蛴嗳说纳鹗е螅聪铝苏庋欢挝淖郑骸�1945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励鄙视自己民族的主体性，鼓动青年‘做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行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向读者推介了日本学者尾崎秀树。
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而敢于仗义执言的力作。在评论陈火泉的《道》的时候，尾崎秀树有这样沉痛的感慨：“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做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不也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由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样痛苦的呻吟：“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有鉴于此，尾崎秀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的精神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也提到尾崎秀树在《战时的台湾文学》一书中提到的类似的思考，陈建忠说，这使人想到了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anon）在《大地之不仁》里写下的一段名言。法农在评论西方殖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时，写道：“当最后的白人警察离开和最后一面欧洲旗除下时也不完结。”陈建忠有感于此，在他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中就说：“日本殖民主义政权在战后虽然退出了台湾，但是殖民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残留却未得到充分的清理；换言之，即未达意识形态上的‘去殖民’状态。”基于这种正确的判断，陈建忠提出，“我们要解读战争期的文学，正不妨仔细去辨识并清理在台日文作家、台湾作家文本中的殖民思想残留”。
有了这样的解读，人们就不难理解近年来在台湾围绕着“皇民文学”问题出现的怪现象了。这种怪现象，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描述是：“在日据末期极少数人搞的、影响也不大的‘皇民文学’，而且具有全世界都唾弃的法西斯文学性格的‘皇民文学’，连日本人也不敢去碰触的日本法西斯国策文学的一组成部分的‘皇民文学’，近年来，在台湾却异常热门，成为一批高举‘台湾意识文学’大旗的文学界人士和几位日本的右翼学者联手炒作的对象，他们互为唱和，用各种谬论企图替‘皇民文学’翻案。有人在报纸上大幅重刊‘皇民文学作品’，指说当时几乎每个台湾作家都写皇民文学、都是皇民作家，夸大皇民文学，好像皇民文学就等同于台湾文学一样；有人说‘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有人说某‘皇民作家’是光复后才被捏造出来的，某“皇民作家”的作品其实是‘爱乡土、爱台湾’的；也有人以所谓的‘内在必然性’、‘近代性’来解读‘皇民文学’作品，把‘皇民文学’合理化”。
在这样的历史闹剧中，我们看到，外国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正在狼狈为奸。“台独”分子需要日本右翼学人，是需要他为“台独”张目；日本右翼学人需要“台独”分子，是需要他们继续讴歌日本殖民统治。曾健民引用一位日本朋友的话说：“其目的在使日本的侵略历史免罪，同时，在使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中国大陆分离。”
1943年，日本扩大对华南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时，是台湾殖民当局的总督府和“皇民奉公会”（简称“皇奉会”）所属的文艺团体“台湾文学奉公会”（简称“台湾文奉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共同在台湾推进以暴力扭曲和摧残台湾人民灵魂深部的“皇民文学”的。现在，日本右翼学人与台湾“文学台独”势力狼狈为奸，无异于一个新的“台湾文奉会”在复辟。《人间》编辑部说：“和这新的日帝文奉会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一切有自尊心的台湾文学工作者无可旁贷的责任。”其实，这不只是台湾《人间》派同仁和全台湾爱国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文学工作者，也是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人文学工作者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当然，对于台湾来说，如同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指出的，“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一定要认真地清理，日本殖民主义的残留影响一定要肃清。人们会十分赞赏并完全支持陈映真发自肺腑而又振聋发聩的呼吁和警策：“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摆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
陈映真、曾健民和他们的《人间》的批判，发出的呼吁和警策，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面对“文学台独”势力的翻案逆流，人们应该怎么办？比如，现在张良泽对于他自己在过去曾以中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所以，要来为“皇民文学”的“汉奸”品格翻案了。人们看到，《人间》的战士们也愤而起来加以批判和清算斗争了。而那些“自命真正爱台湾的人”呢，又都到哪里去了？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一文说得好：“面对张氏如此淆惑与伤害台湾文学的尊严的作为，平日开口‘台湾文学的尊严’，闭口‘台湾文学的主体性’的所谓‘台湾意识文学’论者，怎么都鸦雀无声了呢？是不是所谓的尊严或主体性只对中国有效，而对日本军国殖民者或其扈从者无效呢？”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1）
妄图在语言版图上制造分裂为“台独”造舆论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
文学领域里的“台独”势力还有一个言论是，台湾文学是“多语言的文学”。其险恶用心是，在这“多语言文学”的幌子下，扭曲台语，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湾话说成是独立的“民族语言”，在语言版图上制造分裂，利用语言的分裂来鼓吹文学的独立。陈芳明在1999年8月的《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就说：“台湾沦为殖民地之后，作家的语言选择变成很大的困惑。究竟是使用古典汉语还是中国的白话文，或是台湾本地母语，或是日本殖民者的语言？从新文学发轫之后，就可发现作家各自采取不同的语言从事文学创作。谢春木使用日本语，张我军选择中国白话，赖和藉助台湾母语，构成了殖民文化的混杂现象。”
这种利用语言问题做“台独”文章的势头，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当时，在海外讨论了几年的台语书面化言论基础上，洪哲胜站了出来。洪哲胜1958年毕业于台南一中，进了成功大学土木系。1967年到美国，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1年离校到新泽西州专职进行“台独”活动。1975年回校完成学位攻读。1979年又辞去波士顿一家公司的职位，前往纽约市，再度从事“台独”运动的专门工作，曾任“台湾独立联盟”副主席。1984年退出这个“台独联盟”，筹组“台湾革命党”，并任“建党委员会”召集人，继续从事“台独”活动。
1983年6、7月，洪哲胜利用在美国出版的《台湾与世界》总1、2期的版面，抛出了《台话发展史巡礼》一文。文章里，洪哲胜别有用心地对“台语”作了一个“界定”。他说：“台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使用着‘台湾福建话’。人们并不罗哩罗嗦地称呼它‘台湾福建话’，而简要地、约定俗成地把它叫做‘台语’。于是，‘台语’歌曲、‘台语’电影，及‘台语’歌仔戏等用法，就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这个多数台湾人的母语，被外来的日本殖民政权歧视打击了五十年；接着，又被外来的国民党当做眼中钉加以排拒摧残。然而，它却越来越拥有丰富的内容、瑰丽的成分，以及旺盛的生命力！”他还说：“台语当中，从中国福建跟随着汉人移民横洋过海移植来台湾的语言成分，至今仍然是构成台语的主干。三、四百年来，台语有了多样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从这个主干上生长出来的，与原来有所不同的枝叶花果。虽然如此，台语当中已经有很多成分是原来、甚至当今的福建话所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把台语称做‘台湾福建话’的原因。”针对人们把台湾话叫做“闽南话”的叫法。洪哲胜危言耸听地指责说：“这样做，不但犯了把台语和福建话等同起来的错误，而且是对操用这种语言的人一种歧视！”洪哲胜还歪曲历史，把二战之后收复台湾行使国家主权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叫做“外来政权”，说它和殖民地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外来政权一样，“危临台湾”，“一个一个都在台语当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洪哲胜蛊惑人心地说：“给台湾的发展历史作了如上的巡礼后。我们不难同意：台语是以福建话为主干发展出来的语言。但是，它绝不等同于福建话。福建话的古老和典雅，它有。福建的外来成分，它也有。然而它还有产生在台湾这个美丽岛屿的独特风土上面的瑰丽的成分。而且，在三、四百年的独特历史中，它还吸收并发展了自己的丰富的内容。同时，它越来越有旺盛的生命力。终有一天，它要嘲笑那些想要把它灭绝、而最后自己先消失的所有的外来野心家，骂他们一声：‘瘾头’！”
《台湾与世界》的总1期上，还有一篇署名“陶冰”的短文《台语迫切需要书面化》呼应了洪哲胜，也认定台湾话是台湾人的母语，甚至还说，这“也是台湾人争取生存权的武器”，“必须珍惜它，发扬它。”而“要使其发扬光大，台湾话必须书面化。”
1983年8月，邱文宗在《台湾与世界》的8月号（总3期）上发表《关于台语书面化的一些概况——兼作转载有关苏新闽南语研究引言部分序言》一文，就海内外对“台语书面化”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了一翻归纳。关于台语有无必要书面化的问题，邱文宗说：“持正面一方的说法大致可分为：（一）台语乃中国闽南方言之一支，是中国汉语的‘次方言’，在中国闽南，南洋一带华侨以及台湾，使用人数众多，书面化实有必要；（二）遭受日据时代日人皇民化运动的压迫，兼尝台湾国府歧视台语的感受之后，由政治上引起的反抗意识反映到语言的层次上来，认为需以‘汉学’或台语书面化运动进行所谓‘文化对抗’；（三）从事文艺活动的工作者，基于想如实反映当地群众生活的需要，认为应有一套较完整的书面化台语，以便运用。当然，持反面看法的文章也不少，其主要论点可分为：（一）已经有了‘国语’，台语书面化足以影响甚至阻碍其‘国语’的推行；（二）极可能因而产生‘台独’或‘分离’的衍生意识。”至于如何体现书面化的问题，邱文宗说：“如何体现台语书面化，也就是说采用何种媒介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也有下列四种主张：（一）全部采用汉字；（二）采用罗马拼音字；（三）汉罗混合运用；（四）另创一种新符号。”邱文宗对此未置可否。倒是在文章后面摘录了苏新的《闽南语研究引言》，用以表态。苏新的《引言》虽然说到了闽南话和普通话的差异，但是，他强调的是，“闽南话和普通话都是‘汉语’语系，用的也都是‘汉字’”，他是维护语言文字的统一的。不过，到这一年的11月，这本杂志的总6期上，署名“道章”的《台湾语文追踪序幕》一文，还是说：“台湾教会的罗马拼音圣经已奠定了台语拉丁化的基础。但它缺乏科学化和系统化，且有不少没有母音的词汇，如果能略加改进就可使台语拉丁化更完善。那么我的台语追踪法也就可以从此顺利进行。首先，把在台湾和世界上其他使用汉文地区的所有汉字分别用拉丁字母拼出，其次比较所有的同字异音的台湾汉文，再次比较汉字与其他地区汉字发音之异同，然后归纳出一些语音变化的公式。最后就是利用这些公式来找一般认为有音无字的台湾字。果真无字，则该创造新字来使用。”
事情到了1984年。这时，台湾文艺杂志社出版了一本《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收集了1973年到1983年间台湾岛内发表的一些主张发展台湾“母语”，以求“语言自由”的文章30多篇。胡不归于这一年的3月，在《台湾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读〈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有感》。文章说：“这个国语的概念，本来就是站在沙文主义上的，有了这种错误思想，才会引起种种政治问题来。过去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所施行的国语政策如此，现在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国语政策还是如此。要是脑子里头不存些什么歪念头想占人家便宜，语言问题是好谈的，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人人有生存的权利，当然就有权利使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这种权利是人最起码的权利之一，谁都犯不了、除了他们自愿放弃。所以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相处时，只要大家能互相尊重对方的语言，大家就应该可以相安无事的。不过遗憾的是实际上常常无法做到这样。”他就鼓吹，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语言政策，台湾人“都应该会感觉委屈，感觉气愤，甚至怒不可遏而叫起来才对。”文章还鼓动台湾人“为了母语的书面化而多卖些力气。”
这一年10月，胡莫在《台湾与世界》总15、16期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