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干预，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
随后，1948年11月24日，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就要覆亡之际，美国有关官员开始主张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李梅又提出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备忘录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就台湾及其邻近岛屿一旦落入可能受克里姆林宫指挥之共党政府手中，对美国之安全有何战略影响一节，提出评估。参谋长联度席会议认为，情势若发展至此，对美国安全之战略影响，将极其不利。”备忘录还认为：“从战略观点看，届时还更加强了台湾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可供为战时基地，能用以发动部队、战略空军作战，以及控制邻近航路。台湾还有一项战略重要性，即是她是供应日本粮食及其他物资之主要来源。”基于这种评估，美国军方重提了美国政府应该推动“台独”的议题。
再往后，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表明了美国推动“台独”的立场。报告在比较了不同的对台方案之后，认定，“美国的利益只有在台湾不受苏友好政府控制之下，始可达成”。报告认为：“美国应有准备，如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即应利用台湾自主运动。”8月，美国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美国还应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
当年中国驻美大使顾维均，也在日记里记录并分析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指出，“美国也可将台湾作为防御共产主义的碉堡，由联合国监督，举行公民投票，以测验台湾人是否愿意独立！”
虽然，美国政府推动台独的政策没有敢于公开实施，但是，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台北的《中日和约》，还有1954年的《中美协防条约》，又都炮制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事实证明，美国反华势力一直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直至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的本质也并未改变，仍然扶植“台独”，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后，“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基地，在海外发展组织，大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一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
就日本而言，从历史看，日本帝国势力正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51年，“台独”分子就在日本建立了组织。到60年代中期，日本成了海外“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在众多的“台独”组织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具有代表性。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才由日本转到了美国。
而由台湾本岛的人提出“独立”主张，并将分裂活动付诸实行，却是从一小撮日据时期的日本“皇民”开始的。他们的动机是，害怕日本投降后自己的特权丧失，国民政府接收以后还可能当作汉奸判决，所以铤而走险。当然，他们的分裂活动，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励、支持和呼应、配合，只是，没有成为气候。
其次，在台湾岛内，完全依附于美、日反华势力的大资产阶级，是亦步亦趋于外国势力的。同样，中产阶级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相当一部分人士也是分离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战以后，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适应美国、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日本以贸易、投资设厂、援助货款等方式，独占台湾的市场、原料与劳力，致使台湾成为美国、日本资本的一个加工出口的部门。所以，台湾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依赖于美、日资本主义体系。出于这种经济利益，台湾中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士以及他们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领域里的相当数量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接受并鼓吹美、日反华势力所制造的分离主义，是不足为奇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美国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借口，使美国第七舰队对中国的干涉合理化。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成了所谓“自由与奴役”、“自由与共产”的鸿沟。几十年来，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人士就按美国反华势力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处理台湾与祖国的关系，他们自然也就成为美、日反华势力制造的分离主义在岛内的代言人。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2）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我们还要看到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国民党统治的恶果。而这种恶果，又是推波助澜，有利于分离主义的发展的。
其一、国民党迁台以后，蒋氏父子掌权时，固然坚持一个理念——“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又实行了一条反共、仇共的政治路线。几十年来的煽动性的极端的反共宣传，导致一部分台湾人民产生了一种恐共、反共的思想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人，与祖国大陆产生了隔阂，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了分离的情绪。这正是美、日反华势力制造出的分离主义所要利用的一种社会普遍心理和社会情绪。
其二、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军警横行，加上当时粮食恐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不聊生，终于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再加上，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企图欺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计有数千人被杀，被捕，失踪、逃亡的不计其数，这都引发了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强权统治的斗争，进而要求当家做主，主宰自己的命运。随后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又力图在戒严体制上巩固与强化专制统治，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和斗争。岛内的分离主义势力就利用了这种反抗的情绪和合理的要求，不断地挑起所谓的省籍矛盾，混淆是非，模糊人们的认识，似乎国民党就是中国，导致了反国民党就是要反中国的严重恶果。
其三、到了李登辉独掌国民党大权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李登辉先是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幕后以一个政权的力量与资源纵容、偏袒“台独”的所作所为，后来，又干脆公然走到了前台露出了他“台独”的真面目，直到叫嚣“两国论”，并进而支持、帮助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执政。李登辉推行的是两个国家的分裂政策。
这，就是二战后，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妄图分离台湾的阴谋应该划上句号而又没有划上句号的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
下面，我们看看，台湾“解严”前后，这样的土壤上是怎样孳生出了“台独”思潮与运动的。
这要从“解严”前后的台湾政局说起。
1979年6月29日，桃园县长许信良，经监察院以擅离职守、参加非法游行、签署诬蔑政府文件提出弹劾，公惩会决予休职二年处分。台湾政坛，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果然，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为名，串连全岛党外反对运动的人士，集合两万余人，在高雄市举行“世界人权纪念日”演讲游行活动。国民党政府派出镇暴军警镇压，200余人受伤，事后又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包括在任立法委员黄信介和作家王拓、杨青矗在内，共有160余人被捕。60年代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公然私运出台的分离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施明德，参与其事，事后一时漏网，也在1980年1月8日被捕，酿成轰动全台湾的“美丽岛事件”。2月20日，“美丽岛事件”侦察完毕，黄信介、施明德等8人被提起公诉，周平德等37人移送司法机关。3月18日，“美丽岛”涉嫌叛乱7名被告于警总军法处公开审理。31日，涉案32人被提起公诉。4月29日，又有高俊明等10人被提起公诉。到6月，加上藏匿施明德案，纷纷审结，一部分涉案人员被判刑。
这中间，1980年2月底，被捕省议员林义雄的母亲、女儿，白天被杀死在家中，引发“林宅血案”。7月，又有留美学人陈文成伏尸台大校园的命案。
这以后，1984年又有情治单位派遣黑社会帮派杀手渡海赴美杀死江南的事件发生。
也就是在1984年的5月20日，蒋经国连任第七任“总统”，李登辉爬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蒋经国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辞世之时，蒋经国接班主政以后，又一直采取“革新保台”方针。这时，台湾取得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从1964年到1973年的10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1％，被称为“起飞的年代”。1974年以来，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石油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而减慢到10％以下，也还是呈现不稳定性增长状态。到1986年，又上升为10。8％。本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65年只有216美元，到1980年即突破2000美元大关，1981年又增加到2563美元，1986年更超过3000美元。这样的经济成长，意味着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在台湾地区有了较大的发展，具有相当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时，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断绝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影响了人心安定，波及了政治局势，引发了社会动荡。经济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了。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革新保台”方针，也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分离主义反对派的挑战，面临着“法统”危机、继承危机、开放党禁、报禁以及解除“戒严法”等政治难题，也面临着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一系列政策挑战，而不得不做出若干开明的、进步性的改革措施。比如，逐步实现领导权力结构的过渡和转型，以否定蒋氏“家天下”体制，向“非蒋化”过渡，取代老年向年轻化转型，否定个人独裁，向集体领导转型，由大陆人主政向“台湾化”过渡，等等。李登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
在此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十分引人注目。比如，1985年2月12日，十信人头弊案引发金融危机，经济犯罪集团抢劫银行、运钞车，杀警夺枪，强盗集团，绑匪杀人集团，亡命飙车、大家乐、股票、地下投资公司、房地产投机引发的赌博风气。又比如，消费者运动带来消费意识的觉醒，核三厂大火触发的反核运动，工厂废气废水触发的环保运动，鹿港反杜邦，林园民众围堵废水处理厂，宜兰人拒绝六轻，后劲人反五轻，知识分子发动森林救援，雏妓救援，等等。这一系列的由自然环境、生存权利引发的自救运动、人权运动，以至于工人自救运动、农民自救运动……不停顿地冲击当局的“戒严”体制，加以国民党外的政治团体、党 派活动强渡关山，越来越大的压力，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台湾当局在1987年7月15日宣传解严，终止了长达40年的“戒严”体制。接着，党禁、报禁也被解除。
其实，“解严”之前，这种冲击已经显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了。早在1975年，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姚嘉文、黄华等“本土知识分子”出身的在野政治人物创办了《台湾政治》杂志。作为在野政治力量的集合，已经触及了“台湾”被中国“压抑”的问题。1977年的“中坜事件”，就显示了对抗中国立场的趋势。那份《美丽岛》杂志，也就是在1977年以后党外本土化“民主”运动兴起之后由黄信介、许信良等创办的党外杂志之一。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反对势力进一步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的外衣，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形势复杂起来。“美丽岛事件”后，1980年底补行的“中央”民代选举，“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高票当选。1981年底省市公职人民选举之后，1982年5月，党外主流领袖康宁祥与黄煌雄、张德铭、尤清，在中美上海二号公报即将公布之前，到美国、日本访问，表达台湾人对台湾前途的看法，提出了一个分离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的主张，即，美中关系的正常化，不能牺牲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的利益，有关台湾未来的前途，必须由岛上的全体住民自决。虽然，康宁祥四人行招来了部分党外人士尤其是新生代的怀疑，被认为是充当国民党的说客而引起了党外批康的风潮，甚至由今日之民进党主席当年的市议员谢长廷出面主张台湾的民主运动必须与岛外的台独运动划清界线，而导致了党外的“体制内改革”和“改革体制”之间的路线之争。然而，“改革体制”路线，直承海外“台独”运动香火，侧重“台湾主体性”，主张推翻国民党现行体制，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体制内改革”路线，突出“民主化”在现行国民党统治下的可行性，主张打着民主化大旗进入体制，改变体制，使之逐步台湾化，也还是主张和中国分离，实质上还是一丘之貉。果然，1983年12月增额立委选举中，党外后援会提出了“住民自决”的共同政见，两条路线达成妥协。而这“住民自决”，本来就是以台湾“独立”意识为基础的。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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