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罗丹笑着回答。”
西哲学问多源于口述，中哲亦然。我国几部传世经典都出于记述，所谓“先王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说明，无论是出言者，还是记录者，都无专门著述之意，所谓经典不过是对先王口述的记录。换言之，口述者有思想，但却不亲自写作；记录者无思想，却是笔录意义上的“作者”。这是古典学术的重要特征。先秦诸子也大多不自己写书，多由门人弟子集纂而成，弟子中有再传，也有三传、四传的。所以，从现代人的写作观念看，完成一部书的时间跨度往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庄子》一书，就很难辨明哪些是庄子的“原装”，哪些是后学的阐发。对此，吕思勉先生一锤定音：“明乎此，则之诸子之年代事迹，虽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凿求。若更据诸子中记事以谈古史，则尤易致误矣。”（《论读子之法》）“述而不作”，不仅是原始儒学一家的规范，也是诸子百家的共性。所谓“述而不作”有两层涵义：一、述，承袭、因循；作，创始、更新；谓只沿袭因循，而不自立新意；二、述，叙述、陈述；作，写作、创作；谓只口头陈述，而非自己拿笔写作。这两种意思在《论语》中均有体现。第一层大家谈得很多，第二层往往容易被忽略。其实，这一层也很重要，它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当时诸子的学术活动均以口头讲述为主，当时能达到“子”的地位的人很少自己费力刻竹简写作。
在散步中“即事言理”、“感物触怀”的例子在《论语》、《庄子》中也俯拾皆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都是散步者，足迹遍布山川大泽，在游动中感悟自然宇宙的真谛。《庄子》中就有两篇以“游”命名：《逍遥游》、《知北游》。他还说：“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外物》）庄子本人的思想火花也是从“游”——广义的散步中迸发的。如著名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命题，就萌生于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欲使他去做官，庄子持杆不顾，曰：“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繁茂，却无人砍伐，于是发了一番“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的感慨。庄子那大匠“运斤成风”的典故，也是发生于“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的具体语境中。总之，作为思想家的庄子，作为散步者的庄子，以及作为口述者的庄子，是如盐在水，难分彼此的。就连他将死，诸位弟子想厚葬他，庄子也辞之以“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至死还想生活在他曾“游”过的大自然中。庄学尚无为、亲自然，所以喜爱户外散步，边走边说。原始儒家亦然。《论语》中那么多“子曰”，就是中国学问源于口述的最好证明。一篇《史记·孔子世家》，就是一幅幅夫子颠沛流离的图画；客观条件与主观意愿，都不允许他坐下来写作。据载，一次孔子说“予欲无言”，子贡就有点着急，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可见，“述而不作”，亦隐含只口头叙述而不动笔写作之意，起码孔子学术活动的事实是如此。而思想的口语化，无疑与散步这种筋肉松弛方式有着亲密联系。口语，只凭借声带的振颤和空气的流动，是灵感最快、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思想的加速器；而散步，则为这种加速器提供了最佳能源。孔门弟子曾点崇尚“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户外生活境界，孔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可见他内心深处对散步、移动的向往。实际上，他的诸多名句都是在户外散步中完成的，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等等，无论如何不会是室内书斋的产物。散步中的感悟脱口而出，形之语言必然是通俗易懂，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论语》中的话却句句晓畅明白，恐怕与散步的口语化不无关系。
散步的哲学，必然是口语的哲学；反之亦然：口语化的哲学，一定有散步的因素在内。拉杂写来，略无诠次，视为一次思想的散步可也。
数码时代的阅读与写作
？ 赵 勇
一
忝列为读书人，便免不了要想一想读书人的“本体”问题：我们现在怎样读书。然而，也偏是这样的问题在今天变得不容易回答了。
怎样读书在古人那里原本不成其为问题，比如，清人何绍基就对怎样读书有过如此说法：“古人之书固以义理为主，然非文章无以发之，非音节无以醒之。即六经之文，童年诵习时，知道甚么文字，壮后见道有得，再一吟讽，神理音节之妙，可以涵养性情，振荡血气，心头领会，舌底回甘，有许多消受。至于三史诸子百家集，本是做出的文章，若不高声读之，如何能得其推敲激昂之势。”〔1〕在他看来，所谓读书实际上就是要高声朗读。高声朗读可以渐悟或顿悟书中义理，可以养血补气，文章之精妙、义理之呈现、情性之汲取，通通都是通过吟咏诵读获得的。
显然，我们现在已不可能如此读书。何绍基所说的那种读法是对经典的阅读，经典在古人那里实际上就是四书五经，后来又加上了历朝历代传唱下来的诗词歌赋，其数量虽然不少，但毕竟是有限的。自从印刷文化勃兴之后，书籍可以批量生产了，我们需要读的书也越来越多了。先不考虑值不值得朗读的问题，你现在要是把一部四十万字的小说朗读下来，你将会获得什么呢？我想除了口干舌燥之外别人还会说你是个傻冒。这样，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从音读走向了默读，我们学会了一目十行，还学会了与默读成龙配套的思维方式。
很难说从音读走向默读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化，只能说音读是口头文化的产物，而默读则是印刷文化的馈赠。因为默读，我们已丧失了古人那种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的读书姿态，但是我们学会了阅读时候的沉思默想，学会了向书“提问”，然后逼着书向我们敞开，不断地为我们作出“回答”。陈平原说：“读小说当然不同于听说书，不再是靠听觉来追踪一瞬即逝的声音，而是独自阅读，甚至掩卷沉思。读一遍不懂可以读两遍，顺着读不行可以倒过来读或者跳着读；不单诉诸情感认同，而且诉诸理智思考；不单要求娱乐，而且要求感悟启示。是的，读小说比听说书甚至读故事都要显得孤独，可正是这种‘孤独’逼得读者直接与书中人物对话并寻求答案。”〔2〕我想，在孤独中沉思，很可能就是默读的姿态，我们因此也从单纯吸纳式的音读走向了与书本的互动交往。
然而，这样一种阅读姿态在今天已经变得可疑起来，因为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读书人已把更多的视线投向了电脑，而不是那些传统的印刷文本。我们痴迷地从网上搜寻着、下载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在“超文本”的世界中漫游，急迫地从一个文本走向了另一个文本，然后用快速浏览取代了阅读印刷文本时的沉潜把玩。如此阅读，我们又将获得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获得了信息，却丢失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培养起来的“沉思”的传统。美国虚拟实在领域里的研究专家迈克尔·海姆告诉我们，现在的电脑大部分都采用初级的布尔逻辑进行搜索与查询，当我们输入一个关键词通过搜索引擎开始查询时，我们得到了成千上万个查询结果，但实际上这个结果是经过布尔逻辑之手梳理出来的结果。由于提问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可能得到的答案，所以查询方式也限制了我们在查询中所发现的东西。而更糟糕的是，“用布尔查询处理文本可以使意识的力量和理性的控制加强。这种理性不是一条可在其间把玩思索、曲径通幽的思之路……思的幽径，消失在布尔逻辑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更不消说思的逻辑了”。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读印刷文本的书与看电脑里面的书，其效果大不相同。当我们瞪大眼睛盯着显示屏幕的时候，“我们便损失了许多余光或外周视觉。心之眼（mind's
eye）也是这个道理。一种放松而从容的思想才能享受到直觉的随机应变，而处于最佳状态的思则是沉浸在人类符号中的静默。布尔查询逻辑切断了心之眼的外周视觉”〔3〕。
老实说，本人读到这里，真有点凉水浇背，陡然一惊。我们一再重复着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但实际上媒介还决定了我们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有一天，我们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却已不会思考，或者思考的方式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跳跃式的，不是越想越深而是越想越宽越远越不着四六如脱缰的野马，很大程度上恐怕得由这种快速浏览的阅读方式负责。因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向表明，印刷文本已渐渐不得人心，数码文本在慢慢受人青睐；一说查资料，我们想到的不是去图书馆，而是上网找一个最好的搜索引擎；而按照海姆的说法，即使是现在的图书馆也正在变成信息中心，而不再是供人沉思默想的场所。数码阅读的时代已然来临。
对于读书人来说，我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只是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聂尔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读书现在有了很多方式，用电脑，用电视，听录音，等等，我自己也几乎每天都要面朝电脑显示器几个钟头，但是，对我来说，所有那些都不是适当的阅读方式，只有用双手捧读那些光滑的纸页时，我才觉得自己在阅读。这里关键的一点是，我使用了双手，我把握住了那试图从流畅的视觉中溜走的东西。而别的几种方式，因为没有使用到手，我都觉得的确是溜走了什么，溜走了的不仅是隐藏于字里行间的，而且还有双手不知置于何处的呆瓜一样的我们自己。”〔4〕聂尔强调了手的尊严，这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然而，确切地说，这种感觉又只能是印刷文化的产物。再过若干年，恐怕这种感觉也就荡然无存了。就像我们现在，高声大气地朗读只是出现在小学生的课堂里，或者只是残留在遥远的记忆里，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朗读为何物了。
二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习惯时，马原曾披露过这样一个“怪癖”。他说他写小说的时候一定得把窗帘拉上，一定要有灯光，而且还必须是那种有光束的台灯。“为什么我喜欢灯光投射在我的稿纸上？稿纸在灯光的光圈之内，而光圈之外的空间在视觉上不可见、不可知，至少是矇的，它对我在写作时的心理就会形成某种特殊的意义。”“我一直认为，写作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从现实逐渐进入幻觉的过程。”〔5〕
纸、笔、光圈、光圈里外有别的空间以及由此生成的幻觉，这样的写作习惯显然是非常古典的，然而，也正是这种古典的写作方式成就了马原小说的魔幻色彩。现在我们想想，如果马原使用电脑写作，面对的是白花花的显示器而不是光圈之内的三百字的稿纸（他对三百字的稿纸情有独钟）〔6〕，他还能进入到一种白日梦的状态写出那种韵味十足的小说吗？不得而知。马原的写作高峰期出现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据我所知，当时的作家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换笔”，马原自然也不可能使用电脑。如今，许多作家已把“稿纸上写”转换成了“键盘上敲”，而马原好像已不写小说了。
不写小说的马原自然已无法回答在新的写作工具面前如何实现他的“怪癖”，但是当旧的写作工具被束之高阁、旧的写作习惯也魂不附体之后，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数码时代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数码时代的写作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想，最能看得见的变化是手稿的消失。打开鲁迅先生的手稿，你会发现有的文章用的是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有的文章则用的是行楷行草，勾勾划划。而那些勾划、涂抹、删除、添加的地方尤其醒目，它们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呈现出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的犹疑、遗忘、突然的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情都已被毛笔镌刻在宣纸上，固定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然而电脑写作已消灭了这些环节与程序。我们打开电脑，就像工厂里的工人打开一台机器的按扭；然后我们对着屏幕把自己的感情或思想敲进了硬盘里。那些不断浮现出来的宋体字规规矩矩清清楚楚，可我们却总是担心着它们的不慎“丢失”。一篇文章“写”出之后，我们也要反复修改，但每一次的“保存”却会把修改的痕迹消灭得干干净净。最后，我们发出了“打印”的指令，在轻快的声响中，一行行文字被印在了七十克的A4纸上，于是，我们完成了文章的全部“生产”过程。
确实，电脑写作更容易使人联想到“生产”乃至“批量生产”，而不是创作。而对于这种“生产”，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了它与传统书写的区别。马克·波斯特指出：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手稿作为原始件，具有价值。学生和学者查阅它们时，还能抱更接近作者意图的目的，抱着从中发现‘真实’文本或看出文本的演化过程的目的。在作者所做出的修改中，写作的过程，即文本的形成过程被物质化了。这些修改往往可以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从创造一件物质事物的整个过程中清楚地看出来……很难想像会有人为一张软盘上的文件付出相似的兴趣。”〔7〕
收藏家或图书馆当然不会去高价购买一张软盘或一堆打印稿，因为这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产品。它们与那些手稿相比之所以会变得一文不值，就是因为它们太干净太整洁了，它们因此而丧失了本雅明所谓的“灵光”。不过，对于当今的许多作家来说，“灵光”的消逝也许并不是一件如何伤感的事情，因为他们大部分已不会写毛笔字，钢笔字也往往写得歪歪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