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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方案，即前述林克夫等人的意见，就是“一步到位”式的屈语就文的方案。
实际上，这两种方案是殊途同归的。
第四，评说这次论争，要尊重史实，尊重由史实体现出的思想与主张，切勿以今人的某些主观理念去诠释它，甚至为我所用地断章取义，去歪曲它。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黄石辉、郭秋生强调的文艺大众化，看重的是联系台湾的实际，突出的是写实主义，正如内地吴语地区要联系吴方言的实际、粤语地区要联系粤方言的实际一样，并没有显示出台湾的“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其文化归属还是明确的。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2）
（四）关于1947—1949年发生在《桥》副刊上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到台湾，8月1日接任《新生报》副刊主编，并将副刊改名为《桥》，自己以“歌雷”为笔名活跃在台湾文坛上。
从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歌雷主持下，《新生报》副刊《桥》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台湾文学问题的热烈论争，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共41篇论文，另有相关的文章9篇发表。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已由陈映真、曾健民辑集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于1999年9月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场争论，涉及了哪些问题？
论争的开篇之作是欧阳明的《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他提出了五方面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第一，台湾新文学的源流归属。欧阳明说：“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分支，过去五十年事实来证明是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台湾各方面的建设无论军事国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国建设的一部分，绝不可以以任何藉口粉饰而片面分离，台湾新文学的建设问题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的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欧阳明认为，台湾文学适应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需要，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台湾新文学，“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使台湾文学急骤的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所以，赖和、朱点人、蔡愁桐、杨逵、吕赫若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绝不是所谓日据时期在台的日本作家的殖民统治者文学。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和方向。欧阳明认定，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而“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所以，在“人民世纪”的今天，就是“让新的文学走向人民”，创造出“人民所需要的‘战斗内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欧阳明支持赖明弘用白话文写作的主张，反对黄石辉、郭秋生用台湾方言创作的意见。这是因为：（1）台湾语是中国地方方言之一，如果创设了另一种台湾语文，势必阻碍台湾与祖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彼此“越是隔阂”。（2）台湾本来就没有特殊文字，所以提倡白话文，对统一文字有相当大的贡献。当然，在创作时，可以插入一些台湾方言、俗话，以表现文学的乡土气息。文章中，欧阳明引用了赖明弘《台湾文学今后的前进目标》一文的一段话：“台湾的文化终不可与中国的文化分离，台湾的民族精神必须经由文学上的联络与祖国的民族精神密切联携在一起。台湾亦由此可以排击日本奴化的政策”来“共同展开对日的民族斗争。”欧阳明确认，“这是一种历史远大的意愿。”
第五、在台湾的省内外作家的团结问题。欧阳明在文章的结尾呼吁：“台湾的文学工作者与祖国新文学斗士通力合作 ，互相勉励，集中眼光朝着一个正确的目标，深入社会，与人民贴近，呼吸在一起，喊出一个声音，继承民族解放改革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族与科学’。”
这以后，可以说，直到1949年3月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只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其间，关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台湾民众在日据时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评价等问题，都有过热烈的争论。不幸的是，正当这场论争热烈、广泛地进行的时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台北进行大逮捕。反动军警一路去了台大宿舍、师院宿舍。台大学生、参与这场讨论的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被蒙上双眼逮捕下狱。另一路，按黑名单逮捕社会人士，歌雷等人落难。另外，在这场争论中起主导作用，并热心支持当时台大和师院学生进步文化运动、发表了鲜明的民主改革和反“台独”反托管的作家杨逵也同时被捕下狱。风云突变，“《桥》塌陷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的争论被迫降下帷幕。
纵观争论的全过程，至少在五个问题上，人们取得了共识。这就是：
第一、台湾新文学的属性。讨论中，“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全体性’。有的因为过于强调了‘全体性’而忽略了‘特殊性’，这统是一种偏见，是错误的”。“正确的说：‘全体性’与‘特殊性’都是相互不用分离的东西，都有互相联系的紧密关系，这两个东西，倘若这个离开了那个，必然的社会变成了残废。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需要放在这个‘全体性’上面才是。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那么，台湾新文学的“全体性”，也就是其属性，是什么呢？“毫无疑义，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新文学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就是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中国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台湾的新文学，也就是这样性质的文学。”（吴阿文（周青）：《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讨论中，许多文章充分地评价了台湾人民以及台湾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台湾新文学卓越的文学成就。杨逵、萧狄批评了少数省外作家的“优越感”，过低评价了台湾新文学在思想和审美上的成就。
第三、台湾新文学的路线和方向。讨论中，一致同意欧阳明的意见，将“人民的文学”规范为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第四、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多数人反对创作台湾方言体文学，要学习国语，推广白话文，与祖国新文学一体，创作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
第五、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暴政，面对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艰巨任务，争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在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团结的重要性。为了加强团结，必须做到：（1）如同萧狄《了解、生根、合作》一文所说，少数内地来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排除”“特殊优越感”，否则“将是一个很大的阻力”。（2）如同杨逵《“台湾文学”问答》一文所说，促进团结的有效方法是“切实的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彼此“都能够推诚相见”、“推诚相爱”，只有在这样的合作基础上，才能通力合作填平“澎湖沟”。
如今，距离那场争论，五十二年过去了。五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看那场争论，对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论争中获得的那些共识，实在是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规定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和策略，在文学创作方法上、文学语言上，也从台湾文学实际出发，提出了可供遵循的基本原则。应该说，直到今天，这些共识仍然对台湾当代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3）
游胜冠写了一本《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书，其中，第三章第三部分《建设台湾的还是中国的台湾文学论战》竟然对这场论争下了这样的结论：“濑南人与杨逵的论点将台湾文学的本质与未来发展作了清晰的描述，是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从这场台湾文学论战，所看到的其实是二二八事件后，乃至战后迄今，台湾人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进程”。“战后，台湾人接纳祖国，甚至将祖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事实上日据时代台湾立场仍被保留下来，所以台湾作家一面强调台湾对祖国的属性，一面其实也对自己不同于中国的自我特性有高度的自觉。在两岸文学的统合过程中，台湾作家或基于民族感情，或慑于压迫性政权的到来，先是将中国放在台湾的上位，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环，立论台湾文学的去路。然而，也因为台湾作家对台湾文学的自我特性保持着高度自觉与自尊，与大陆作家对台湾文学的历史持着无知的蔑视，以政治关系独断地指挥台湾文学的未来走向，台湾作家的台湾文学视野便和大陆作家带来的中国文学视野起了冲突，台湾作家遂调整中国文学本来被安置在台湾文学上的地位，突出一直保留着、自我压抑的台湾文学视野，将台湾文学放在与中国文学对等的地位”。
这是在歪曲历史。显然，游胜冠是以歪曲杨逵、濑南人意见的办法，来达到他“诠释“文学台独”理念的目的的。
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看到杨逵先后在《桥》副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1948年3月29日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6月25日的《“台湾文学”问答》，又在《中华日报》副刊《海风》上发表了一篇《现实教我们需要一次嚷》，还有两次发言记录稿《作者应到人民中间去观察本省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过去台湾文学运动的回顾——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学未曾脱离我们民族的观点，在思想上是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与科学民主”为其主流》。濑南人的文章是1948年6月23日《桥》副刊上的《评钱歌川，陈大禹对台湾新文学运动意见》。
杨逵、濑南人就四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第一、“重整旗鼓”，建设台湾的新文学。
杨逵首先指出当时台湾文学界的现状：“我们目前濒于饥饿，特别是精神上的饥饿，这就因为台湾文艺界不哭不叫，陷于死样的静寂，如果这样的状态再继续下去，我们除掉死灭之外是没有第二条路的。”形成台湾文艺界这种“不哭不叫”的“静寂”的原因，他以为是：其一、“政治条件与政治的变动，致使作者感着不安威胁与恐惧。写作空间受到限制。”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主要的。回顾历史，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许多先辈为走向地狱与监狱大声呐喊，也有许多先辈因此而真的下狱”，即使是这样，台湾文学也“曾担任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所以，他说：“我们不可否认的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在遇到困难时只看到客观的条件，很少过虑到主观的条件，这一点，今天我们要反省了。我们不要逃避责任，坦白说眼前主观的弱点，是不是我们太消极了？是不是我们太缺乏信心？本来，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而开创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当然是困难重重的，然而只要大家把握信心开步走，在共策共勉之下，路还是走得通的。”这是其二。其三、“很多的外省作者在台湾的生活还没有生根，台湾的作者又消沉可怜。以致坐在书房里榨脑汁的文章占大部分。为打开这僵局，我希望各作者到人民中间去，对现实多一点考察，与人民多一点的接触，本省作者与外省作者应当加强联系与合作。”其四、是在语言上。“十多年来不允使用被禁绝的中文，今日与我们生疏起来了，以中文就很难充分表达我们的意思了”。杨逵又欣喜地说：“这回《桥》主编歌雷先生给我们聚聚谈谈的机会，造成文艺工作者合作的机会，再而为本省作家设法翻译与删改的便宜，这些办法都很可能扫除台湾文艺界消沉之风，希望全省振奋合作，痛痛快快写出我们的心思与人民的苦闷。”于是，杨逵在《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中，反复说：
我们确也想到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的。
正如范泉先生在光复当初所说：“现在的台湾文学，则已进入建设时期的开端，台湾文学站在中国文学的一个部位里，尽可它最大的努力，发挥了中国文学的古有传统，从而建立新时代和新社会所需要的，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范泉，曾任上海《文艺春秋》主编。1946年元月号大陆刊行的《新文学》发表了范泉的《论台湾文学》，欧阳明、赖明弘，杨逵均引用了范泉此文中的这段话。）
我由衷的向爱国忧民的工作同呼喊，消灭省内外的隔阂，共同来再建，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的台湾新文学。
由此看来，杨逵是用中国视野去观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杨逵认同的台湾意识与认同中国意识，是互相重叠的，融为一体的。在杨逵这里，分不清哪些是认同台湾的意识，哪些是认同中国的意识，作为中国台湾省人，两者融为一体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游胜冠一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