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应重视的是，在亲历了电视现场直播的批斗大会、干校惩罚性劳动、妻子萧珊因病去世等一系列痛苦之后，巴金重新开始回溯俄罗斯民粹派的历史，借此来慰藉伤痕累累的精神。
1973年7月，巴金接到通知，对他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同时，在巴金的请求下，同意他做一些翻译工作。巴金首先选择改译屠格涅夫描写民粹派历史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四十年代，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这部小说，现在，他根据俄文本重新校译。每天抄录，一页，一页，屠格涅夫笔下那些熟悉的人物和场景，让他重又想起自己曾经读过、译过、写过的民粹派英雄。
在重新校译《处女地》的同时，巴金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而在巴金这里，屠格涅夫与赫尔岑本身也是紧紧连为一体的。“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屠格涅夫关于《往事与随想》的评说，引起巴金精神上的共鸣。
巴金第一次读到《往事与随想》是在法国。让人吃惊的是，巴金居然能够清楚地记得是哪一天买到它，并且强调地写出来。
明显地，当巴金决定校译《处女地》和翻译《往事与随想》时，他的心境和精神状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
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
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
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
曾经熟习的震颤；
为了回忆中的忧伤
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这是《往事与随想》第一卷的卷首题词，赫尔岑引用的是尼·奥加略夫长诗《幽默》中的几句。译文多漂亮！它无疑是巴金此时心情的最好写照。他有踏上旧日之路的激动，同样，他也有回忆往昔时的忧伤。
经过大变故，巴金的心境、思想与“文革”初起时的唯唯诺诺的状态相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他的反思从翻译开始。他在赫尔岑的回忆录中感受历史与现实。他也在仰天长叹。这就难怪“文革”结束后，1977年5月第一次发表文章与读者见面时，巴金在《一封信》里能够这样敞露翻译《往事与随想》时的心迹：
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法国生活的记忆，早期的精神体验，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巴金的生命行程中延续着。
凡宰特的两封信巴金也一直珍藏着。八十年代，经他提议和支持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在北京成立后，他将它们捐献给文学馆。它们与巴金捐献的其他文稿与著作相伴，用遥远的巴黎往事，向我们呈现巴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篇章。
不知在由哈佛大学收藏的凡宰特的档案中，巴金当年寄去的照片尚在否？如果在，照片上是否有巴金题写的赠言？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思想史是奔腾的江水
巴金再次走进巴黎，是在1979年4月，距1928年年底离开巴黎刚刚五十年。与他同行的有孔罗荪、徐迟、女儿李小林。
陪同巴金一行并担任翻译的是高行健——二十年后，他以法籍华人作家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巴金在巴黎》一文，生动记叙了巴金重返巴黎的行程。
重回巴黎，巴金还是住在拉丁区。迎接他的是鲜花，是读者的簇拥，是演讲会上热烈的掌声，还有书店里醒目地摆放着的《家》的法译本。而在《家》之前，《寒夜》与《憩园》的法译本早已售罄。
身份变了，但对法国的那份情感依旧。高行健这样写道：“巴金的话不多，却总是朴实诚挚而谦逊，他谈到他来到法国寻找他旧日的足迹，谈到他是在法国学会写小说的，谈到痛苦而悲哀的时候，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和左拉曾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来向法国老师们致谢来的。”
人已衰老，不可能一一重返当年逗留过的地方，但巴金还是来到了先贤祠，来到了协和广场。当年凝望过的卢梭雕像被毁于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期间，重修的雕像模样虽然已改，但仍让巴金注目良久。他又一次向他心目中伟大的“日内瓦公民”献上敬意。
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就在家里接待了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
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到自己在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巴金只提到了以上几位法国作家，他本应还提到与卢梭他们一起影响过他的那些俄罗斯人，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妃格念尔，更应提到他的“精神上的母亲”高德曼。他没有提到，但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他们。当年他赞美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牺牲精神，认同他们关于奉献生命的道德主张，现在仍内在地促使他对自己的无情反思。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关联，巴金是不可能对自己身上曾经有过的软弱、人云亦云、违心地批判自我和批判友人等，有那么深深的内疚和痛苦。时光流逝，尘埃落定，他仿佛忽然间发现自己竟走了一条如此漫长的曲折道路。
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但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他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给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出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点也必须强调指出，《随想录》是在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上发表，与内地相比，那里少了许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断遇到批评，文章甚至遇到开天窗的厄运。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禁忌？！
太可怕了！十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广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大王万世圣明！”（《“思想复杂”及其他》）
今天再读这些文字，老人的愤慨与勇气难道不应该钦佩吗？
假如忘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简单地贬斥巴金的努力与贡献，把他所提倡的“说真话”讥讽为“小学二三年级水平”，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对一位老人的苛刻。至于把巴金写于《随想录》之前的作品，如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重又孤立地拿出来按照现在的一些观点来予以“讨伐”，更是不可取的粗暴与简单化。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