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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随俗，我又发现除了风风光光、摇摆在舞台上的新贵之外，大部分默默无闻的国人，也仍然保存着朴实的本来面目。为什么呢？返观历史，我才发现这种势利的现象，匪自今日始。但是中华之为中华，在人心的深处，有着一种土根的力量，不是可口可乐与麦当劳就能够征服的。
举例说吧！有哪个达官贵人不相信风水？有哪个专家博士不在车上挂个庙里求来的平安符？有哪一间观堂寺庙不是人潮汹涌？有哪一次清明时节，道上不是车水马龙？
中国人早就知道了，在社会上生存之道有二，一是黑白之道，一是生死之道。对黑白两道而言，成者为王败为寇，大家争的是力量，夺的是分配享受的权利。而生死之道，则图个活着时心里平安，无忧无虑，死后上升天堂，不要堕入地狱。
这两种道互不相涉，一管肉体，一司精神。换句话说，一者为阴，一者属阳。如能在白道活得心安理得，自是福寿全归，倘若落入黑道，也有漂白的机会。但是精神上则不然，一旦所行不正，则休咎之外，诸事凶忌。
中国人从小就熏陶在这种观念中，从善的目的是为了成仙成佛。如果要当官发财，则只要拼命读书，再不然从戎或从商，总之与做善事不相干。中国人更知道，一个人的得与失，都是命中注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勉强不来。
这种观念的源流到底来自何处？为什么百年以来，西洋的船坚炮利也摧毁不了呢？我一再追究这个问题，最后终于发现了，原来是蕴藏在《易经》中的力量。
中国的读书人以群经为教材，《易经》为群经之首，帝王之学当然是必修。文人读了易，即使不通，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文化的熏陶。而民间则靠民俗与戏曲的传衍，民俗包括了敬畏天地、尊老重德、慎终追远、乐天知命等观念。戏曲则将道德思维形象化，无论忠孝节义、亲情伦理都成为好坏是非的行为规范。
时到今天，西化的学校教育培育了一批批的工匠，将国家变成了工厂。而人民在大量入侵的娱乐工具影响下，传统的戏曲褪色了，华盛顿取代了秦始皇，白雪公主打倒了白蛇娘娘。新一代的青年，飙着机车大唱麦可我爱你。
人民富足，国家强盛之余，人成了工作消费的机器，人心麻木惶惑，早已是非不明。可是，如果有人提到有某人算命很灵，保证身边的人都高高把耳朵竖起！
西化的学者群起而攻之，这是迷信！政府更不后人，严禁传播迷信！为什么这些自命不凡的人不想一想，江湖骗子固然不少，难道学界没有不学无术之辈？政府中没有尸位素餐的败类？至于是不是迷信，何妨就学理、实验、调查来讨论一番？为什么外国的霹雳论、创世论、摩西分红海就不是迷信？
就像攀登九华山的悬崖一样，愈高之处，人迹愈少。能看到这里的读者，大家都是有缘。对有缘的人，我要求就会多些。本章我专谈《易经》，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既然来了何妨安之，对《易经》增加一分了解，绝对会有益于人生。
攀登绝岩时，最应注意的是方向正不正确，千万不要辛辛苦苦爬了半天，到得头来才发觉方向不对，再回头已晚了。既已决定了方向，就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断不能梦想一蹴可及。每次换步移形，要察看立足处实不实在，危岩不是康庄大道，不要指望摔了一跤再爬起来。最后，切记不论得到什么，最好多用心审视一下，山中的果子泰半都是酸涩有毒的。
读易正是如此，首先要确定一点，我真打算学易吗？如果只是好奇，想增加一点常识，最好尽快将后文略读一遍，千万不要多想。如果已经对《易经》有了些许认识，则宜字字酌量，句句分析。因为其中有很多精要，如果前面了解不透，后面就会头大了。
《易经》就是真理，这正是本文要一点一点详细说明的。古人是先信而后学，有其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长驱直入，立可夺关斩将；缺点则是一切视为当然，就算得到了真理，却未必能了解。
今人学易刚刚相反，民间以易为算命工具，他们不需要懂易理，用熟了易术就立见成效。学院中教习《易经》，只是当作一种文化知识，教之聊备一格。学子们学易不过为了几个学分，只要考试通过，懂与不懂关系不大。
那么还有谁在传习《易经》呢？唐人贾岛说是：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却认为柳宗元说得更好：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实话实说，易理代代有传人，但是真知者不多。
知易者不能多，因为真正知道《易经》至理者，必知易之为易，有变易有不易，以不易为变易，唯变易为不易。故真知者有所不为，且知之愈多，为之愈少。一个不为而为之人，外表上看来与一般人无二，是以人不能识、不能知。
《道德经》第十四章云：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认为人对事物的认知全靠辨识，然而事物之极细微处超过了感官的极限而无法辨认，这时人就无所知、无所识了。这是说一般人对真与假是很难判定的，于是真知与假知很可能就充斥在你我身边。没有辨识能力的人，如何能验证所知为真呢？
这其实就是人间最真实的本来面目，人本生于无，由无到有，有谁知这个“有”来自何方？然而，既然为“有”，必有其来处。在众多的“有”中，真真假假，假的经不住考验，化为风，润成雨。人生在风风雨雨之中，唯有真知真识屹立不移，却又混杂在风雨之中，滋润人生，得以长存。
这就是《道德经》第一章最后一句的注脚：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人生之妙，就在于人人有权自以为知，因为人人自以为知，所以有变易之始。在一代代大德不断地探索下，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真知得以在文化的长河中滋生孕育。因此，后人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成为真知者。
能在古道中印证者，始自知其为真知，真知之人必具有智能。人有了智能，自是无所不知，以一己之知印证于“今日之有”，就可谓自知。一个人有自知之明，即使知道自己“无知”，也还有由无知到有知的机会。若人自以为知，而所知者不过是些酬应于一时的知识，待其价值丧失之日，人生也随之而逝了。
人生最真实的，必然是人最需要的。前面一再说到人有肉体及精神两种生命，肉体随时日而腐朽，这种知识的价值不过及于一身，人若追之逐之，最多可以保持到死。精神则为宇宙的时间支柱，得入精神境界，自与宇宙同寿。
《易经》就是追求与宇宙同寿的人所留传的知识！历经五千多年（如果不计早期的卜筮，仅以《周易》为起点，则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无数智能绝顶的圣贤钻研下，成为独步天下的知识系统！
易之功能，影响中国文化甚钜，在《四库全书提要》中有云：
“易学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易经》之所以有如此长远的影响，即因易理是以人为中心点，对事物的分类法则。兹列其概要如下：一、哲学：象征，思维，逻辑，伦理等。
象征是以符号代表人所认知的系列事物，文字即象征符号之一。有人说中国文字系从伏羲氏所发明之八卦演变而来，其实八卦所代表之象征性，远超过文字概念所涵盖的范围。随着知识的进步，人对象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八卦才能不断演绎，发扬光大。
思维是人最重要的活动，经由思维，人才能了解事物的各种现象，进而能利用事物，以图利于人类的生存。《易经》是抽象思维的鼻祖，将事物的变化分析成基本因素，再利用基因排列组合的象征，得到了由表象到实象的双向认知。尤其是阴阳和合的正中有负、负中有正的相对观念，从而发挥到见一知万，见万得一的统一思想。中国人曾是最富于思想的民族，直到清末以前，一直领先世界，实皆拜读易之助。
一般人所认知的三大古典逻辑为：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古印度的因明逻辑以及中国先秦的墨子辩证逻辑。而《周易》则为独立于前述三大之外的另一种逻辑形式，它以相对的二分法为象征的符号基础，以统计之经验认知为分类定义，然后以天地人三才结构与相对的变化现象，来判断事物变化的真假、吉凶。这种周易式逻辑最有利于复杂的人生世态，因为大量的资料都已为象征取代，人只需作简单的判断即可。
《易经》被尊为众经之首就是一种伦理观，其理是尊万而从一，万为人，一为天。因此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分类伦理观。这种伦理也是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近百年来虽被西方观念所摧残，然而大局尚在未定之天，言定论尚早也。二、科学：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
八卦之发明即源于伏羲的观天察地，是以古之善易者，无不善观天文。后来天文学独立发展，成为易之一支。中国古天文之记载，是人类文明之珍产，极具研究价值。唯因古人泥于为君王服务，未能将天文学独立成为一种学术，实为大憾。
汉代太学有《周易》博士，将易广用于各种学术上，郑玄创爻辰说，将十二地支和天文星座的二十八宿与八卦交错排列。
中国历法因农业上的需要，起源甚早，历法在初与天文并无直接关连，后人了解愈多，愈发现两者关系密切。后采用以太阴循环周期为主的阴历，即为了满足农耕的季节性因素。至于易卜采用阴历，则是为了便于利用二数系与三数系的交集之故。
最早记载中国地理的是《山海经》，但其内容受到当时知识所限，内容多荒诞不可解。到了秦汉时代，由于易理及五行观念盛行，举凡国家定都，宫殿营建等，都要分辨吉凶。是以堪舆（俗称地理）盛行，皆一一反映在地理上。
易之数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体系，其中有二进制、三进位两种体系交杂，且又运用或然率的观念，取“大衍之数”以供客观取卦。二进制人已尽知，三进位则多被忽略，盖天地人三才在八卦中作上下两卦，实为两个三进位之数系。如果连续将各卦展开，上下两卦分别代表两种关系，即可窥见三进位之痕迹了。正因为有三进位之因子，京房始得将十二支加入在“纳甲”中，与时间因子融成一个系统。
大衍之数是很神奇的观念，历代讨论极多，我认为不过是基于经验，在十进制数系中应用或然率的有效方法。后人穿凿附会，创造了龙马河图以及天地之数，不过示其奇而已。实际上对任何偶数数系而言，都有这种性质：
假设此数系＝ｎ，奇数＝天，偶数＝地，
则本数系中天数之和 = （n／2）（n／2）
地数之和 = （n／2）（n／2）＋（n／2）
天地之和 = 2（n／2）（n／2）＋（n／2）
在此数中，天、地数减1 ，都会产生偏离数系之共性（即大衍之数减一）。
这种性质是数系的变化基础，古人舍数学运算不用，却以其变化基础为象征。今人反其道而行，仅知数学运算之作用，忽略了结构上的“象征数学”。
邵雍是象征数学之宗师，由于我的数学欠通，一直不敢下功夫去学习。大致上说，他以元会运世四种单位来代表时间，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百六十运，一运有四千三百二十世，这种算法能将八卦很规则地分配在“元会运世”的系统中。
十二，三百六十等数究有什么意义呢？说穿了，就是二进制与三进位数系的交集。多种不同进位的数系，结合在一起应用，其意义后文将做说明。
易理本为先人研究自然所得的知识，但因过去科学不发达，即令有所成就，也相当有限。反倒是在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等，易理之观念却大放光芒。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张其成先生主编的《易经应用大百科》一书。三、政治：管理，策略，军事。
政治首重管理，管理则要求上下有序。易理即以六爻的位置、两个三才的结构，分别代表大环境与小环境。再以阴、阳之爻德视为本分，以各爻之变化组织成卦，各卦分别赋与社会价值及观念，形成一个极为严谨的体系。在此体系之中，六十四卦独尊“谦卦”，实因该卦各爻得位，为管理的上乘境界。
策略是一种通变达变的手段，以此求得最大利益。兹假定易爻之爻位为吉凶之定义，各卦即可视为吉凶变化之可能组合。当人应用卦象与变化的事实作比较时，可以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过程，一览无遗地检视吉凶。是以懂易之人，特别精于策略的应用。
中国军事学早为举世所推重，而皆源自动静相生，刚柔互济之原理，这些正是《易经》之根本。《周易》中有一卦名为“师”，更明白地指出了行军作战之道。后人更以八卦之方位观发展出阵法等作战的策略，如诸葛孔明的八阵图等。四、艺术：美术，音律，文学，器物。
黄帝时，中国之音律采用十二律制，与德国巴哈的十二平均律相当接近。因受易的影响，十二律分成阴阳两类。六阳称六律，六阴称六吕，合称律吕。由于十二律正好在一组共振的高低音之间，如何分配此十二律，真是煞费古人周章。易学家利用象数观念，取“三分损益”之法则，此法简易明了，却因不够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