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联系到他早年的信仰，“巴金”又是多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尽管巴金否认，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个笔名与他所热爱的政治事业和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巴金关于“巴”的选定的回忆和解释，当然并非完全虚饰。他在沙多－吉里寄寓拉封丹中学并继续写作《灭亡》时，的确有一个同学姓巴，而且这个同学的名字，现在仍可在拉封丹保留下来的花名册上找到。我猜想，巴金可能是因为认识了这个同学，才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的确有“巴”这个姓。这样，当他确定笔名以“巴”为姓时，就理直气壮了。而“金”，他自己承认与克鲁泡特金有关。我还想，李芾甘在确定用“巴金”这个笔名时，难道没有想到人们非常自然的联想吗？但他没有犹豫。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一是，以往他曾使用过不少笔名，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想到这个新笔名会很快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一直用下去；二是，此时的他并不避讳类似的联想。至少，我愿意做这种理解。
即便按照巴金本人的解释，他的笔名至少与克鲁泡特金有关。
从十五岁第一次读到《告少年》那时起，克鲁泡特金就以其思想、人格、著述而深深吸引着巴金。在以后的日子里，巴金不仅重译了《告少年》并易名为《告青年》，而且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理论专著《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变革与经济的改造》等，数量之多超过任何别的人。另外，他还主编出版了《克鲁泡特金全集》。在描述巴金一生时，克鲁泡特金实在是不可缺少的篇章。在翻译出版克氏自传后，巴金1939年曾这样说过：“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把我的全部著作放在一起也无法与这书相比。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甚至我的拙劣的译文也不能使这书的光芒黯淡。它温暖过我的心，它也会温暖无数青年的心。它帮助过我的知识的发展，它也会帮助无数的青年的知识的发展。”
巴金早期的社会理想完全是从克鲁泡特金那儿来的。“经济的平等保证着政治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促成经济的平等。”这是巴金所赞成的两大目标。
对巴金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关于道德的学说。不论他在二三十年代翻译、解说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还是四十年代他运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与赖治恩神甫展开关于人生哲学的论战，都体现了他的完整的道德观念。他的道德观基本上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主要内容也是包括人性的三个要素：互助、平等、自我牺牲精神。
自我牺牲的思想，是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最高的道德认识，又是与互助思想、平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克鲁泡特金认为，每个人都有着过剩的精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报酬地给与他人，在别人的幸福中感受到个人的最大乐趣。这个思想，巴枯宁有过更为明了的论述，他说过：“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
巴金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也喜欢一再引用这些话，并加以发挥。他这样表述过他的道德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快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巴金正是依据这种道德观来理解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关于巴枯宁，他写道：“他出身贵族阶级，然而却能舍弃历来相传的习惯、成见和阶级的利益，来鼓吹革命，什么财富品位、荣誉、快乐等等现实社会中人们所重视的东西，他都完全唾弃不顾。”他赞扬克鲁泡特金为了反抗沙皇专制制度，“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去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的精神，并称克鲁泡特金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
互助、平等、自我牺牲，是巴金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思想是人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情操和道德观念，个人主义是容易毁灭的，而人类不会毁灭，群众不会死，只有将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之上，个人生命的意义也才得到永生。1927年，巴金在法国开始翻译《伦理学》。他在译序中说：“克鲁泡特金是拿这部著作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我牺牲之火，他用的方法便是使人们相信‘幸福并不在于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这里，还应该补充提到巴金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刘师复的敬意。刘师复受克鲁泡特金理论的影响而组织“心社”，他制定了严格的戒约，其中有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等等。这种严格修身的生活态度，对巴金这样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青年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官僚的子弟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修养。孔子对颜回安贫乐道的称赞，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孟子关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的格言，都是教育青年人要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克鲁泡特金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你不愿意别人加到你身上的，也就不要加到别人身上”的思想，也是完全相同的。巴金虽然很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封建家庭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他对道德修养的兴趣，他在成都参加社会团体，办刊物时，就介绍过刘师复的心社戒约。
从克鲁泡特金等人那里，巴金感受到的正是人格的力量与道德的光芒，而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无意之中踏上文学之路，对于巴金来说，其实应该说也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克鲁泡特金说过：“用你的笔为革命服务，雄辩地、绘声绘色地为我们描绘出人民反抗压迫者的英勇斗争，用光辉的革命热情来点燃青年的心。”美国研究巴金的专家奥尔格·郎（Olga
Lang）女士曾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与他的文学作品并不如巴金自己所称的是两回事。巴金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他写作的目的是鼓励读者投入革命，将这不合理、不道德的社会改造成平等正义和众人幸福的社会。”虽然实际情况也许并不像奥尔格女士说的这样简单和绝对，但当巴金偶然间将一个个片段串联成《灭亡》并走向文坛时，选择与克鲁泡特金有关的一个笔名，也就水到渠成了。尽管巴金不愿意公开承认，或者说在表述上有所顾忌，但历史就是这样在他身上发生。
“巴金”这个笔名，未来的人们还会不断地加以解说，不管巴金本人是否情愿，也不管是否符合他的解释。
历史在心中延续
几十年后，凡宰特、萨珂事件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1974年，根据美国法律，凡、萨审判档案公开；1977年，在两人被处决已有整整半个世纪之际，马萨诸塞州州长决定将1977年8月23日定为“凡宰特和萨珂日”，并为他们昭雪。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巴金正在经受“文革”的磨难与煎熬，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不可能知道。如果知道，他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当年，巴金不仅发疯似地四处写信控诉美国法律的不公正和非正义，他还在《平等》等刊物上发表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章。后来，他将在巴黎书店买到的那本凡宰特的自传《我的生活的故事》翻译出版。如今，世事变迁，岁月流逝，一个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已成了年过古稀的老人，而历史的大起大落，更是早已把他大大改变。
在巴黎亲历的凡宰特、萨珂声援与抗议事件，以及他们最终的悲剧，巴金从来没有忘记过，当然，因为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方式的表现。
五十年代发生的“法斯特事件”值得解读。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创作过《公民潘恩》、《斯巴达克斯》等重要作品。1953年，他发表了新作《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多年前的不公正审判的真相予以披露，对两位受难者的人格与精神予以赞美。中国翻译家冯亦代和杜维中翻译了此书，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翻译时，凡宰特译为凡塞蒂。
我就此书询问过冯亦代先生，为何事过二十多年后法斯特重提此事，而中国当时要出版。他告诉我，一个直接原因是，在冷战最紧张时期，1952年美国进行了对世界著名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的审判。法院不顾全世界各地的抗议，仍将他们判处死刑，简直就是萨珂、凡宰特悲剧的重现。正是这一原因，法斯特的这部作品出版后随即引起反响，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备受欢迎。他还说，他过去读过巴金关于描述萨珂、凡宰特的文章，所以，在中译本出版后，他还特地送给了巴金一册（据前几年的消息，罗森堡夫妇因牵涉间谍案而被判刑，并非政治审判，因此，这与萨珂、凡宰特案件性质不同）。
然而，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1956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报告被披露出来，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思想的大裂变。一向激进、左倾的法斯特，决定退出美国共产党。1957年2月1日法斯特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党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法斯特招致猛烈的声讨和谴责。
中国文学界对法斯特的批判在1958年年初开始。巴金应《文艺报》之约，写来批判文章《法斯特的悲剧》。正是这篇应命之作，巴金招来对自己的批判。
从1955年不得已批判胡风、批判路翎以来，巴金已经不止一次写这类表态性文章了。被迫表态并批判法斯特，对巴金显然是一种痛苦。巴金读过法斯特的《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而且，他引用的法斯特的文字与冯亦代的译文略有差别，可见他参阅的可能是英文本。查巴金日记，1953年11月5日写道：“晚看法斯特小说很受感动。”此时他在朝鲜战场，而10月26日，他刚刚收到弟弟李采臣从上海寄来的三包书。他所说的小说，应该是指《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的英文版。当年巴金经常订购国外书籍，法斯特的书估计是在他赴朝鲜之前定购的。
阅读《萨珂与凡宰特的受难》，巴金再次激动。于是，在他和法斯特之间，萨珂与凡宰特是连接彼此情感的纽带。现在，在他内心中，又怎能把一个以赞美笔调描写他心中英雄的作家，简单地看做叛徒而讨伐呢？尽管随着环境的变化，他已不再像巴黎时期那样吟唱高歌，但对于曾直接影响过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凡宰特，他永远不会忘记。法斯特的作品把巴金心中的英雄用文学形式塑造出来，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再度引起世人对这个悲剧的关注，我相信巴金对此是会深深感激的。
法斯特描写了凡宰特走向电椅时的最后场面：“他们并没有预见到他走入行刑室时的那种雄狮般的英姿，以及他站在他们面前时的那一幅尊严的神情。”法斯特记叙了凡宰特最后的话：“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是无辜的。我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行——宗教上的罪过也许是有的，但是绝不是罪行……”
现在，在《法斯特的悲剧》文章中，借惋惜法斯特，巴金终于有机会又一次提到凡宰特和萨珂的名字，提到1927年他在巴黎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也终于有机会再度向他们表示敬意：
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过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尔德、萨珂与凡塞蒂都是些诚实的人。……两个意大利工人萨珂与凡塞蒂死于美国民主招牌掩护下合法的谋杀。他们正是依靠着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援助，才能够在死囚牢中支持了七年，最后勇敢地死在电椅上。
正是有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和内在的感情联系，虽然是谴责文章，巴金却在行文中仍想委婉地表现出对法斯特的理解，把法斯特的事情看做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剧”。他试图从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角度来解释法斯特的转向。他甚至说“我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真诚”。在批判声高涨的时候，在只需要狗血喷头似地讨伐的时候，巴金通篇惋惜声声，自然招致一阵对他的批评乃至批判。在立场坚定、态度明确的读者看来，法斯特无非是一个叛徒而已，对这样的人是无须同情和理解的，更不能肯定过去。《文汇报》1958年6月11日发表的《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再次商榷》，可以看做此次对巴金批判的代表作。应该说明的是，八年之后，“文革”爆发，此文的作者徐景贤成了上海滩的一个风云人物，并且还是巴金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对巴金的批判。
不仅是凡宰特、萨珂，在法国经历的许多事情，已化为滋润巴金生命的泉水。尤其是在“文革”磨难时，它们成了他的精神中不可缺少的支撑点。
譬如，他说过，在“文革”中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里，他的思想便常常飞到写作《灭亡》时的法国小城，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他坦率地说：“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异国的墓园。这正好说明我当时的穷途末路。”
最应重视的是，在亲历了电视现场直播的批斗大会、干校惩罚性劳动、妻子萧珊因病去世等一系列痛苦之后，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