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的。这项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使进出口通过其他各州的那些州免交后者向它们征收的不适当税款。假使这些州可以随意管理州际贸易，那么一定可以预料，他们会在进出口货物经过他们的管辖区域时，设法把税款加在出口货的制造者身上和进口货的消费者身上。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可以确信，将来一定会进行策划采用这种做法；根据这一点以及人类事务的常识，还可以确信，这样会助长无休止的仇恨，不可能结束对公共安定的严重干扰。对那些不从情感或兴趣出发看这个问题的人们来说，商业州想用任何方式从非商业州的邻近各州征收间接税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是失策的，因为这样会促使遭受损失的一方出于愤怒和利益上的考虑而依靠不怎么方便的外贸途径。但是以扩大利益和长久利益为由的温和的理智呼声，在公共团体和个人面前，却经常被急于满足眼前的和过分的利益的贪欲的喧闹声所淹没。
联邦各州相互贸易的管理权力的必要性，业已用我国自己的例子和其他例子加以说明。在联邦非常脆弱的瑞士，每一州都必须允许商品经过自己的辖区运到另一州去，而不得增加过境税。日耳曼帝国有这样一条法律：未经皇帝和国会同意，各州和诸侯不得征收过桥、过河、过路税或关税。虽然在前面某一篇论文中的引文里可看出，这种惯例如同该联盟的许多其他例子一样，并未依据法律，而且在那里已经造成一些我们在这里已经预料到的危害。在尼德兰联邦对其各成员的限制中，有一条是：未经全体同意，不得巧立对邻州不利的关税。
管理同印第安部落的贸易，不受邦联条款中两个限制的拘束是非常适当的，这些限制使条例含糊不清、自相矛盾。那里的权力只约束不是任何一州成员的印第安人，并不约束任何一州在其本身范围内违犯或破坏立法权。哪一类印第安人应该看作某一州的成员，至今尚未决定，并且是联邦会议上经常纠缠不清和争执不休的问题。同虽然不属于某个州的成员，但却居住在其立法权限之内的印第安人进行贸易，怎么能由一种外来权力进行管理而不侵犯内部的立法权呢，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这并不是邦联条款轻率地力图做到完全办不到的事情的唯一例子；并不是轻率地力图使联邦的部分权力同各州的全部权力调和一致的唯一例子，并不是轻率地力图通过去掉部分保留整体来颠倒一个数学原理的唯一例子。
在铸造货币、规定币值和外币价值的权力方面，需要说明的一切是：宪法考虑到这最后一种情况，补充了邦联条款中一项重要的遗漏。当前国会的权力仅限于管理自己的职权以内或各州职权以内所铸造的货币。必须立即看到，拟议的通货价值的统一，可能会由于各州的外币管理规章不同而遭破坏。
伪造通货和公债，当然要由保障两者价值的权力来惩罚。
度量衡的管理，是从邦联条款中转移过来的，所根据的理由和上述管理货币权力的理由是一样的。
归化条例的不一致，早就被指出是我们制度的一个错误，并且为一些错综复杂的难题打下了基础。邦联条款第四条中宣布：“这些州的每一州的自由居民（贫民、流浪者和在逃犯除外）有资格得到某些州的自由公民所享有的一切优待和辖免权；各州人民将在其他各州享受贸易和通商的一切优惠”，等等。这里有字句上的混淆，是值得注意的。为什么条款中一部分用自由居民这个字眼，而另一部分却用自由公民这个字眼，其它部分又用人民这个字眼。在“自由公民的一切优惠和辖免权”上再加“贸易和通商的一切权利”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易断定的。然而，这种解释似乎是难以避免的。那些被称为一州的自由居民的人，虽然不是该州的公民，却有资格在其他各州享有本州自由公民的一切权利；这就是说，享有比他们在自己州内享有的更大的权利。因此，某一州可以有权，或者不如说每一州根据需要，不仅把其他各州的公民的权利授予允许在该州内得到这些权利的任何人，而且还授予该州允许在其管辖范围内成为居民的任何人。假如对将被承认的“居民”一词的解释仅限于公民的规定权利，那么困难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各州仍将保留归化其他各州居民的很不适当的权力。在某一个州里，居住一个短时期就能被确认公民的一切权利；而在另一个州里，就需要更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另一州里，法律上无资格取得某些权利的外来居民，只因为以前曾在某一州里居住过，也许就能逃避其没有资格的问题；这样一来，一个州的法律在另一州的管辖范围内竟荒谬地将至高无上的权力高于另一州的法律。我们全靠偶然的机会，至今在这个问题上才没有遭到极其严重的困难。根据某些州的法律，有几类被人讨厌的外来居民被剥夺了权利，这不仅不符合公民权利，而且不符合居住的权利。如果这些人由于居住或其他原因根据另一州的法律取得了公民的资格，然后以这种资格在剥夺他们权利的州内维护其居住和公民的权利，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不管法律上会有什么结果，或许还会产生无法预防的、性质极其严重的其他后果。新宪法因此非常正确地对这些结果以及由于邦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所产生的一切其他结果作了预防，采用的办法是，授权全国政府制定适用于全合众国的一致的归化条例。
制定统一的破产法的权力，与贸易管理非常密切，并且能在诉讼当事人或其财产所在或移入别州的地方防止许许多多的欺诈行为，因此其便利之处似乎勿须再加以研究了。用普通法规定那种证明各州的公法、记录和司法程序的方式，以及它们在其他各州所产生的效力的权力，是对邦联条款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条文所作的明显而可贵的改进。后者的意义是极不明确的，在对它所作的任何解释下也都无关重要。这里规定的权力可以成为审判的极便利的工具，在邻接各州的边界线上尤其有利，在那里应受裁判的动产可能在审判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突然秘密转入外州管辖的范围之内。
修筑邮路的权力，从各方面看来必然是一种有益无害的权力，通过适当的管理，或许可以为公众造成极大的便利。凡是有助于促进各州之间交往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值得公众关心的。
普布利乌斯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
第四十三篇 续前篇
（麦迪逊）为《独立日报》撰写
致纽约州人民：
第四类包括下列各种权力：
一、“对著作家与发明家的著作与发明，给以定期的专利权，以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益处几乎是没有疑问的。作家的著作权在大不列颠已被确认为习惯法中的一项权利。有用的发明权，由于同样理由，看来应属于发明家。在这两种情况中，公益与个人的要求完全吻合。各州不得对著作权或发明权擅自作出有效的规定，而大多数州根据国会提出通过的法律事先已经对这一点作出了决定。
二、“对于由某些州让与，经国会接受，现为合众国政府所在地的区域（其面积不超过十平方英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行使绝对立法权；对于经所在州议会同意而购置的、用以建造炮台、军火库、兵工厂、造船所，以及其他必要建筑物的一切地方，也行使同样的权力。”
对政府所在地行使全部权力，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其本身就能证明这点。这是联邦每个立法机关行使的一项权力，我可以说，也是全世界的每个议会根据其最高权力所行使的权力。如果没有这种权力，不仅行政当局可能受到侮辱，其活动也会受到阻碍。但是，全国政府的成员州依靠政府所在的州来保护它们行使职权，可能给全国会议带来畏惧或影响的污名，这对政府来说，同样不光彩，对邦联政府其他成员来说，也同样是不会满意的。这个理由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政府驻地的逐步积累的共同改善，是一种太大的公众抵押品，不能交到一个州的手里，而且会对政府的迁移造成许多困难，以致进一步剥夺其必要的独立。这个联邦地区的范围有充分限制，使各种反对性的嫉忌感到满意。由于将地区划作此用必须？让与州的同意；由于该州无疑地会在契约中规定居住在该州的公民的权利和同意；由于居民会认为有充分的利益的动机而成为愿意让与的一方；由于他们将在对他们行使权力的政府的选举中有发言权；由于必然会给他们一个他们自己选举的、只为当地目的服务的市议会；由于州议会和让与部分居民同意让与的权力，将来自通过宪法的全州人民；因此所有想象得出的反对意见似乎都可以消除了。
管理全国政府所建立的炮台、军火库等的同样权力，其必要性是同样明显的。在这些地方所花费的公款，存在那里的公共财产，要求它们不受制于某一个州的权力。整个联邦安全所系的那些地方，在任何程度上要依赖联邦的某一成员，也是不适当的。在这方面，通过要求有关各州对上述每一项建筑物表示同意，一切异议和顾忌也就完全消除了。
三、“宣布对叛逆罪的惩罚，但是凡因叛逆罪而被褫夺公权者，除本人在世时期外，概不得损害亲属产业继承权，或没收其财物。”
因为叛逆罪可能是背叛合众国的罪，所以合众国当局应该能够惩罚它。但是因为新式的和虚构的叛逆罪是极端的派别——它们是自由政府的天然产物——通常用以彼此发泄仇恨的重要手段，所以，制宪会议非常谨慎地反对给这种特殊的危险筑起防栅，就是把犯罪的定义写进宪法，规定定罪所必要的证据，即使在惩罚罪行时，也要限制国会把罪行的后果扩大到犯罪者本人以外。
四、“接纳新州加入联邦，但不得在任何一州的管辖范围内建立新州；凡未经有关各州的议会和国会的同意，概不得联合两州或更多的州或某些州的局部地区而建立新州。”
在邦联条款中，没有一条提及这个重要问题。加拿大有权参加合众国的措施；而其他殖民地，这显然是指其他英国殖民地而言，则必须由九个州斟酌决定。这个文件的编纂者似乎忽略了建立新州的可能。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遗漏所造成的不便，以及它导使国会僭权的情形。因此，新制度已极其恰当地弥补了这个缺陷。未经联邦政府和有关各州当局的同意不得建立新州的一般预防办法，是同管理这类事务的原则相符的。未经某州同意不得将该州分割而建立新州的特别预防办法，缓和了大州的猜忌，这和未经某些州的同意，不得将它们合并成为一个州的同样的预防办法一样，也缓和了一些小州的猜忌。
五、“处理属于合众国领土或其他产业并制定与此有关的一切必要的规则与条例，其条件是：不得对本宪法作出有损合众国或任何一州的权利的解释。”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权力，而且是必要的，理由同说明前一条款的正确性的理由相同。附加条件本来是适当的，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关于西部领土的猜忌和疑问，或许变得必不可少了。
六、“保障联邦内各州的共和政体；保护各州抵御外侮，应立法机关或政府的请求（当州议会不能召集时）对付内乱。”
在一个以共和原则为基础并由共和政体成员组成的邦联里，行使管理职务的政府显然应该有权保卫此种制度，防止贵族式或君主式的改革。这样一种联合的性质越是密切，各成员对彼此的政治制度就越关心，坚持要在本质上保持结盟时的政体的权利也就越大。但是一种权利意味着一种矫正办法；这种矫正办法除了写入宪法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记载呢？已经发现，原则和政体不同的政府，对任何一种联邦的适应，不如性质相似的政府。孟德斯鸠说：“因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包括一些从属于不同诸侯的自由城和小州，经验告诉我们，它比荷兰和瑞士联盟更加不完善。”他又说：“一俟马其顿王在安菲替温联盟中取得地位，希腊就解体了。”在后一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新邦联的不相称的力量和君主政体对这些事情各有自己的影响。可能有人会问，这样一种预防办法有什么必要呢，它是否不会成为未经某些州的同意，就要改变州政府的口实呢。这些问题可以立即回答。如果不需要全国政府的干预，关于此类事情的条款只能是宪法中无害的多余东西。但是谁说得上某些州的任性、某些大胆妄为的领袖的野心或外国的阴谋和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尝试呢？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如果全国政府凭借宪法上的这种权力进行干预的话，它当然会行使这种权力。但是这种权力至多扩大到保证共和政体，这就要假定先要有一个要将被保证的政体。因此，只要各州使目前的共和政体继续存在，它们就能得到联邦宪法的保证。各州要想用其他共和政体来代替的时候，他们有权这样做，并且有权要求联邦对后者给予保证。对各州的唯一限制是，它们不能用反共和政体来代替共和政体。可以设想，这个限制不致于被看作令人不满的事情。
抵御外侮是每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所应该做到的事情。这里所说的范围似乎是保护每一个州，不仅防御外敌的侵犯，而且防止比其更加强大的邻人的野心或存心复仇的图谋。古今联盟的历史证明，联盟的弱小成员不应该对这个条款的方针无动于衷。
加上“防止内乱”是同样适当的。如上所述，即使在恰当地说并非隶属于同一政府的瑞士各州里，也曾为此目的作出规定。该联盟的历史告诉我们，最民主的州和其他各州一样，都是经常要求互助，而且获得了帮助。我们中间最近发生的一次著名事件警告我们：应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