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
巴西的人种相当混杂，除了土著外，早年冒险的葡萄牙航海家，又引进了大批的非洲奴隶。后来由于咖啡作业方式改变，小农经济兴起，奴隶制度在两百年前已经破产。因之人种开始混杂，在同一家庭中，由于遗传基因的隐、显特质，常常黑、白肤色隔代出现，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除了新近的移民外，在巴西可以说绝对没有人种的歧视。
我到巴西那一年，恰逢巴西民选的总统姜古拉先生，意欲实施社会主义，他眼见工业时代到来后，社会上贫富趋向两极化，因此倡导土地及重工业国有，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的立意至善，只可惜忽视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加以工业和经济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政令出不了总统府大门。
一九六四年四月，姜古拉无计可施，竟自行发动兵变，由屯守里约的第一兵团，策动北部的一部分军队，打算把南方的保守势力击破。结果大军在“矿产州”与南军对垒时，双方前哨却把手言欢，一弹未发。姜古拉以为大势已去，实时乘飞机逃走，结束了一场少见的政治闹剧。后来保守军人废除民主，执政十多年，并称此次兵变“四月革命”。
这种事情对我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当语言能力纯熟后，我常向巴西人请教那段史实，但几乎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问多了，他们会耸耸肩，双手一摊，说：
“姜古拉？你知道他有几个女人吗？”
据说巴西女多男少，物以稀为贵，所以身为男人就是最大的财富。有些女人为了争取毕生的幸福，常不惜出外赚钱，以便把男人养在家中，这一来更助长了男人的骄气。虽然巴西以天主教为国教，禁止离婚，但男人常常走私，甚或另谋高就，把女人视为蔽履，丢弃不顾，以致弃妇怨女处处皆是。
很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巴西社会的低阶层，然而我知道，在中国由于传统上重视人际之互助，社会地位越低者，家庭之间的向心力也越大。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如果靠女人工作来供养，则他在亲友邻里间，总是会被人耻笑，永远抬不起头来。
厨房里人人都是我的语文教师，在他们毫不厌倦的指导下，没有多久，我的巴西话就几乎可以乱真了。
我最喜欢看的运动是英式足球，那是种全方位的运动，要技巧、默契、策略、体力，还要有一点不可或缺的运气。
足球场面积广大，气派恢宏，当万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时，大地上立刻出现一片旗海。同队的球迷聚集在一起，齐声唱着他们球会的会歌，兴高采烈地击鼓奏乐。似乎是在向对手宣示：
“我们是最强的球队，敌人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赶快闻声而逃吧！”
谁都不会逃，谁都不甘示弱，而每场比赛总难免有输有赢，极端的情绪可以在旗帜满天飞舞，或是倒拖在地，无人理睬上看出端倪。这种心情的起伏，才是足球最令人迷恋的地方，每一次在自己喜欢的球队出赛之前，球迷都充满了希望。姑不论此次结果如何，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希望还会到来。
我在一九七二年听说过一个故事，足证巴西人对足球疯狂的程度。在圣保罗市有个资格最老的球会“歌林加” （Corlithes），其球迷都自称为歌林加人。圣保罗球会甚多，第一级的不下十余个，而球迷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是歌林加人。由于球迷多，经费充足，所以拥有全巴西最有名的球星多人。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几个重要的竞赛中，一直与冠军无缘。
如果说实力，没有问题，再比士气，人人信誓旦旦，不胜不休。但是运气欠佳，每次都输得令人扼腕，包括球迷在内，都认为非战之罪，不愿责怪。但是二十多年来年年如此，就不免令人扫兴，大批球迷渐渐疏远足球。于是媒体、专家都一致宣称，如果任由歌林加队继续输下去，巴西足球将会没落，国家的经济也必将崩溃。
有一次，圣保罗队一位颇负盛名的教练，公开宣称他自己的罪行。指称在一九五零年时，因为负气而向巫神“马贡巴”诅咒歌林加队，使之三十年内得不到任何冠军。此语一出，全国骚然，圣保罗队因此解除了该教练的职务。
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也开始自称为歌林加人，巴西朋友一致为我担心，说我会因此而丧失人生的乐趣。
这一次的经历，我彻底认清了“兴趣”是怎样运作的，也看到了人心奥秘的禁区。谁都知道人的七情六欲无不因自我的利害而生，可是足球又怎么与我扯上关系呢？
对任何一种事务首先要了解其游戏规则，否则就看不懂，不会有兴趣。其次要有悬疑，没有悬疑就不会去猜想，不猜想，其结果便与己无关。再其次要抱着希望，希望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过程，如果明确地知道了一定的后果，这种心态就不能称做希望，而只是等待结果的发生。只有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一面等待有利于自己猜想的，一面又惧怕有不利的结果产生，当人心在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变化中翻来覆去时，便产生了兴趣。
生意人非常了解此中奥妙，刻意制造一些英雄人物，设计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再不然便利用诱人的广告，先让人知道，再使人有兴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谈说说，事情成了自己经验的一部分。等到人们有了兴趣，卷入了这个原来与己无关的新事物后，紧接着便是那种惊险刺激的悬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比赛总是有胜有负，各队风水轮流转，不论喜欢的是哪一队，总少不了期待、焦虑，然后再享受那迟来的狂欢极乐。
歌林加人的悲剧，就在于二十多年的等待中，所有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有人失望得背弃了她，有人则抱着孤臣孽子的心情，继续期盼。明知生命中奇迹很难发生，但是以该球队的实力以及常态的机率来看，希望又明明就在当前。
我的个性以及遭遇，与歌林加人颇有些相似之处，我对社会国家的期望，也与之不相上下。中国人彷佛也是个被诅咒的民族，几百年来的屈辱，难道没有洗刷的一天吗？可是眼前所见，国人自暴自弃，上下梁无一不歪。有些人失望了，动辄以中国人为耻，不是逃之夭夭，便是否认列宗列祖。我不甘心，只好做个孤臣孽子，连看足球都不例外。
直到我离开巴西，果真歌林加队没有得到一次冠军，亚军倒拿了好几个。越输我越关心，越关心，我越是同情她。连我都如此，何况那些真正的歌林加人？
巴西人也有他们的歇后语，如：
“到中国去”表示无此可能，因为过去交通不发达，而中国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再如说一个人怀才不遇，则为：
“那个歌林加人”！
不过，我第一次在巴西看足球时，还不知道有这些故事。我所知道的是巴西有个世界性的球王，名叫比利。这就够了，一听到足球，我就想到比利，很想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级伟大人物的传奇功夫。
就在我工作了一个星期，刚学会几句巴西话，能与巴西人作简单的沟通后。有一天，厨房工人告诉我，比利这星期天要到圣保罗来赛球。
我当然想去看，可是不知道怎样去法，有人为我写了一张字条，大意是说：
“我是中国人，不懂巴西话，想去‘巴甘步’看球赛，请仁人君子指导”。圣市有好几个球场，巴甘步在市区中，面积较小，可容纳七万名观众。另一个较大的莫隆比位于市郊，全场可坐十几万人。然而世界最大的足球场马纳甘拿，竟可容纳二十万人，是巴西另一大城里约热内卢的注册商标。
星期天一早，我毫不犹豫地拿着字条上了路。一路上，每一个巴西人看了都很热心，东指西说的，而我则在圣保罗市区走来走去，老在几条路打转。
正当我打算放弃时，却遇到一个有点娘娘腔，长相很秀气的男人，他指点了半天，发觉无效，便把我的手一拉，带我到一个公车站前，指着牌子上的站名，果然有“巴甘步”这个地名。我向他道了谢，开始找地方买票，却又遍寻不着。
他一直在一旁观察，了解了我的窘况后，便向我摇摇手，走到我的身边。我猜大概是要上车才买票，便开始注意车子的标志。天下所有的公车都有个通病，认为乘客一看到标志，就应该知道去哪里，经过哪些地方。
正因如此，我最怕等公车，记得在日本时，旅行社叫我去一个“佐佐木”的地方，搭车的地方也标得一清二楚，不幸我找了大半天，始终没见到这个地名，害得我几乎不能成行。后来才知道，日本车牌横写是由右到左，与我们的习惯正好相反。更糟的是，第二个“佐”字，用的是“与前字相同”的符号，所以我找了半天“木木佐”。
这个人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却又不知如何报答才是。不久来了一辆车，他带我上去，替我付了钱，同时对我打手势，意思是会告诉我何处下车。我更觉得不好意思，只恨自己巴西话太差，开不了口。
车到一处，他又拉我下去，但见满坑满谷尽是去看球的群众。我既然知道地方了，遂向他一再称谢，他则叽叽聒聒，好象也要看球。我这才安心，忙抢在前面，替他买了票，一同进得场来。这时才知道什么叫做大球场，只见处处人头钻动，黑压压一片。
球赛开始前，先出来三个身穿黑色短装的球证，这时全场骚动，齐口同声地喊着：
“维亚多！维亚多！维亚多！”
我心想连球证都如此有名，居然人人认识，球赛之精采可见一斑。
球赛终于开始了，比利代表山度士队，身着白衣，背号是著名的十号。他果然不凡，球在脚下如同黏在鞋上一般。可是对手也不弱，经常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缠着他不放。我们这边都是山度士的球迷，大家看到比利受迫，都大声咆哮。当然，少不了我这个一直开不了口，一肚子闷气的小伙子。
上半场零比零，双方未开记录，中场我买了棒冰请这位朋友，也好秀一下自己刚学会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喜欢‘这个’。”“喜欢”、“谢谢”这几句我说得很流利，尤其是“喜欢”这个字，在巴西相当于“爱”，得先学会好追女孩子。
下半场又开始了，不久，比利在禁区得球，转身骗过了两个后卫，正打算射门，但见后面飞来一脚，正踢到比利的踝部，他一个踉跄，立即翻身倒地。
“啊！”全场同声一叹，人人都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
只见球证眼明哨快，“哔”的一声手指禁区，极刑！
如同指挥乐队一样，全场立刻响起欢声。
太精采了，这个“维亚多”球证太伟大了，我兴奋之余，拼命挤出一句话来：
“我喜欢‘维亚多’！我喜欢‘维亚多’！”
结果，由于一个我无从理解的原因，这场球我没有看完。那位娘娘腔的朋友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兴奋地拼命抱着我，令我喘不过气来，最后只好逃之夭夭。
待回到店里，把这段奇遇告诉那些工人时，全场都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我才明白“维亚多”不是球证的名字，而是一句最不雅的话，也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兔子”，一般称为“同性恋者”。
店东看我工作认真，语言也能应付，便调我到餐厅去管收款机。这种工作看似容易，但却需要仔细的核对，我大开大阖惯了，一个月下来，每天的帐目从没有正确过。而且越是小心，越是出错，微薄的薪金，赔的几乎比赚的多。
最初我还不服气，一再提醒自己，要集中全部精神，仔细的按键，小心地核对。可是到结帐时，总是有些出入。为什么呢？是不是收款机坏了？餐厅里还有一台，由另外一个人负责，他从来没错过，我与他交换着用，情况依然。
经过一再地检讨、研究，我终于发现是自己不适合这种工作。我太好胜，一上来就想做得比别人更好，而这种例行工作，除了正确之外，根本无所谓好不好。
因此，我便想以快取胜，帐单一到手，立刻结清，避免侍者在一旁等候。后来出了错，心情难免紧张，操作手法本来就不够熟练，专心注意数字，手指便老是按错键，若注意到手指，又忽略了数字。最糟糕的是我的脑筋太活，老是东想西想，加上正在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都是难得的良机。计帐时一心数用，怎能不错？
不久大学的同学“老师”找到了我，说他会种洋菇，我便介绍餐馆的老板给他，他们谈好投资合作，并叫我去农场帮忙。不料“老师”只是在课堂上学过，毫无实际经验，一季下来，白洋菇种成花洋菇，杂菌长的远比菇体多，因而双双失业。
以后的几个月，我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在地下肥皂厂熬牛油、修车厂换机油兼打杂、建筑公司做搬运工，后来又在一个私人的测绘所画地图等。但其间总会有些因素，不是身体吃不消，便是待遇太差，让我做不下去，工作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一个月。
常有朋友劝我去“当兵”或是“提包”，前者有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原来有一位台湾来的青年“阿根”，结识了本地一位日本大亨的独生女，几经波折，两人结了婚。婚后那位大亨突然暴毙，他们便继承了全部的财产。
大亨在日本原有妻室，且有一子，其子特别来巴西准备争夺遗产。但是根据巴西的法令，不承认该大亨在日本的婚姻，大亨的儿子不肯善罢，多次谋刺“阿根”不成。阿根便迁居到内陆一个农场中，同时重金聘请保镖护卫。
双方僵持了年余，阿根坚壁清野，蛰伏不出。那个日本人常雇小飞机到农场投弹，巴西人因为怕死，再不肯当卫士，反倒是一些失业的中国人趋之若鹜。大家散居在农场外围，每天无事可做，便以打靶为乐，美其名为“当兵”。
至于“提包”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因巴西人结婚时，女方应准备卧室的各种用具。在初，葡萄牙式的织锦床罩、台布等都是传统的嫁奁。自从中国的手绣品传入后，由于花色繁多，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