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秋生的这个主张，有着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如果采用汉字，台湾话文最终将和祖国通行的白话文融为一体。这一点，负人（庄垂胜）在1932年2月1日《南音》1卷3号发表的《台湾话文杂驳三》一文，讲得再清楚也不过了。他说：
如果台湾话有一半是中国话，台湾话文又不能离开中国话文，那么台湾话文当然给中国人看得懂，中国话文给台湾大众岂不是也是懂得看了吗？如果台湾话是中国的方言，台湾话文又当真能够发达下去的话，还能够有一些文学的台湾话，可以拿去贡献于中国国语文的大成，略尽其“方言的使命”。如果中国话文给台湾大众也看得懂，幼稚的台湾话便不能不尽量吸收中国话以充实其内容，而承其“历史的任务”。这样一来，台湾话文和中国话文岂不是要渐渐融化起来。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0）
在创造“台湾话文”的方法上，郭秋生以为，一方面考据语源，找出适用的文字；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来创造新字。具体的原则，郭秋生提出了五点：（1）首先考据该言语有无完全一致的汉字；（2）如义同音稍异，应屈语言而就正于字音；（3）如义同音大异，除既有的成语（如风雨）“呼”字音外，其他应“呼”语言（如落雨）；（4）如字音和语音相同，字义和语义不同，或字义和语义亦同，但惯行上易招误解者，均不适用；（5）要补救这些缺憾，应创造新字以就话。
同年7月24日，黄石辉在《台湾新闻》上发表《再谈乡土文学》一文，呼应了郭秋生的主张。文章的要点是：（1）进一步指明“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关系，“乡土文学是代表说话的，而一地方有一地方的话，所以要乡土文学”。“因为我们所写的是要给我们最亲近的人看的，不是要特别给远方的人看的，所以要用我们最亲近的语言事物，就是要台湾话描写台湾的事物。”（2）为了不使台湾和祖国的交流断绝，不要用表音文字而用汉字。用汉字也尽量采用和祖国通行的白话文有共同性的，台湾独特的用法要压到最低限度。这样，会看台湾话文的人能通晓祖国的白话文，大陆的人也能读懂台湾的话文。他说：“台湾话虽然只通行台湾，其实和中国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我们以口说的话，他省人固然不懂，但写成文字，他省人是不会不懂的。”（3）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讨论怎样表记台湾语的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文字问题，无字可用的，尽量“采用代字”，然后再考虑“另做新字”。又如，主张删除无字可用的话，即无必要的话。还如，读音上，“要采用字义来读音”，等等。黄石辉还建议，组织乡土文学研究会，商讨有关的问题。
同年8月29日，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79—380号上发表了《建设台湾话文》一文，具体地论述了如何建设台湾话文。他说
然而目前这种基础的打建要怎样作去才有实质的效力？我想，打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啦！……
然而这种理想，在哪一处可见呢？歌谣啦！尤其是现在所流行的民歌啦！所以我想把既成的歌谣及现在流行的民歌（所谓俗歌）整理，为其第一有功效的。……我知道这些民歌的蔓延力，有胜过什么诗、书、文存、集等等几万倍。……
所以吾辈说，当前的工作，先要把歌谣及民歌照吾辈所定的原则整理，而后再归还“环境不惠”的大多数的兄弟，于是路旁演说的卖药兄弟的确会做先生，看牛兄弟也自然会做起传道师传播直去，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工余的闲暇尽可慰安，也尽可识字，也尽可做起家庭教师。
由此可见，在郭秋生看来，建设“台湾话文”的关键是深入工农劳苦大众，即：“扩建的地点的确要找文盲层这所素地”。其切入点，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去整善理活在人民大众口头上的民歌民谣。于是，整理后的民歌民谣就成为第一批“台湾话文”的标本，返回到人民大众中，看牛的、卖药的以及所有的文盲兄弟姐妹，都能很快地读懂它们，“文盲症”就可以获得治疗。同年11月，郭秋生在《台湾新民报》第389—390号上，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就台湾话的改造、言文一致、统一读音、讲究语法、整理言语等方面的问题，继续说明了他的观点。
到了1932年1月1日，《南音》杂志创刊，郭秋生就开辟了“台湾白话文尝试栏”，除了发表整理后的民歌民谣、谜语、故事外，还发表若干台湾话文的散文随笔试作，希望能进一步实践。
黄石辉、郭秋生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台湾文坛诸多人士的思考。《台湾新闻》、《台湾新民报》、《南瀛新报》、《昭和新报》等报刊上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论争。论争中，赞同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郑坤五、庄垂胜、黄纯青、李献璋、黄春成、擎云、赖和、叶荣钟等人，反对黄石辉、郭秋生意见的有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赖明弘、林越峰等人。
1931年8月1日。廖毓文在《昭和新报》上发表《给黄石辉先生——乡土文学的吟味》一文。这是反驳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在“乡土文学”的含义上，廖毓文提出了质疑。他说，从文学史上考察，“乡土文学首倡于19世纪末叶的德国F•；Lonhard”。“他们给它叫做heimathunst（乡土艺术），最大的目标，是在描写乡土特殊的自然风俗和表现乡土的感情思想，事实就是今日的田园文学”。“因为它的内容，过于泛渺，没有时代性，又没有阶级性”，所以“到今日完全的声消迹绝了”。廖毓文的言外之意是说，黄石辉、郭秋生两人提倡的“乡土文学”内涵模糊，有田园文学的倾向。由此，他质问黄石辉，“一地方要一地方的文学，台湾五州，中国十八省别，也要如数的乡土文学么？”可见，廖毓文是从文学的地方特色这一面，去理解黄石辉、郭秋生提倡的“乡土文学”的内涵的。基于这样的理解，廖毓文认为，今日提倡的“乡土文学”。就是“以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价值为目的的文学——即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普罗文学”。看起来，廖毓文是在反驳黄石辉，实际上，他是在进一步为黄石辉倡导的“乡土文学”给予更明确的诠释，指“乡土文学”的核心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林克夫发表在1931年8月15日《台湾新民报》377号上的《乡土文学的检讨——读黄石辉君的高论》一文，则从台湾血缘、文化的归属出发，认为：
台湾何必这样的苦心，来造出一种专使台湾人懂得的文学呢？若是能普遍的来学中国白话文，而用中国白话文也得使中国人会懂，岂不是较好的么？因为台湾和中国直接间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台湾人个个学中国文，更去学中国话，而用中国白话文来写文学。
林克林还说：
若能够把中国的白话文来普及于台湾社会，使大众也懂得中国话，中国人也能理解台湾文学，岂不是两全其美。
朱点人在1931年8月29日发表在《昭和新报》上的《检一检“乡土文学”》一文，也呼应了林克夫，提出了和黄石辉、郭秋生针锋相对的观点，论辩了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是非。
归纳起来，廖毓文、林克夫、朱点人等人加以反对，共同的认识是在于：台湾话粗糙，不足为文学的利器；台湾话分歧不一（闽粤相殊，各地有别），无所适从；台湾话文大陆人看不懂。究其深层的文化意识，则不难理解，反对者都是站在台湾与中国一体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他们认为，以台湾话创作乡土文学缺乏普遍性，片面地强调语言形式与题材内涵的本土化，势必会防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交流。他们显然是延续了张我军的观点， 认为， 无论是从民族、 从文化还是从语言、 从文学来看， 台湾都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场论争往后发展，主张台湾话文的一派里，内部也有了论争，其焦点，则是台湾话有音无字的现象所衍生的新字问题。
在论争中，叶荣钟提出了“第三文学”论。叶荣钟当时就这一话题在《南音》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字有四篇，即1932年1月17日1卷2号“卷头语”《“大众文艺”待望》，2月1日1卷3号“卷头语”《前辈的使命》，5月25日1卷8号“卷头语”《“第三文学”提倡》，7月25日1卷9、10合并号上的《再论第三文学》。叶荣钟主张“把民族的契机从‘中国’之大，反过来抓‘台湾’之大”，待望以“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时代做背景的有趣而且有益的”、“台湾自身的大众文艺”的产生。他所谓的“第三文学”，是立足于台湾“全集团的特性”，在贵族文学与普罗文学之外，描写“现在的台湾人全体共同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台湾文学，即“超越在阶级意识之上”的台湾“共通的生活状态的生活意识”的文学，偏重在中国文学中台湾地域文化特色的追求。
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论争自然是不会有结果的，甚至于，达成共识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1）
回顾这场论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这次论争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的继续，是新文学运动中语文改革的继续。
大家知道，五四文学革命，打倒旧文学，建设新文学，首先就是突破旧的语言形式文言文的束缚，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的。当白话文取得胜利，通行于文坛的时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这就是通行的白话文还是由少数知识层运用、通晓的一种书面语言，与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所运用的口语，以及其中包含的方言、土语，有相当大的距离。既然新文学运动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文学运动要向前发展，要真正做到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于是，30年代，以上海文坛为中心，展开了“大众文、大众语”的讨论。同样，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碰到了和内地一样的问题。白话文虽然主宰了台湾文坛，“言文一致”却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而且，台湾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离状态，这种矛盾更加突现了出来。难怪在论争中，黄石辉会申辩说：
台湾是一个别有天地，在政治的关系上，不能用中国话来支配，在民族的关系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话来支配，所以主张适应台湾的实际生活，建设台湾独立的文化。
很明显，这里说的“台湾独立的文化”，并不是被后来“台独”分子诠释的那种分离于祖国的文化“台独”，而是符合台湾实际的文化。郭秋生也一再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的白话文，也其实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既言文一致为白话文的理想，自然是不拒绝地方文学的方言的特色。那末台湾文学在中国白话文体的位置，在理论上应是和中国一个地方的位置同等，然而实质上现在的台湾，要想同中国一地方，做同样白话文体系的方言位置，做得成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论争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论争的性质，乃是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一场探讨性的集体研究。
第二、这次论争又是“普罗”文学、文艺大众化思潮的一种必然反映。30年代前后，从前苏联开始，席卷世界各地区的左翼文学及其文艺大众化思潮，通过日本共产党，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受到内地“左联”的影响，台湾新文学中的左派人士，也紧随其后地做了起来。所以说，“乡土文学”的本质，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思想，这与新文学建设的中心问题又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当我们知道，黄石辉被当年台湾文坛称之为“普罗文学之巨星”时，我们就不会奇怪，在这场论争中，为什么是他打响了第一枪。
第三、 论争双方的分歧点， 主要在解决新的矛盾的办法上， 或者说， 采取什么途径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上。 当时， 在内地， 在台湾， 同样地都提出了两种方案， 而且方案的内容几乎也是一样的。
一种方案是两步走的方案。在大陆，首先提出这种方案的是鲁迅，他首先认同了瞿秋白的看法，这就是，在现今的社会交往中已经有了一种“大众语”。在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门外文谈》一文里，他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有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入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在这里，鲁迅提出了帮助大众语“发达”的途径，这就是：“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斩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这“新的”正是自然形成的普通话、国语。
黄石辉、郭秋生的意见，正是这种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以闽南方言的台湾语为基础，提炼加工为台湾话文。但是，在创造台湾语的书面语言——台湾话文的时候，他们坚持（1）采用汉字；（2）没有汉字能表达的，尽力找汉字中可以代替的字；（3）实在无法，就按照创立汉字的六书法则，形声、会意、假借等创造新字。其结果，内地人，台湾人逐渐地都能看懂，自然而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