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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二战之后，光复了的台湾，在1947年《新生报》的《桥》副刊上展开的“台湾文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叶石涛又曲成己见，硬说省籍作家杨逵、林曙光、濑南人等“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由此，叶石涛还借题发挥说，围绕这“自主性”问题而存在的省外作家与省籍作家中的见解的对立，“犹如甩不掉的包袱，在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性每一个阶段里犹如不死鸟（phoenix）再次出现，争论不休。在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里，历史又重演，到了八○年代更有深度的激化。”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本土性格”，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指出，在《台湾文艺》和《笠》这“两种本土性很强的刊物里，人们可以看到，“由于台湾民众与大陆隔绝几达八十多年的时间，台湾实际也发展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学倾向；因此，主张台湾文学应有自主性，建立自己的文学，发展自己文学特性的主张也广为流行”。对于1966年由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施淑青、七等生等作家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和王拓的《庙》和《炸》等作品，叶石涛则心怀不轨、言辞狡诈地进行攻击。在叶石涛看来，黄春明他们的《文学季刊》和小说作品，有意要“迈向新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路程”，可是，“这些新一代的作家不太认识台湾本土意识浓厚的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的传统”，却偏偏要去“着重思考”什么“整个中国的命运”，岂不怪哉？与此同时，钟肇政虽然同属于这“新一代的”的作家，叶石涛则对他赞誉有加，说是钟肇政的作品“令他折服”，为什么？叶石涛说，是因为钟肇政的文学世界表现出来“建立台湾文学的使命感”。
随后，写到第六章70年代的台湾文学时，叶石涛兴奋得忘乎所以了，好像戒严时代的“谨慎下笔”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以为，“乡土文学”的发展，70年代已经“变成名正言顺的台湾文学，”而且“构成台湾文学主流”了。而这种“乡土文学”，叶石涛暗藏祸心地说：“它注重地域性（regionalism）色彩的表现胜于国际性性格”。
叶石涛在这里说的“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和“台湾意识”相对立的陈映真、王晓波、张忠栋等人，一再坚持的是“大中国”的意识，言之凿凿的，无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论“乡土”也该认定台湾和大陆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乡土”，在“中国文学之大传统”里，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也是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等等，除了“中国”，陈映真等人论台湾乡土文学没有涉及任何一个别的什么国家。现在，叶石涛偏偏要说什么“国际性性格”，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国际性”，究竟指的哪个国家？究竟是哪个国家对台湾而言变成了“国际性”的关系？而且，就构成“国际性”关系而言，“台湾”不也成了一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叶石涛的“台独”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这一点，叶石涛是抵赖不了的。他在1977年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曾经指出，台湾由于它的地理的、历史的条件，在精神生活上，有台湾的特点，同时也有中国的一般性格。8年后，他这“国际性性格”分明就是“中国的性格”的同义语。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再过10年，到1995年，他就直言不讳地把中国说是“外国”了。看起来，叶石涛是漫不经心地在大段的行文中写进了“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他其实是在用心险恶地埋下“文学台独”言论的一颗定时炸弹！
基于这种忘乎所以的兴奋和对于戒严时代要“谨慎下笔”的戒备心理的松懈，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顽强地表现自己心中的分离主义的“台独”的情结，而宣称，“很明显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居民）所写的文学”；“台湾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以‘台湾为中心’写出来的作品；换言之，它应该是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的作品。”在描述70年的作家作品的情景时，叶石涛又编造了一个神话说，“70年代的文学作品”，是“努力去统合台湾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带来的不同文化价值系统”，而这“三百多年被殖民的历史”，“每一阶段”都使台湾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叶石涛还吹捧了《这一代》杂志，称赞它“强烈地主张本土为重的意识”。
《台湾文学史纲》最后说到了80年代最初几年的情景。随着台湾政局日渐发生变化，人们可以看到，叶石涛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认为80年代的台湾文学是“迈向更自由、宽容、多文化的途径”的文学。叶石涛说，“在政治体制上”，80年代的“大陆”，对于台湾，已经不是“日据时代的‘祖国’”了。叶石涛指名攻击陈映真等人说，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中“有人……指出乡土文学有分离主义的倾向”，那是“杞人忧天”。叶石涛说，“事实上，台湾新文学从日据时代以来，一直在大陆的隔绝下，孤立地发展了六十多年，有许多实质的问题是无法以流派、主义的名称去解决的。”“进入80年代的初期，台湾作家终于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究竟是哪“许多实质的问题”？还有，“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又是什么意思？“正名”以后的“台湾文学”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叶石涛没有明说。也许，叶石涛还是不得不考虑他身处戒严时代，所以还是要有所收敛。然而，要不了多久，时局再变化，肆无忌惮的叶石涛就会说明白了。
即使如此，历史仍然表明，还在“解严”前夕，在台湾文学界，两种文学思潮斗争已经是壁垒分明了。那就是，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之一环论”和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台湾文学本土论”或“台湾文学主体性、主体论”的严重对立。后者的立场，是反中国的。
再看第二个阶段，1987年解除戒严以后，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4）
人们可以看到，“解严”之前，与政治本土化运动一步一步地冲破国民党的政治禁忌的同时，在“台湾独立”的政治主张主宰下，文学“独立”的种种谬论，已经一一被提了出来。到了1987年7月15日“解严”之后，这种种的谬论又有了恶性的发展。其中，80年代末到90年代，这种恶性的发展则又随着政治上“台独”势力的猖獗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解严”前夕，1987年7月7日，所谓新生代的文坛“台独”势力在美国有一次聚会。当时，北美洲的台湾文学研究会邀请郑炯明、李敏勇访美。同时，彭瑞金也获得台湾基金会的补助，赴美收集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资料。旅美的陈芳明、张良泽、林衡哲和他们相遇于加州海岸的美州夏令会。陈芳明说，这一次聚首，让他感到“多少喜悦悲愁齐涌胸头”。7月28日，陈芳明在圣荷西自己住家，与彭瑞金对谈了文学史的撰写事宜。对谈的记录，整理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发表在当年10月26日到11月2日的《台湾时报》和11月的台湾《文学界》24期以及11—12月的美国《台湾公论报》上。就同一话题。1988年1月8日，陈芳明又写了一篇《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一文，随后发表在2月13—14日的台湾《自立早报》上。5月7日，《民进报》革新版第9期又发表了陈芳明的《在中国的台湾文学与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一文。在这之前，1987年11月，陈芳明还在《台湾文化》第15期上发表了《心灵的提升与再造——乡土文学论战与中坜事件十周年》一文。这之后，1988年5月14日，陈芳明还在《民进报》上发表了《文化上的称霸与反霸——旁观杨青矗与张贤亮的笔战》一文。凡此种种，都显得陈芳明想要在叶石涛之后为“文学台独”执牛耳了。
就在上述的几篇文章里，借着谈论文学史的编写问题，陈芳明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攻击“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统派主张，就是不遗余力地在文学领域里贩卖政治上的“台独”谬论，再以政治上的“台独”谬论为依据，回过头来兜售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分离和独立的谬论。比如，陈芳明说，台湾是移民社会，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陈芳明又说，“基本上台湾一直是殖民地社会，殖民地社会的语言必然受到统治者的语言压迫，以官方的命令要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使用统治者的语言。……在台湾，语言在日据时代便发生过紧张关系……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也同样造成了语言的政治紧张气氛。”这表明，陈芳明已经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移民社会、殖民地社会，早年的大陆移民台湾的中国人被认定为外国异民族的移民，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的败走台湾被认为是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占领了。陈芳明一再宣称的是，“政治运动者与文学运动者，对岛屿命运的思考，果然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与相同的结论”。他把“文学中的本土意识”与“政治里的草根精神”看作是“追求岛屿命运过程中的双璧”。陈芳明是在用自己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的“两国”论提醒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者和“台独”势力，要拿起政治上的“台独”武器了。
其实，陈芳明一时还不敢公开标举却分明具有的“两国”论的“台独”主张，早在1984年就抛头露面了。那一年1月，陈芳明署名宋冬阳在《台湾文艺》86期上发表的那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里就公开说过：“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台湾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到了1989年11月，陈芳明就明确提出“文学台独”要首先走向政治“台独”的主张了。当时，台湾前卫出版社印出了一本吴锦发写的书《做一个新台湾人》。书中，有一篇吴锦发对陈芳明的采访记录《故人迟迟归——访旅美作家陈芳明》。陈芳明对吴锦发说到，他自己在“2。28”事件之后，又接触到台湾立场强烈的《台湾政论》，还“受到台湾民主运动的冲击”，觉悟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只在文学上努力，只有文学，绝对解决不了台湾的问题。”陈芳明说：“我关心台湾，不能只满足于关心文学历史，还得关心政治事物，可是关心政治事物，又不能不了解历史文化……我得到一个结论：‘台湾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才是解决台湾问题最直接的途径。”
首先呼应陈芳明的就是彭瑞金。他在美国加州圣荷西陈芳明家中和陈芳明对话时，也赞成把台湾看作是外国移民的“移民社会”和殖民社会，赞成说“台湾语文充满移民和被殖民的痕迹”。不久，彭瑞金开始撰写《台湾新文学运动40年》。这本书，于1991年3月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出版，1992年印了第二次，1997年8月又由春晖出版印行新版。叙述这40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彭瑞金的归宿就是上述陈芳明早在1984年就借历史说出来的“台湾独立”。彭瑞金在这本书的新版《自序》里说得明白：“台湾无论作为一个民族或是作为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主体文化，并且还应该优先被建构起来。七十六年前，台湾新文学发韧伊始，台湾先哲便著文呼吁，台湾人要想成为世界上伟大之民族，首先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学。”《自序》里，彭瑞金提到了1922年来到台湾的日本人贺川丰彦对文化协会成员说的一句话，即，“赶快建立属于台湾的文化吧！有了自己的文化，便不愁民族不能自决，民族不能独立”。彭瑞金说，这段史料，对于他的文学思考，“点亮了一盏明灯”。《自序》里，彭瑞金还提到，要“促使台湾的大学设立台湾文学系”。
彭瑞金在这篇《自序》里还说到了“台湾民族文学”的问题。这个以“台湾民族”概念建立的“台湾民族文学”，也是“解严”后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叫嚷得很厉害的一种论调。比如，1988年5月3、4日的《台湾时报》上，林央敏发表《台湾新民族文学的诞生》一文；7月9日—11日的《台湾时报》上，他又发表了《台湾新民族文学补遗——台湾文学答客问》一文。宋泽莱则在1988年5月15日由前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论文集《台湾人的自我追寻》一书里，抛出了《“台湾民族”三讲》和《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两篇文章。他们提出“台湾民族文学”，就是为了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最后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优良的新民族文化”。而这种“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