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时摸摸兜里那截小电棍，感受着它的质感。这是母亲送给我的，八万多伏，一摁电门就会出现一道小闪电，一股醒味便很呛鼻了。那种味道很特别，简真无法形容。以前我总认为是种魔鬼的味道，可是后来我才感觉到它更像精液的味道。
站在小院前，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敲敲门，想着邹蒙会出来给我开门的，结果院里并没有什么脚步声。我又用力敲敲，里面还是没动静。我便用高跟鞋的后跟去磕门。门是铁皮的，很薄的那种，如锣的声音嗵嗵响起。院里首先亮起了灯光，随后传出拖沓的脚步声，一声咆哮爆响：“谁？”
我说：“在这里租房的。”
房东说：“不是跟你说过吗，夜里十点钟关门。”
我说：“夜里复习功课了。”
门开了，房东叹口气，很不耐烦地说：“把门关好喽，如果老这么晚回来，趁早搬家。”她还嘟哝着现在找房的人多，不怕没人来住。我窝着一肚子火走到房门前，借着天光，那黑糊糊的锁撞进了我的眸里，让我的心嗵得跳了一下。没想到邹蒙并没有搬来，这让我恨得牙根儿直痒。开门拉灯，房里收拾得井然有序，桌上铺着一张蓝花格的塑料布，上面蹲着一个花瓶，花瓶里有几朵花儿，还不乏初始的鲜活。被子整整齐齐的码在那里，地板上放着我那双粉红的拖鞋。我倚门看着房里的一切，不知道该恨或者是感谢邹蒙。我把自己扔在床上，感受到呼吸里的酒味。我想，按照一般的解释，他邹蒙应该在这里等我到天亮，可是他却没等。
自我搬出宿舍后，偌大的宿舍便只有师妹兰亭了。每次去找她，或倚或躺地歪在她的床上。她看着其他空了的床自嘲说：“我是最后的守望者。”有时候我会这样跟她开玩笑，你就耐心地在这里守候，说不定哪个美丽的夜晚，几位疯狂的男生走进来，让你在幸福中用眼睛永远把这个世界关闭了。兰亭便会笑着说：“看来我得跟楼长搞好关系，让她为一切喝醉了酒的男士放行。”
四年的大学生活改变了兰亭很多，但终是没有左右了她的肤色。是黑红的那种，大家都说她有非洲人的血统，事实不会这样的。她笑起来便会暴露一对小虎牙，那厚厚的嘴唇便像卷起的小白菜叶。由于牙的关系，她的嘴唇都畸形了。因此，她每当笑的时候都显得很傻气。像她这种不自信的形象，也许她还要守候下去。
兰亭来自于延安老区，据说站在她家门洞前，便能够看到那座宝塔。我立刻便想到毛泽东披着风衣站在塔下的景象。我曾在美展上看到过那幅油画，毛主席留着长发，背境是延安的这座宝塔，显得很是英俊。想想那时候的毛主席就够酷的，敢留那么长的头发。据说在六十年代，这副作品曾印过年画，风行一时。兰亭的父亲酷爱书法，夜里睡觉前总习惯用手指在被面上划拉，结果被面总是过早地出现补丁。最让人感动的是，她的父亲曾把家里过冬的粮食全卖掉，换来一本冯承素临本的又经人临的《兰亭序》。母亲望着空缸空瓮气愤之极，偷着把那本破烂书烧了。父亲因此大病，嘴里大喊我的兰亭。兰亭出生后，父亲张口便给她起了这个名字。
由于父亲从小的熏陶，兰亭在班里的书法是最好的，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校刊的编辑。从此便开始写些豆腐块小文章登在校刊，或者写点什么“书画千秋雅趣，江山万里雄风”的硬笔字。但她偏爱于文学创作，并扬言说一定要把池莉与海岩比下去，打破北大出不来大作家的怪圈。在大三的时候，她接到过报刊的用稿通知书。记得兰亭因为那通知书差点疯了，请我们去馆子里搓了一顿，结果她啃了半个月的咸菜。没想到不久又接到刊社的通知，说稿子不拟采用，请谅解。兰亭哭得就像我们北大的别类象征，“一塔湖图”。
今天，我又回到宿舍，躺在她那张床上，把热熏熏的脚蹬在墙上那张郭富城的贴画上。兰亭羞答答地坐在对面露裸着的床板上傻笑。我读着她那有些反常的表情，问她：“师妹，是不是名花有主了，笑得这么高潮。”她伸手挠了挠头，厚厚的嘴唇盖了盖小虎牙，又露出来，说：“非也，我将要有一件重大的事向你汇报，师妹我不负重望，昨天接到了样刊与稿费汇款单。”我把墙上的脚滑下来，说：“真的假的，我可不忍心看你啃咸菜了。”
兰亭从桌上那沓资料里抽出一本杂志，翻到有她名字的那页，双手递给了我。我看着她的文章，听到兰亭在说：“我要请客，你通知我们的师妹师姐，带上他们宝贝，我要请客，我要在那条洋巷里请。”
我们称为洋巷的小巷就是机动车门对过的那条小街，似乎是草场18号门前。那是外国留学生交流的地方，里面的项目都是针对留学生消费的，一串仅够塞牙缝的羊肉串在别处五毛就能搞定，在这条巷子里你别想，不掏一元钱是不能塞牙缝的。
看她突然间这么大方，我还有点儿不适应。于是我问：“兰亭，稿费不菲？”
她说：“稿费不够没关系，我可以添。”
我说：“兰亭，免了吧，我们知道你发表了作品不就得了。”
兰亭摇头说：“请理解我。”
我说：“你真想为了这顿请啃半个月的咸菜？”
兰亭说：“请理解我！”
在兰亭的坚定与执着中，我通知了几姐妹们，并在电话里告诉她们，一定要领着他们的家属前去为兰亭庆贺。随后我便去找邹蒙，想让他与我同去。我打了他的手机，又是没开机，便感到气愤。他用的手机是我以前用的那款v66，当我换了彩屏手机后便把那款机子送他了，便于彼此之间的联系。没想到他常常不开机，曾让我抗议过多次，没想到他还是这副德性。我窝着一肚子气在校内找他，去了图书馆，去了环岛，去了他爱去的其它地方，终是没有见到他的影子。
在学五食堂前，我遇到同学刘朋，问他看到没看到过邹蒙。他脸上挂着阴邪的笑，用那种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语气对我说：“邹蒙，与一位美丽的，风流的，少妇，绝色少妇！从西门出去了。”
刘朋曾追求过我，因为没有得手，所以见面总是嬉皮笑脸的来掩饰他的尴尬。因此，他刻意地把那位少妇强调得让人很不舒服。他对着我的后背呤起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那少妇丰满之极，嫩白得很，真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齿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我回头问：“他走了多少时间了？”
刘朋又引用了曹值的《洛神赋》，说：“肖梅你算完了，人家那少妇侬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职束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费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
我说了一句“abnormality”，便往西门奔去。半路上遇到一位出租车正跟一外国人面对面站着。老外不停地比划着，司机缩着脖子，满脸的苦笑。看到我过来，他跑到我的跟前问：“同学，请问那洋鬼子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懂。”我走过去问了那洋人几句，知道他想租车去长城，但我想打车去追邹蒙，便对司机说：“他问你厕所在哪里。”司机脸上的笑容哗啦碎了，说：“我以为是个大活呢，真他妈的浪费感情。”我打开车门让他快速向西门赶，我想看看那位“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少妇，当然还要指着邹蒙的鼻子骂最难听的话，说不定我会煽他嘴巴。司机说在北大不能开快车，好不容易才办了出入证。我说我是校长的女儿，你开得再快也行。
司机点头说：“你说的呃？”
车子从机动车门出来，直抄西门。在101中学入口前的拐弯处，我看到邹蒙正与一女人钻进了夏利车。我掏出二十元扔到司机的前视玻璃下，让他超过那辆车。司机看看那钱，猛踩油门，在西苑向肖家河转弯的地方，车子赶到了夏利的前头。我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示意后面的车子停住。等夏利停住，我跳下车，走过去挡在了夏利车前。邹蒙从车里钻出来，紧跟其后的是一位长得很胖的妇女，我顿时感到放心了，心里骂了一句：“刘朋这该死的。”
邹蒙皱眉问：“肖梅你有事吗？”
我问：“打你的电话为什么不接？”
邹蒙说：“没电了。”
我说：“你不会充电？”
邹蒙说：“不要闹了，这位大姐让我去给她的女儿当家教。”
我说：“今天不去了。”
邹蒙钻进车里不理我了，无奈我挡着车子不松手。邹蒙跟那位胖女人说了几句，走下车来，低头向西苑车站旁边的健身公园走去。我快步超过他，发现邹蒙眼里变得潮乎乎的。他并不理会我，去到公园便钻到一棵树下，把脸对着树不跟我吱声。我把他的身子搬过来，邹蒙突然大声说：“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我家里还有两千多元的贷款，我还要出国留学，我还要交房租，我还要学习，我够烦的了。请你不要理我，我们不合适。”我把脸凑到他的脸边，盯着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说：“我早就提出给你钱把贷款还了，可是你死要面子。”
邹蒙低下头，没有说什么。
我说：“兰亭请客，让我们去棒场，你六点钟去机动车门前的小巷里等我。”说完，我从草地上爬起来就走，走几步回过头说：“你要是不去，以后就不要理我。”
傍晚的时候，我与兰亭她们站在巷口等着邹蒙。巷口停了许多出租车，他们要等着天亮的时候，把那些外国留学生拉到安乐窝里。以前我无聊的时候跟一位停在那里“的姐”交流过。她满面悲痛欲绝状地对我说：“妈的，太差劲了，那个黑不溜秋的洋鬼子，每个礼拜都换一个姑娘，并且都是中国的。”事实上那位“的姐”还说了很多时风渐差的问题。
这时候，夜灯街接了白昼，小巷里的灯光昏黄。由于是礼拜五的夜晚，明天不会有课了，小巷里的外国人特多。我打眼望去，发现一位黑人与白人姑娘坐在小店的台阶上接吻。天呢！那真是黑白分明。黑的在夜色里是团阴暗的影子，白的像一团棉物，缠在一起真让人大开眼界。旁边，有两位卖羊肉串的农村妇女在那里与洋人侃价。还有一位学生模样的姑娘在帮忙。听到那妇女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德语，日语什么的，真让人感叹环境对人的改造力。难怪有位英语说不好的朋友埋怨，学不好英语是环境问题，如果把只狗放在美国呆几年，它肯定会用美式英语大声叫。
第一部分第3节：国际接轨
以前，这条巷子常被工商管理人员抄的。那时候，常看到工作人员把烤串的铁炉踢翻，正旺的木炭星火般乱串星儿。后来听说那位卖羊肉串的姑娘是位北外的高材生，她来这里主要想练习自己的口语。也是后来，大家终于在国家重要领导人接待外宾座谈会上，看到了那位姑娘的面孔。从此，工商所就不太往这里跑了，因为他们知道，附近这条巷子里的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他们的脑子里装着知识与光辉前途，说不定他们明天都会出息成大人物，说不定会左右他们的命运呀。
邹蒙还没有来，我看出几位师妹有些不耐烦，都七嘴八舌的埋怨我没管住邹蒙。我又给邹蒙要了电话，结果还是关机。我吸吸嘴说：“真该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把头扬扬说：“我们不等他了，就他，小KISS，一抓一把。”我去到烤肉的摊前，点了些肉筋与软骨，兰亭跑到巷外的小卖部里提来了几瓶酒。
我喝了几口，抬头看看巷尾，还是没有邹蒙的影儿，我把一串肉撕下来恨恨地嚼着，心里想着怎么对付他。就在这时，我发现一位中国模样的女孩子与一洋人走来。那洋人用手摸着姑娘紧绷绷的屁股，很是轻佻。这种景象在北京大街上是不难见到，没办法，涉外婚姻合法化后，改革大潮的冲击后，观念的改变后，很多胞姐胞妹都感到嫁个外国人很荣耀。说白了，我们中国还不太富呀，像唐朝盛世的时候，唐僧都有那么多洋妮儿追呀，那时候国人想娶洋妞，人家洋妞都乐得屁巅屁巅的。我个人的原则是，绝不嫁老外，因为我喜欢他们身上的味道，我不喜欢混血儿孩子。就算日本韩国的我都不会嫁，因为心灵上没有归属感。兰亭对混血儿更有一番研究，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混血儿死后进不了天堂。
兰亭看着走进的洋人与亚洲女人，说：“肯定是日本的或韩国的，中国人没这么贱！”
我说：“中国的。”
兰亭说：“不是中国的。”
我说：“就是中国的。”
其它室友来劲了，鼓动我们打赌，如果被老外摸屁股的姑娘是中国的，就让兰亭请我们去舞厅蹦迪，否则，就由我来做东。我顿时从气愤邹蒙的情绪里跳出来，开始跟兰亭打起赌来。我与兰亭迎着那对男女走过去，挡在他们的面前问那位小姐：“请问，你认识一位叫高山的学生吗？”事实上，这个名字是杜撰的，我们旨在听听那位小姐的发音。因为外国人无论中国话说得多么好，但其中的几个音都无法地道。那位姑娘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对不起，我不认识。”兰亭的笑容顿是绽开，拉着我往回赶，对其它室友大声说：“绝对不是中国的，我们中国人不会在大街上让老外摸屁股的。”
我说：“这叫国际接轨。”
兰亭说：“本人声明，就算嫁给中国傻瓜，也不嫁给外国总统。”
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赌注，领着她们向舞厅走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小姐事实上确是中国姑娘，不过她并不是学生，而是做那种生意的人。她故意把国语讲得那么差，似乎也算得上是爱国的。
舞厅是美国一位留学生的父亲开的，里面有个不大的吧台，几张便座上早占满了人。我们站在吧台前，看到闪烁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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