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或许根本不能发表。就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它们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化了的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生命在艰难地延续
巴金是长寿的。到2003年11月25日，他将度过99岁生日，按照中国传统，这也是百岁华诞。从1904年走到今年，巴金跨越两个世纪，生命的行程整整走了一百年。在中国作家中，如此高寿是少有的。喜爱他、敬重他的亲友、读者，自然为他的长寿感到高兴。
长寿是一种幸福，然而，病魔折磨下的长寿却是巴金的痛苦。
生命的延续极为艰难，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巴金幸或不幸，在承受痛苦中走到生命的第一百年。
巴金早年身体多病。十四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曾想报考北京大学，却被检查出有肺病，不得不放弃。肺病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巴金的亲戚或友人中，就有多位因肺病而英年早逝。这就难怪在巴金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寒夜》中的汪文宣等都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肺病痊愈后，巴金的生理机能却出奇地好。虽然七十几岁时，巴金已经步履蹒跚，言谈乏力，与另外几位比他年长或稍小的作家，如夏衍、冰心、施蛰存等相比，要明显衰老。但这只是外表，除走路、说话困难之外，他的记忆、思维一直非常出色。而且，我注意到，从1982年第一次见到他，十几年里，他的样子外表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而已。他一次又一次闯过难关，一次又一次挺过来再次拿起笔，一直到1999年病危时被插气管抢救，他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生命艰难地延续着，因为有优越的医疗条件，有爱戴他、尊重他的医护人员精心周到的治疗与照顾，同时，更在于巴金有良好的身体机能，有超出常人的承受痛苦的坚忍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
生命在病房里延续。自年过九十之后，疗养院和病房就渐渐成了巴金最后的家。在新的家里，巴金感受着家人与医护人员对他的爱，也承受着痛苦，在痛苦中继续着回忆、写作与思考。
陆正伟先生作为晚年巴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一方面为巴金拍摄了大量生活照片，一方面还为巴金读报、读刊物。从他关于病中巴金生活的记叙文章，我们了解到巴金每当听他念文章时，随时会发表评论。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关注着时事，关注着文坛。
1997年，当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时，巴金感到非常激动。在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他特地在信纸旁边加上一句：“为香港回归欢呼！”
病中的巴金还是一团火，用他的真诚用他的爱感染读者、感染周围的人。每当看到有哪个地方受灾，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对“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也有着同样的热情。1997年夏天，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巴金、柯灵等人的签名本拍卖所得款项资助一所贫困地区的小学时，巴金欣然用颤抖的手为学校题写校名——石关希望小学。几年来，他到底有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为贫困学生伸出援助的手，家人没有统计过。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汇款人就是这个写出《家》、《春》、《秋》，写出《随想录》的巴金。
对于巴金，想做的就是献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爱，不求回报，不求张扬。从热情投入社会革命到勤奋创作一生，从捐款二十五万元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不间断地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在奉献着自己。用他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话来说，奉献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三十年代初他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在前几年宣布封笔的时候，他说过：他不能再写作了，但他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一生追求，来证明自己的心永远与读者在一起。在人们眼里，巴金这样说，也正在这样做。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或许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躺在病床上，重温友情，也是支撑巴金生命的另外一种动力。
一个人能够被他人怀念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愿意怀念他人同样也是一种幸福。对于巴金来说，友情从来就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他说自己很痛苦，但实际上，这种回忆友情的过程，对于他又未必不是一种慰藉。一个老人，能够动情地怀念故人，写出温馨动人的文字，这该是一种难得的快乐。尽管写作过程常常显得艰难而痛苦。他说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文章要写，却力不从心。字越写越大，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一次我看到，他给萧乾写封信，两页纸写了几天，还没有写完。尽管早就说过要封笔，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做到。像他这样一个把创作视为生命的作家，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笔的。1997年，他完成了译文全集的所有序跋，接着对曹禺的怀念，又占据了他的心。
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不如说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的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读它，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思想还依然活跃，还在用笔倾诉着心中的感情。
写完这篇《怀念曹禺》，巴金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年纪念。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然而，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再也没有完成。这样，《怀念曹禺》也就成了从事写作将近八十年的巴金的最后完成的作品。
生命在无奈、痛苦中延续。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然而，他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躺在病床上的巴金，生命的延续该付出多少代价，不只是个人生理上的痛苦，更有精神上的痛苦。他既然无法辞去一个又一个社会职务，也就得继续由别人以他的名义发表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也就必然要承受由此而带来的某些误解甚至非议。
每当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悲凉。
无法避免的现实。三十年代时，巴金就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七十年后，巴金还在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只不过如今他面对的是另外一张网，经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缚而已。
且让我们用充分的理解来为病中痛苦的巴金祝福吧！
且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百年行程中用自己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百年巴金以他个人的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他为这一个百年的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或许，根本不必简单概括，也没有必要比拟。在他迎来百岁华诞时，我们为他送上鲜花，为他唱一首《祝您生日快乐》。同时，更该做的事情是将他放在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位置上，用更加客观、更加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他，来描述他。对于巴金，我想，他需要的不是铜像，不是大张旗鼓的庆贺，不是漫无边际的赞颂。
“把心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