华南海盗（1790—18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86页。
关于三峡库区的忽发奇想
？ 王泉根
长江三峡大坝快速关闸蓄水成库，江水立马上涨，山川骤然变容。短短十余天，库区水位已按人意上升至一百三十五米，形成长达四百三十六公里的河道型水库；至2009年，最终将形成长达六百六十公里、深达一百七十五米的世界第一大水库。如此神奇，如此壮观，如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当年“高峡出平湖”的浪漫诗篇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开端变为“当惊世界殊”的现实。
三峡工程蓄水成库将带来许多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长达千里、深越百米的库区湖面，立马将形成上百座“岛屿”（孤岛与半岛），如睡狮，如蹲虎，如卧佛，如醉汉，如飞来石，如棒槌岛，山头峰顶，千奇百怪，浮岛绝境，蔚为壮观。如此人造天设的气象，远远胜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关库以后库区所形成的千岛奇观。当年新安江水库曾因此而被诗人郭沫若誉之为“千岛湖”，如今三峡水库更为神奇的岛屿形成以后，自然将会引来无数诗人骚客的联翩浮想与绝妙好辞。但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将立马摆在国人面前：这上百座库区岛屿应如何对待？如何利用？如何开发？这既使人兴奋，也使人忧虑。已有学者撰文提出过某种担忧，其中最抢眼的莫过于冯骥才先生的担忧：有关方面将库区岛屿视为天赐的旅游胜地，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发财致富的极好良机，抓住机遇掀起旅游开发热潮。于是，盖寺建塔，安佛立神，开山凿洞，设危造险，大搞“人文景点”；于是，旅舍、餐馆、度假村、游乐园、商业化的“明清老街”遍布于昔日的荒山野岭；于是，廉价的享乐主义的现代建筑、粗糙的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舶来的千奇百怪的小洋楼建筑拔地而起；于是，将三峡库区，也是将具有悠久历史的积淀深厚而迷人的长江，改变成为一条浅薄的、庸俗的、旅游化的、生态环境不堪设想的长江。冯骥才先生忧心忡忡地设问：“我们真的会这样吗？”答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心释然。因为对于‘新长江’还没有一个文化法规，我们对未来的长江还没有任何文化设想，谁说可以阻止或避免上述那种文化灾难的出现。”（冯骥才：《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杞人忧天，良有以也。冯骥才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可谓“慧眼独具”。我们究竟应如何对待三峡库区这上百座岛屿？顺着冯骥才先生的思路，笔者忽发奇想，欲借报刊，略陈一策，允为野人献芹，以呈国人。
简单地说，笔者的想法是：对三峡库区的所有“岛屿”实行封闭式管理，封山育林，人退物进，不搞人文开发，而是还岛于自然，还岛于动物。
具体细说，就是将库区的所有“岛屿”——变成野生动物的乐土，一岛一物，或一岛多物，使之成为鸟岛、蛇岛、猴岛、猿岛、象岛、熊岛、鹿岛、野牛岛、野猪岛、猩猩岛、虎豹岛、豺狼岛……尤其是正在灭绝的野生国宝动物，更应在此建立专门的保护区（岛）。由于库区各岛孤悬，四周围水，人迹难至，因而动物居此自然绝对安全；更由于三峡库区地处西南，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空气湿润，阳光明媚，没有严寒冰雪，更没有沙尘暴，因而十分适合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库区岛屿开辟一些“宠物岛”以及“怪兽岛”。这次“非典”的罪魁祸首据说是果子狸，但也有科学家持反对意见。到底是动物将“非典”传染于人，还是人将非典传染于动物，人类恐怕还一时难下定论。为了不造成动物界新的冤假错案，我们可以把果子狸之类这些“有争议”的动物，关进库区专门开辟的孤岛上，以做彻底研究。至于因“非典”而被无辜抛弃封杀的宠物，我们也完全可以网开一面，为它们专门开辟一座或多座“宠物岛”，将它们集中圈养在一起（有人管理），宠物的主人以后可借旅游或专程来此“探亲访友”，这也是开辟旅游客源的一条途径。
当然，我的以上“奇想”只是书生意气的浪漫设计罢了，真正实施起来，将会涉及到动物学、生态学、水利学、地质学、天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尤其是“社会利益”“经济效益”这一门十分现实而棘手的学科。
但我确信，倘若我的这一奇想果能实现，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如此畅想：当三峡工程完全建成以后，人们从库尾的重庆乘船东下，但见千里库区，浩浩荡荡，上下天光，一色万顷，座座浮岛如碧螺镶嵌水面，两岸猿声，四山虎啸，鹰击长空，鸥飞湖面，鸟栖于林，鹿鸣于野，江风徐来，水波不兴，朝晖夕影，气象万千。“澹澹兮，其若海；飂飂兮，若无止”（老子《道德经》）。此真乃人间胜境，其乐何极哉！
诚如此，则三峡有幸，长江有幸，今人有幸，后人有幸，生活在库区岛屿上的无数野生动物则更有幸矣！
道义迷失的历史痕迹
？ 于展绥
刚来加拿大时，我和朋友去买电脑。卖主是一位即将回国的、十分年轻的中国学生，他告诉我们，移民后因为既入不了这里的大学，又找不到工作，所以只好“忍痛割爱”，把刚买了几个月的电脑卖掉后回国。我们听了他的解释，又查看了电脑，觉得很满意，于是成交。但当我们要拿走电脑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他要一周后才回国，还要用一下电脑，能不能一周后再来取。我们答应了。一周后，当我们把电脑取回家后，才发现我们拿到的电脑比当初看到的那台年长近两岁，尽管外观相差无几。当我们把这件事说给一个在北美生活多年的亲戚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中国人？”他说话时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国人似的。我的心中非常诧异。后来旅加的时间久了，这种诧异的感觉就逐渐淡漠了，因为每当我买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同胞都会很善意的提醒我：“别买中国人的东西。”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都仿佛忘记了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日后的经历也证实，和外国人打交道要比和我们的同胞打交道，令人放心得多。
我们总是抱怨别人不信任我们，声称那是外国人对华人的歧视与偏见。实际上，最令人震惊与悲哀的是：首先是我们自己就不相信自己，换句话说，对道义、诚信缺失的体认与确信首先来自于我们的内部。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与不信任，是我来加后最为深切的感受之一。发生于加国的两起著名的华人被害案，凶手（疑凶）都是我们的同胞。联系到国内官场、商场中欺诈成风，谎话、假话、空话满天飞，各种统计数字、报表水分多多的现实，我们就不能不对我们的道义、诚信状况产生深刻的忧虑与反思。
来加后，学习之余，我最常看的中文书就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其中的一条注释引起了我的注意与联想。《论语·子路》写道：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此：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条语录的本文很浅显，而且后两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已成为现代汉语的习惯用语，毫无翻译的必要。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隐”，即“隐”的方式问题。
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要为他隐瞒。隐瞒的方式无非有三种：一、保持沉默。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面对别人的指责保持沉默，往往就意味着默认。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来“隐”的可能是最小的。二、不承认有“攘羊”这回事。这是一种对事实的全盘否定。这种隐瞒方式最为彻底，但有漏洞：万一你“攘羊”的时候恰好被人逮住、或者是被人亲眼发现，你难以抵赖。三、承认“攘羊”的事实，但对“攘羊”的动机、过程等作出“超出常见”的解释。这里的关键是关于“攘”的理解。这里要强调的是，“攘”不是偷，只是帮你牵回家，帮忙看护、照顾之意。解释有很多种：你的羊跑到街上，我老爸怕被坏人偷走，又不知主人是谁，只好先牵回家，而且“攘”回家之后，既要帮你喂养，又要帮你照看，颇花费了心血与银子等等，诸如此类。所有的解释都指向相同的事实：羊是我老爸“攘”的不假，但是出于好心，所以这种“攘”不光无损于你，甚至还有恩于你，属于学雷锋、做好事的性质。这种“隐”的方式最为高明，符合逻辑，天衣无缝，甚至有“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的功效，为后世所广泛采用。中国文化中讲谋略、权术、兵法、阴谋、阳谋的书籍之多，中国历代政治中暗箱操作之盛行即是明证。
然而，真正令我惊讶的倒不是孔子肯定亲子相瞒的正当性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孔子在肯定这种“以亲遮义”时的那种毋庸置疑、理直气壮的态度与口气：“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偷了别人的东西，互相隐瞒，不仅没有丝毫理亏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正义在握”的理直气壮，天底下有这样的道德准则与逻辑吗？无论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如何巧舌如簧，百般狡辩，有一个事实不容质疑：道义、正义感的缺失就发生在我们文化的源头。
面对原儒中“道义缺失、正义为血缘遮蔽”的事实，后世儒家抱持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论语今读》中恰巧收录了几条前人关于此条语录的注解，以及李泽厚本人的解读，从中清晰地映现出儒学义理承传的历史痕迹。
先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鼻祖朱熹是怎么说的。《朱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