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他说：“对偶若近于语言的，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没有字之多寡，或声之平仄，或词之虚实的，这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特性，我们不必去拘它。”然而，“文中之骈，诗中之律”，或被限于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或种种牵强刻削，这委实是束缚人的自由的枷锁，和八股试帖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现代的人，徒知八股之当废，却不知骈文律诗之当废，真是可痛！”
四是“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学”。他感慨，“文与诗之不讲究文法的在所皆是”，是谓“不通”，这是最浅明的道理，何用详论呢！？
五是“不避俗语俗字”。从中外文学发展的经验出发，张我军力推“白话为文学的正宗”，“我们如欲普遍国民文学，则非绝对的白话不可。”
3、文章以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为结论，这就是“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③、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就是说，号召台湾人民高举三个“打倒”、三个“建设”的大旗，把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则是深入论述诗歌革命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从理论上讲清楚了诗的本质，诗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为台湾诗界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文章也尖锐地指出台湾诗坛的形式主义错误，为台湾诗界革命扫清道路。
张我军的文章击中了台湾旧诗界的要害，沉重地打击了台湾旧文学。台湾旧文学的势力，像当年林琴南等人反对新文学一样，又进行了“谩骂”式的争辩。在双方激烈论争中，对峙的营垒十分鲜明。
就在张我军的文章见报后的第四天，1925年1月5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刊发了署名“闷葫芦生”的反扑文章《新文学的商榷》，除了“谩骂之词”外，主要论点有两个：（1）关于台湾白话文学，即“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是普通汉文加添几个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诸字典所无活字，此等不用亦可（不通不）文字”。“夫画蛇添足，康衢大道不行，而欲多用了字又几个（不通不）文字。”“怪底写得头昏目花，手足都麻，呼吸困难也。”（2）关于中国新文学，即：“今之中华民国之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别论，胡适之所提倡，则不过藉用商榷的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讨论”。
第二天，张我军写就那篇著名的反驳文章《揭闷葫芦》，同年1月21日在《台湾民报》3卷3号发表。张我军认为，闷葫芦生的《新文学的商榷》完全没有触及新文学的根本问题，“只是信口乱吠罢了”。张我军说，按理，和他理论，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要玷污了自己的笔，然而，最终还是写了此文，那是“欲借此机会多说几句关于新文学的话罢了”，也就是说，他要向台湾文学界进一步宣传新文学。于是，针对闷葫芦生的错误观点，文章论述了两个问题。
1、为“新文学”定位。
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首先，“汉文学即中国文学，凡用中国的文字写作的有韵无韵的诗和文，而含有文学的性质的都是中国文学（以下都是说中国文学，因为说汉文不甚通，中国人也已不用了）”。其次，“所谓新文学，乃是对改革后的中国文学说的。所以说新者，是欲别于旧的。所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当然是包含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然而台湾的中国文学家大都把新文学摒除于中国文学之外。”接着，张我军生发开去，幽默地打了个比方说：“若照他们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才是中国人，而‘新中国人’便不是中国人了，若不是中国人是什么？”接下来，笔锋一转，张我军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台湾旧文学势力的领军人物连雅堂的谬论：“实不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是指‘新的中国文学’呢？难怪乎如某大诗人说提倡新文学的人都说‘汉文可变’！”其三、中国的新文学“是时势造成的中国公产”，“决不是陈，胡二人的私产”，只不过他们两人是其“代表”罢了。其四，胡适的“商榷”，“是要留下余地给赞成文学改革的人讨论的”，“是‘当如何来改革才好’的‘商榷’，而不是‘当不当改革’的‘商榷’。”所以，十年前中国新文学“商榷”已有定论而且在文学创作上已成气候，如今“顽固、不识时势”的台湾旧文学家的反对，“严厉地指摘了旧文学的坏处”，“揭出台湾旧文学家的劣根性”，当然是“无半点怪异的事”更扯不上“骂得如杀父仇”之“乱骂”！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5）
2、新旧文学的区别。
张我军认为，“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他着重谈了语体文（白话文）的问题。文章指出，“文学是渐渐进化的”，“今日所用的中国文字不是仓颉一个造的，是几千年来历代的学者文学家造成的。我们欲描写一件事或表一个感情，若没有适当的文字，我们尽可随时随地造出适当的文字来”。中国文字发展到今日，和过去文言相对，称之为“语体文（白话文）”。当今世界，“日本的文学已全用语体文”，“英、美、法、德等诸国”，则早已“没有语体与文言文分别”，也就是早已用了语体文（白话文）了。在世界各国，语言文字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同的发展趋势？张我军说，这是“语体文较文言文易于普遍；易于活用。”所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不是“画蛇添足”，更不是在走羊肠小道，而是正在“通衢大道”上前行。
这以后，在台湾文学界。新旧文学的激烈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方面，郑军我、蕉麓、赤王生、黄衫客、一吟友等，以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汉文栏为阵地，写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谩骂和攻击新文学。新文学方面，更是积极应战，予以反击。他们以《台湾民报》为阵地，连续著文，批驳了旧文学的谬论。后来，随着论战的持续进行，杨云萍、江梦笔创办的杂志《人人》和张绍贤创办的杂志《七音联弹》，也分别在1925年3月或10月问世。论争中有影响的文章，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有：3卷4号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之商榷》，3卷5。6。7号的张我军的《随感录》，3卷5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3卷17—23号的张梗的《讨论旧小说的改革运动》以及赖和的《答复〈台湾民报〉》等。此外，《七音联弹》创刊号上有张绍贤批评连雅堂的文章，《人人》2期上有杨云萍批评旧文学写作态度的文章。
张我军在《台湾民报》3卷7号上，声明不再理会旧文学一方的无理谩骂，但双方的论战并未因此而结束。就在论战的高潮将要过去的时候，台湾新文学却要在“立中破”了。于是，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到“建设”的新阶段。
第五、台湾文学革命的第四阶段——建设阶段。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里说过，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要知道，只能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旧文学的时候，旧文学才会自然消灭。所以，“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的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被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
当时，在台湾倡导文学革命的先驱，接受了胡适这个理念，按照文学革命的一般进程，在大破旧文学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开始了“从建设一方面用力。”1925年3月1日，在《台湾民报》3卷1号上发表的《随感录•；无名小卒》一文，张我军已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形势。他说：“在一个月之间，差不多有十来起骂我的文字，也有捏作三句半诗的，也有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的，也有捏造事实的，也有攻击人身的，但却没有一个敢报出名的。我实在觉得也好笑也可怜。”“但总之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此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这时的他们，一面仍然以理论为引导，为新文学开花结果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去作文学实践，去创作各种体裁的新文学作品，从而探索出一条台湾新文学成长、发展的新路。这，就是台湾文学革命的第四阶段——建设阶段。
先看以创作理论为引导。
1925年8月26日，《台湾民报》67号即创立五周年纪念号上发表了张我军的另一篇具有特别意义的文章《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章宣布：
我们现在谈新文学的运动，至少有二个要点：
1、白话文学的建设
2、台湾语言的改造
这正是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张我军说，他这两条是从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出来”的。张我军引用了胡适自称是该文“大旨”的一段名言，即：“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接下来，联系台湾文学的实际，张我军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关于“白话文学的建设”，张我军的意见是：
1、什么是白话文？“我们主张以后全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我所说的白话文就是中国的国语文”。“国语”，是指汉语言文字在历史逐步形成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的词汇、语法为基础的一种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文字。
2、“何以要用白话文做文学的器具呢？”张我军同意胡适的看法，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这一点，张我军直接引用了胡适的文字来加以阐明和确证，即：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说：‘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二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做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都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史》、《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是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凡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土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6）
3、“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
张我军也赞同胡适的论断，即：“这都是由于文学的性质”。他仍然用胡适的文字来阐明这个道理。
“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成几千年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钟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家的故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是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话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张我军的陈说也旗帜鲜明。
本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一文发表之前，连温卿已经在1924年10月的《台湾民报》2卷19号上发表了《言语之社会性质》一文，提出了语文与其使用民族的处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