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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揭露并痛斥皇民文学势力对台湾文学进行镇压的罪行。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指出，和战时的德国、日本一样，也和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一样，二战中，台湾岛上的“皇民文化”及一切的“皇民”文学、艺术，都是推进法西斯战争的一种重要手段。为强化这种手段，在台“皇民文学”运动的头号总管西川满，控制“台湾文学奉公会”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利用在台日本御用文臣的报纸杂志及其背后的总督府保安课、情报课、州厅警察高等课、日本台湾军宪兵队等在台军国殖民主义势力，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人民的文学，企图将台湾文学“皇民文学化”。其中，包括禁止用汉文（汉语白话文）写作，迫使当时台湾文学的两大园地《台湾文艺》的《台湾新文学》停刊，迫使一部分失去文学园地的作家背井离乡远赴大陆和南洋。当着赖和、杨守愚、陈虚谷和吕赫若、张文环等许多作家顶住这种压力，秉持文学与民族的良知，坚持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继续从事创作时，1943年5月，西川满又抛出“狗屎现实主义”对台湾文学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到了这一年年末，眼看日本战局颓败愈为紧迫，西川满又策划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逼迫张文环、王井泉、黄得时等人在1941年5月艰难创办的《台湾文学》季刊废刊，还迫使台湾作家撤销文学结社。到1944年，盟军攻陷塞班岛，开始对日本总反攻，日本本土和台湾处于盟军猛烈轰炸之下，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至上指令又由“决战文学”进入“敌前文学”时期。曾健民指出，这样通过打压台湾文学而建立起来的台湾“皇民文学”体制，是和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推行的军需工业化、强制储蓄运动、“皇民化”运动，军夫、志愿兵运动等等，正是“一物的两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7）
第四，揭露并痛斥皇民文学的性格是“战争文宣性格”、“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皇民化性格”。《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批判》一文指出，“皇民文学”的“特质”是：“（一）在民族上憎厌自己的中华种性，思想和行动上疯狂地要求同化于日本”；（二）以文艺作品去宣传、图解日本殖民者的政治与政策——“支持战争、号召应征为‘志愿兵’，充当侵略的尖兵”。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一文指出，“皇民文学”是为“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服务的，它正是“皇民化运动”“这邪恶道场的共犯和帮凶”。“从全面看，皇民文学是日本对华南、南洋发动全侵略战争时，作为战争的精神思想动员——‘国民精神总动员’机制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目的在集体洗脑，使殖民地人民彻底抛却和粉碎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认同，从而粉碎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在集体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从‘卑污’的台湾人蜕化成为光荣洁白的‘天皇之赤子’，在日本侵略战争中‘欢欣勇猛以效死’，‘以日本国民死’，‘为翼赞天业而死’。”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总清算》一文则把皇民文学的性格认定为“战争文宣性格”、“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皇民化性格”。
前述三篇文章，还有刘孝春的《试论“皇民文学”》，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还都揭露和批判了叶石涛和张良泽所美化的周金波、陈火泉的“皇民文学”的作品。他们反映出：周金波的《水癌》用庶民阶级的没有教养的“母亲”来象征台湾，用“水癌”来象征台湾的迷信、陋俗，鼓吹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来改革台湾，主题表现的正是当时日本军国殖民者的“国策”。周金波的《志愿军》，写的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出身平凡、质性素朴的台湾青年高进六（自改姓名为“高峰进六），对皇民化思想有很深的体会，决心要依所信而活，终于以血书明志，应征为特别志愿兵，歌颂了夺取三万条台湾庶民的性命的“志愿兵”制度。陈火泉的《道》表现了主角青楠力争在天皇信仰中把自己转变成日本人时，近于哀嚎、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厌和对于“天业翼赞”的无限忠心和信仰，终于向日本当局提出应征为志愿兵。这样的汉奸文学、文学品质虽然低劣，主题却非常集中——“皇民化”。这是张良泽们篡改不了的。
《人间》的批判还指向了叶石涛、张良泽们在“皇民文学”问题上做文章，和日本反动学者沆瀣一气的面目。
《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一文指出：“美化日帝据台历史、怂恿日本右派不必为侵华战争频频道歉，到下关去为马关割台感谢日本人，仇视、憎恨中国和中国人而必欲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这些理论与行动，和将台湾‘皇民文学’免罪，进而加以合法化与合理化的言动，是一个运动、一个倾向的组成部分。”这就揭露和痛斥了张良泽们的言行和“台独”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之间不可小看的瓜葛。
《人间》编辑部的《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两文还指出，日本的反动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和藤井省三们，也有相关的谬说，也都美化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美化“皇民化运动”，美化“皇民文学”。陈建忠《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专门表达了对于垂水千惠的《台湾的日本语文学》的义愤。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则集中火力批判了中岛利郎为皇民作家周金波翻案的文章《编造出来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并揭露这些日本反动学者妄图复辟一个新的“台湾文奉会”的阴谋。
对于这些日本右翼学人，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里指出：“并不是个人的或孤立的事情，而是近年在日本文化界逐渐兴起的一股右倾化潮流——‘自虐史观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什么是“自虐史观批判”？
“自虐史观”是“自我虐待的史观”的简称。这是近年在日本文化界逐渐兴起的一股右翼化的潮流。随着日本政界的一系列异常变化，如“日美安保新指针”、“周边事态有事法”、“国歌国旗法制法”、“加入TMD”等等的出台，日本社会右翼的、保守的势力对有良心的、进步的势力频频发动了攻击。在中日关系上，有一个焦点就是侵华历史的问题。有良心的、进步的日本人，对于过去日帝的侵略历史坚持自我反省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的历史观点。右翼的、保守的势力就把这种正确的历史观点讥评为“自我虐待的史观”，即，把所有日本国内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观点讥称为“自虐史观”，用批判这种自我反省、道歉谢罪的历史观点的办法，来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其侵略战争正当化、合理化。推动这种倒行逆施的右翼文化潮流的主要团体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新历史教科书造成会”等等。垂水千惠、藤井省三、中岛利郎等人，就是这股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是，如同《人间》编辑部所说，这些日本学者“绝不敢于在韩国或北朝鲜发此狂言暴论，却敢于在台湾肆言无忌，放言恣论”。这是为什么？《人间》编辑部指出，这“是因为台湾内部自有一种‘共犯结构’。在政界，有李登辉（笔者注：也包括某新领导人）这样的皇民残余；在民间，有皇民欧吉桑、有皇民学者、有皇民化的台湾资产阶级。在台湾学界，有不少人因反中国、反民族而崇媚日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人间》编辑部还指出，台湾国民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的出台，生动地说明了，台湾已经将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历史观上升到了当权者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层次。对此，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也指出：“由于台湾近十年政治、文化、社会意识的急速‘亲日化’使台湾成为日本右倾势力合理化、正当化日本殖民历史的重要突破口和模范舞台，日本的‘自虐史观批判’者群起游走日台之间，纷纷把‘某些台湾人的心声’做为批判日本国内的‘自虐史观’的好材料。而‘台湾皇民文学’问题更是一个上等的好材料，这就是中岛等人的所有作为的真面目。”
针对这些徘徊不去的日本殖民主义幽灵的猖狂活动，《人间》编辑部指出：“他们的书（中译或日本原文）、文章在台湾公开流通。他们的立论有枝节的不同，但有一条说辞是一致的，即他们无批判地夸大日本的对台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现代化”（日本人叫‘近代化’）。他们将皇民文学中台湾人心理的一切伤害和矛盾，都归因于前现代的台湾人面对文明开化的殖民地现代性时的挣扎与苦闷，而与对殖民地心灵、物质深刻加害的、不知以暴力为人间罪行与羞耻的日本殖民地体制毫不相干！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使台湾迈入世界史的现代，得以文明开化，教育识字率普及，出版品丰富流通，形成‘公共空间’，从而形成‘台湾民族主义’，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的源头。总之，日本殖民主义是美善的，有利益和恩惠于台湾……帝国主义有理！殖民制度无罪！”这就说明了，这些日本右翼学人为“皇民文学”翻案的目的，是要美化日本当年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8）
其实，“皇民文学”的汉奸文学性质，铁证如山，是谁也翻不了案的。针对中岛利郎的歪曲，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一文中特别以周金波的作品为例，说明《水癌》就是要用“皇民炼成运动”来“去除迷信、打破陋俗”，就是要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去改革台湾和台湾人，所颂扬的正是“当时的主题是再鲜明不过的，这是通过张明贵与高进六两个典型来塑造一个台湾志愿兵的样板，颂扬这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力，赞美这种典型人物。”曾健民还指出，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在文学上的头号总管西川满，发表《水癌》时赞誉有加。另外，在1941年6月20日殖民当局宣布决定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之后，9月，西川满一伙就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的同是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在《文艺台湾》上同时发表了《志愿兵》。第二年6月，还给这两篇作品同时奖给了“文艺台湾奖”。可见，日本殖民当局是十分称许周金波的汉奸文学作品的。在这样的铁的事实面前，怎么能说周金波是个“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呢？怎么能说“皇民作家”是战后台湾文坛编造出来的呢？
其实，周金波自己，对于写作《志愿兵》的“皇民化”宗旨是供认不讳的。曾健民查到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变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周金波有一段发言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岛利郎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做他的翻案文章呢？不止是为周金波翻案，为陈火泉翻案也是如此。明明铁案难翻，却还是贼心不死，这是为什么？垂水千惠曾经十分狡猾地把翻案文章做在追究周金波、陈火泉等人“非‘亲日’不可的动机”上，或者说“非作皇民不可，有什么内在的必然因素”上。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对此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这就是垂水千惠自己说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妥协。”或者，是个“不做日本人就活不下去”的问题。这，分明是在美化当年的日本殖民统治！
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的《愤怒的回顾》一段中，列举了“皇民化运动”给台湾人造成了数以二十万余人的生命损失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45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