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要强调胖子接电话的窘劲，我们用的是大特写，胖子的脸占满了画面，电话筒则换来换去。庄灵利用黄金分割，把镜头安排得精确无比，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我们无不佩服他的功力。料不到电视屏幕比电影屏幕要小得多，播放出来，胖子的头及下巴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鼻子、一张大嘴，以及一些黑忽忽的圆筒，不断地飞来飞去。
这时，由于近水楼台，我与小妹的来往频繁，接触一多，性的需求就油然而生。我必须作个决定，如果她也对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及早结婚。在她的支持下，我可能会达到我所追求的部分目的，否则我们应该立刻分手，使彼此没有牵挂和负累。
因此，我向她求婚，她要征求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则坚持要我父亲出面，必须“明媒正娶”，否则有失家门声望。
我知道父亲不仅不会出面，而且绝对反对我们的婚事。所以我建议不通知家人，私自结婚算了，小妹不答应，她认为这样会导致家庭的不幸。
我们分手时，也和其它未经人世的青年一般，纯洁天真，祝福对方有着美好的未来。且相互盟誓，彼此要珍重这段感情，永远保持真纯的友谊。
我开始专心研究电影，由于我国电影水准太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现阶段的从业人员打交道。此外，我并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兴趣，只不过想彻底了解电影的全部制作技术，以便作为日后表达思想的工具。
庄灵比较务实，他认为年轻的一代颇有理想与魄力，应该大有前途。我们便邀了几位国立艺专影剧科的朋友，如李至善、邱刚健，以及师大美术系的黄华成等，成立了一个电影研究社，筹办“剧场”杂志，并请了艺专的戏剧学教授姚一苇为顾问。
成立的第一天，姚教授请我们去他家聊天，结果我竟被姚教授赶出门来。那时电影院正在上演一部英国的“新潮”影片，名为“一夕风流恨事多”，这算是一部够水准的作品，姚教授则一口认定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电影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早已养成了“分镜头”的习惯，看完电影就已把“场景”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历历指出片中的矛盾和草率之处。姚教授不由分说，认为我对他“失敬”，于是下了逐客令。
假如姚教授就代表着电影界的新希望，那么我宁愿与这种新希望保持距离。任何一个学术性权威的建立，绝非只是因为他年高位重。不错，艺术免不了主观的成份，可是，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电影。要了解一部电影的“主题”、“技术”和所达到的“境界”，就应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探讨。以堂堂一个国家唯一的一所电影艺术学府，其教授如此，我不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我立刻向庄灵表示要退出，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庄灵则责备我不顾大体，哪有一个组织在成立的第一天，发起人就要退出？
他是对的，但是姚教授不能原谅我，对我不理不睬，会务如何推动呢？
我考虑再三，难道电影技术一定要在国内学吗？我的主要目标在于人生的体验，有了足够的体验，才能写出好的剧本。剧本是电影的灵魂，没有灵魂，电影哪可能有生命？既然如此，我所学的对象应该是人，是社会，是宇宙中一切变化的原理、根本。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一个小圈圈中，就算目前还有理想，过不了多久，在现实的压力下，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妥协、退让，到最后，理想还会剩下多少？
想来想去，当前的社会状况令我感到窒息，各行各业都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再混下去，不是我被同化，到最后麻木不仁，便是愤世嫉俗，疯狂变态。
出国吧！去哪里呢？美国是一般学子心目中的天堂，一方面我不喜欢凑热闹，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大话：“不去美国，不读英文”！别人或许没有放在心上，我自己却忘不了。这时，有位同学告诉我，“老师”（大一的同学）去了巴西，巴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问来问去竟没有人知道。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去巴西。
我向父亲提起要去巴西历练一番，没想到父亲对巴西知之颇详，也很赞成我出去闯闯，并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先好好工作，存点钱，再托那位同学给我弄张农场的聘书，先去农场开垦再说。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去巴西的事已经安排好了，聘书不久就到，叫我先去学习葡萄牙文。我怎么都想不到事情会如此顺利，缘因在巴西有位东北籍的国大代表张振鹭，当年父亲任职东北行辕政务委员时，两人常相往还。
后来东北失守，张代表到南京开国民大会，在会中慷慨陈言，认为丢失东北是当时的行政长官陈诚的责任，所以呼吁先总统拿出“斩马稷”的精神，杀陈诚以谢天下。大陆易色后，因陈诚在台，故张代表举家迁居巴西。父亲自从知道我想去巴西后，就用电报与之联络，并得到张代表的同意，代我办理一应手续。
但是，去巴西的路费不是小数目，约值当时父亲“特任官”全年的薪金。我知道父亲素无积蓄，所以打算去卖苦力，自己赚取路费。想不到这也顺利的解决了，那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有位总务科长姚世惠，原为陈副总统的亲信，因为父亲没有班底，陈副总统特派姚科长来会中服务。姚科长知道我要去巴西，也知道父亲无力负担旅费，便向陈副总统报告，因而得到美金一千元的资助。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深深感到个人与社会的因果相依，如果不是这些协助，我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父亲平素的为人，我也不可能沾到这些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必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只问自己的努力是否无愧于心。时机到了，就一定会有应得的收获。
那时赴巴西必须到日本签证，由旅行社代办，费用是两百五十元美金，坐货船去巴西则要五百五十元美金，在日本还要等上一个多月。为了省些钱，姚科长特别给我介绍了一位旅日华侨赵先生，他在东京的银座、池袋、新宿等地经营了好几家咖啡店。姚科长要我到日本就住在他的店中，多多少少也有个照应。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离开台北的，父亲率家人到机场送我，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我知道这次很可能是永别了。我没有话可说，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痛苦，使我们的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欢乐。这又岂仅是我们家庭的悲哀？唯有寄托在我今后的努力上，只有找到了这个产生人间悲、欢、离、合的因果后，与人类共勉，得以免除诸种痛苦烦恼，那才能值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不知道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虚无飘渺的人间真相是否存在？更不知道在哪里、如何去寻找？可是，我已经决定踏上这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至于个人的荣辱、家庭的幸福，也只有硬着心肠，割舍在一旁了。
小妹也来了，挤在铁栅后的人群中，哭得不成人形。她在想些什么？是后悔没有答应我的求婚？或是珍惜这次永恒的离情？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我只知道，果真她开了口，希望我留下来，很可能这一生的一切都将改变了。
我伸过手去，轻轻触摸着她的指尖，她没有动，也没有看我，只是泪珠像瀑布一般，由红肿的眼帘中潺潺地涌出。我紧咬着牙，脸上撑着已嫌僵硬的强笑，话语哽在喉头，只希望赶快听到登机的广播声。
我努力地提醒自己，她一定非常了解，知道我不是一个家庭动物，所以没有把我“系”在牢笼中。感激不只是一句言语，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报答。在这么多的祝福中，我终于沉重的踏上了茫茫的征程。
智慧之旅 （第二部） 自序曾有不少人匆匆走过人生这块葱绿的大地，如今，又有更多的人踏在前人的步伐上。曾有不少人得到了人生的真如认知，如今，也会有人摸索到生命的泉源。
我们凭什么断言曾有人得到了人生的真如认知呢？是因为文化的启示！饮食是文化，歌舞是文化，音乐、艺术、文学无一不是文化！然而，这些通通都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只是人们生活中的装饰点缀，却未必就是人生真如的认知。
那么，什么才可称做真如认知呢？是不是人人都有兴趣探索追求呢？以人性来说，人原具有好奇的天赋，但是基于生存的压力、实际环境的利害冲突，绝大多数人都远在开始踏出第一步之前，就已经被埋葬在桎梏中，丧失了应有的机会。
社会是人的舞台，利益是人的标的，等到人智渐开，社会上的各种功利既得集团，无不各显神通，将优秀的人才逐一网罗。在各种意识型态的熏陶下，人为的游戏规则取代了原始的人生追求，社会成为成败得失的杀戮战场。人类呢？一层一层的金字塔，弱者成为奠基的材料，任由强者一步一步登上巅峰。
庄子说得好：“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这不正是优秀人才的写照么？，接着他又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从古到今，社会上总有些漏网之鱼，也可以说是化外之人，他们得不到利益集团的青睐，自然更得不到既得利益的滋润。但是，他们所失去的不过是人间的虚荣，却能自醒于众醉的庙堂之上，从而另辟蹊径，得证人生的真如。
什么是人生的真如呢？真，是永恒，如，是本然。今日如是，昨日、明日亦复如是；在这里，在那里，无处不是如是。人不因地位之别，不因人种之异，未得时是愚是迷，倘若得之，即明即智。愚而迷者，徘徊于悲伤痛苦的绝地；明智之人，心地坦然，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间。
作者自从在一九七二年得到了真如的认知后，得免于惊怖、烦恼，迄今已垂二十余年。其中尤以历经中文计算机的重要战役，终能完成任务，全身而退。现今返璞归真，归隐山林，将此段事实记述于此，望有缘者得以继此薪传。
《智能之旅》为作者亲身的经历，书中详述作者得到真如的前因后果。有人认为内容过于离奇，难以置信。其实人人身边随时随地都充满了各种天成的故事，根本不需要捏造，但却有赖个人具备赤子般的好奇心以及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书中人、事、时、地俱可查证，但为避免当事人的困扰，凡是有负面的事迹，皆隐其名或以代号称之。
本集＜稚春＞系《智能之旅》一书之第二部，由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三，作者甫出社会后，赴巴西闯荡，在十年间由成长到觉悟的实事。书中第七段“迷惘”到“觉悟”之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巴西狂欢节》一书中。因为是事实，且为极关紧要的一段，不能不记。细心的读者应该看得出，本书系以智能为主题，所以取舍之间，颇堪玩味。
朱邦复 序于都兰山麓
智慧之旅 （第二部） 一、流浪 东京、玉玺、海洋、台独记得小时候住在乡下，我很喜欢看大人盖房子。乡下人很穷，一切只能就地取材。他们先将稀泥与稻秆充分混合，再填进一个木制的方格子中，放在一旁曝晒成形。等成块的泥巴晒干了，就拿来筑墙。一块一块地泥砖堆砌起来，房子的模样也渐渐形成。
并不是每块泥砖都经得起堆砌，有时把木格子一拆，泥土就散开了。有时堆了几块后，下面的受压不住，倒塌了，又得重新来过。
受完四年教育的大学生，不正像是晒出来的泥砖吗？我很清楚，四年所学不过是对自我多了一分认识而已，我感到自己就像稻秆过多、泥土不足的那种废砖。我能做什么呢？恐怕最后只有被扔到一边，与草木同朽了！
当然不甘心，即令迟早要与草木同朽，我也要把自己的经历一一的记载下来，如同《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以安慰那些孤独的灵魂。
真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还需要体验，更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否则，凭一只深深躲藏在黑暗中的井底蛙，我又有什么好写的？
人生目的确定了，心里也感到无比的轻松，为了体验人生，所有的得失都不重要了。“得”固然是有所得，“失”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得”？若能将得失之间的各种机缘、因素，仔细地分析整理，当有一天该我下笔时，自会水到渠成。
因此，我决定到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去，最后选择了巴西－－一个令我永难忘怀的第二故乡，一个令我浴火重生的圣地。
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告别了家人，离开台湾，先到日本，以便取得赴巴西的签证。父亲的朋友姚世惠已打好招呼，说驻日大使馆会有人来接我，叫我放心。
在我下飞机时，看到一个女孩在座位上哭泣，原来是她带的行李太多，大包小包不下十几件。上机时可能有人相送，到了东京，她才发现难以应付，急得手足无措。
空中小姐见我双手空空，托我帮她拎一下，当然没问题，看她娇小玲珑的模样，我原本就打算毛遂自荐。在等行李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准备到美国去完婚，因为在台湾拿不到签证，所以到日本来，驻日大使保证她能成行。
她看出我有些讶异，又告诉我她父亲是烟酒公卖局的局长、蒋经国面前的红人，所以人人卖帐。只是，她也有些不解：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笨？谁都知道蒋经国一定会做总统，我爸爸又是重要的人物，结果连我要去美国，他们都不卖面子？”
我也不懂，尤其不懂的是，为什么人人都要去美国？
她的箱子一共有四口，又大又沉，再加上十几件手提的大包、小包。光是拖车就占了两部之多。由于我也要靠别人来接，心里便一直嘀咕，是不是出了机场就丢下她不顾了呢？她却先问我说：
“等会儿有人来接我，要不要我们送你一段？”
“我也有人接，只是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大使馆来了两位先生，带头的一位西装笔挺，显然是认识她，一见到就先请安，问候她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