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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 ，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鳞（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 abc 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五期
七、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银洋二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实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于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粱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纪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萨达姆，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九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胡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质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帐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鳞、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