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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想进牧歌合唱团，特别选了威德曼夫人的课，她也教声乐。学了一段时间，威德曼夫人说要办一个师生演唱会。我们共有五个同学，我学龄最浅，她叫我选唱一首中文歌曲，不论好坏，反正巴西人也听不懂。
我选了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练了些时，自觉颇有歌王卡罗素的神韵。只是临场经验不足，想起在捷豹康乐队丢人的往事，很怕忘掉歌词。此外，我也自觉有个缺点，这首曲子本该带着抒情意味，但在我扯开嗓门后，倒像“教我如何不杀她”！
有一天，威德曼夫人病了，而演唱会在即，威德曼便叫我们到他家中去练。我一听兴奋得不得了，这个机会太好了，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
到了威德曼的家，果然他夫人病情很重，只好由威德曼陪着我练。他先看了看谱，对旋律相当欣赏，又叫我解释歌词的内容，也频频点头，最后说：
“不错！不错！你们中国人很懂得含蓄，好！好！”
他先把全曲弹了一遍，那种情调和我平时的感受完全不同。音乐之所以为音乐，绝对不是几个音符的排列组合而已，作曲者对音乐的认识，赋与了感觉的生命。诠释者要先能接受这种生命，再透过音乐的技巧，才能充分表达出来。
听威德曼弹琴是一种享受，我听得呆了，完全忘了来这里的目的。
他弹完了，望着我一笑，说：
“看你的了！”
他轻轻地弹了前奏的那一个小节，是那样轻柔，彷佛在微风中期待着什么。
完了，期待什么呢？脑中一片空白，词忘了！
人一急，就胡涂起来，我告诉自己，威德曼这种诠释才是正确的，我千万不要唱歌剧，不能学卡罗素！
可是，我应该怎样唱呢？第一句是什么呢？
威德曼又从头起音，我更急了，看样子我多半进不了牧歌合唱团了！如果在一个重要的演唱会上，台上的我目瞪口呆，那会是什么情景？
“中国人，唱呀？”
我们在上课时，因为要接受指导，习惯上都是站在钢琴侧边，面对老师。不幸这个曲谱只有一本，放在钢琴架上，我什么都看不到。可是我怎能承认时到今日，连词都不记得？唱歌的记不得词，就表示练习不够，怎能表演？
“教授，我在想，我平日的唱法可能不对！”人一急，就胡编理由。
“怎么？到今天你才发现？”
“因为刚才听了你的弹奏，我才发现！”
“那不行，来不及改了，你就照平时练习的方法唱吧！”
我乘机偷看曲谱，把“天上飘着些微云”背了下来。
威德曼的琴音又响起了，“天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一个劲在想“天上”，又想把音量压低一些，前奏一结束，我紧张得深吸了一口气：
“天上……”
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一听就知道不妙，越想低，唱得越重。而且，天上以后呢？云完了以后呢？管它呢！我不是声乐家的料子！我也不喜欢上台，我为什么选修声乐呢？要想唱歌，自己躲在厕所里唱就是！
“够了！够了！别唱了！”我正在引吭高歌，心中胡思乱想，却见威德曼痛苦地用手掩着耳朵，叫得比我的声音还要大！
我连忙停了下来，威德曼气急败坏，无力地靠在钢琴上，说：
“你不是说中国没有歌剧吗？”
这次的演唱会被取消了，理由是威德曼夫人的身体不适。但是我心里有数，分明是威德曼怕我把音乐厅的吊灯给唱破了！
日子一久，我发现连音乐界也是一个是非圈，那种争名夺利的现象，比我在台中农学院所见所闻差不到哪里去。学生合唱团原来没有人愿意负责，由于瑞纳多的人缘好，领导有方，自愿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水准也不断提高。我们经常应各界邀请出去演唱，在一致的好评之下，就有人开始设法争夺瑞纳多的位置。
那是在我读研究院时，沙市正好有个盛大且隆重的弥撒，要演唱布拉姆斯的“镇魂曲”。参加的约有两百多人，几乎动员了全市的各个合唱团。
照理这次演唱应由牧歌合唱团担纲，但是威德曼一向偏爱技巧性的小品，尤其是文艺复兴期的牧歌以及巴洛可时期的一些民谣。他能以轻柔有致的技巧，完美地表现出各种和声的神髓，其趣味与布拉姆斯的风格截然不同。因此，他不打算以牧歌合唱团主唱，遂叫瑞纳多以学生合唱团为班底，等我们练好了以后，再带领各合唱团全面排演。
瑞纳多知道责任重大，他也没有把握能够练好，但是决定努力去做。他详细地研究过全谱后，便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叫去，先讲解曲子的结构以及应该注意的重点，再教我们事先唱熟，负起“带唱”的责任。
镇魂曲以莫扎特的最著名，但却以布拉姆斯的最优美，只因布拉姆斯犯了一项合唱上的大忌，就是常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在休止符的后面，突然用最强的合声，作大幅度的转调。因为转调时音阶已很难掌握，又无伴奏，在休止之后，唱者原来的音感已经消失，这时要能准确地唱出转调音符已是极难，还要用特强、整齐划一的合声，更是难上加难。
瑞纳多特别教我们一种方法，就是在前一小节先将转调默记下来，休止时在喉间微微哼着，时间一到，就放胆高唱，别人自然会跟上来。果然，尽管进度很慢，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已经唱得有板有眼。
这时谣传有人要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我们打听之下，竟是与我同班的佐治。他的父亲是本市的名人，有钱有势，他原来读医学院，因为喜好音乐，特别转学专攻指挥。他与我同在威德曼的“音感”课学习，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音感。不论是固定调或是变调，他始终听不出主和弦与属和弦，更别谈什么大调、小调了。
如果是别人，我还不敢说，但传说是他，我压根儿不相信。不幸的是，校方发布了公告，由佐治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
同学们一见布告，莫不气愤难平。我仗着是外国学生，兼以对威德曼很有信心，不顾一切，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劈口就问：
“佐治凭什么取代瑞纳多？”
威德曼看我气冲牛斗的模样，没有立刻答话，他身体往后一仰，靠在高背的座椅中，好整以暇地翘起二郎腿，不慌不忙地说：
“为什么他不能？”
“他学指挥才多久？这样难的大曲子，他能胜任吗？”
“你进学校才多久？一年多吧？我不认为时间有多重要。”
他说得不错，是我自己弄错了主题，我立刻改口说：
“可是作个合唱团的指挥，音感总应该很强吧？我不相信他自己能唱这首曲子。”
“又不是要他唱。”
威德曼有这种看法我很失望，禁不住大声起来：
“他得指导我们呀！唱得不好没有关系，音符总要唱准吧？我们唱走了音他总该听得出来才行，不然的话，他指导些什么？”
“别急，别急，我以为中国人很有耐性，有话慢慢讲。”他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又说道：“我听说你们已经会唱了，还怕什么？”
“教授，我们会唱是因为瑞纳多指挥得好，同样的道理，牧歌合唱团也是因为教授您在指挥，不相信让佐治取代您看看。”我也回敬了他一招。
他耸耸肩说：
“只要佐治愿意，我可以让位给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责任是提供高水平的音乐让人们欣赏，佐治如果有能力，我绝不反对，为什么只因为他要，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不？他有个好爸爸呀！”
“有个好爸爸就可以成为好指挥？”
“没有必要，他爸爸只要他当着全市的达官贵人，在大教堂指挥合唱，出出风头。”他微笑着对我挤挤眼睛，又说：“你是中国人，理应了解其中奥妙才是。”
原来如此，我早该知道，只是我不相信威德曼也如此势利，最后我再问：
“那您赞成他做我们的指挥吗？”
“中国人，你以为我做院长有多大的权力？你想学音乐，要知道音乐家就是寄生虫。看看历史上，有哪个伟大的音乐家不是仰人鼻息？以前是王公贵族，现在是商人政客。你要追求真善美，他们要用你来装饰他们的地位和成就。如果不是你们这次表现得好，谁会来抢这个指挥做？你想知道，我不妨告诉你，除了佐治，还有不少人在打主意，可是在校董会上，佐治的爸爸出钱最多，没有钱，怎么办这样大的演唱会？”
我颓丧万分，从小到现在，从中国到巴西，处处都是金钱在作祟。连音乐这么纯洁的最后一片天地，也逃不开金钱的污染，人世中还有什么干净的地方呢？
现实的力量大于一切，我能不屈服吗？我又甘心吗？至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放弃学音乐，可以不参加合唱团。
不仅是我，很多同学都忿忿不平，纷纷退出了合唱团。原来五十多人的合唱团，突然间只剩下不到二十位。我们三个带唱的都退出了，指挥棒依然挥动，但没有人敢先开口，人人都在等待他人，剎时，冷冷清清的，合唱团的声音寂静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练唱的歌声消逝了，就像“镇魂曲”的原意一般。终于佐治自动地辞去了指挥的职位，音乐究竟是音乐，光凭财势，就算是手执一根纯金铸制的指挥棒，也不能把人的声音化为优美的音符。
自从这次的事件后，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个音乐家？就年纪来说，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只学到一点皮毛。我从头到尾分析过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其技巧的圆熟，结构的精密，令我难望其项背，充其量未来只能在音乐界混碗饭吃。然而自己性格太倔强，不肯向现实低头，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有谁会将就我？赐我嗟来之食？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所追求的人生真理又在哪里？不论如何，音乐还可以给我一丝安慰。既然这个世界已经被金钱和权势统治，到最后忍气吞声，我还可以把头埋在音乐里，不理会这世上的一切噪音。
我有很多新的构想，我一直认为中国音乐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语音已经占用了旋律的缘故。声音的排列原本有限，不过靠着喉管、口腔、齿牙与唇舌的些微变化而已。国语约有三百多种音，而全世界各种语系加起来也不超过五六百种。为了辨识，很多民族采用了复音，利用多重声音的组合使种类增多，也就是所谓的拼音法。
中国因为象形文字发展得很成功，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语汇增加，语音已经不敷辨识所需的变化时，便把音调加了进去，成为四声。有了四声后，单字的辨识率便增加了四倍，变成了一千三百多种音。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词汇大量应用，竟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人类语言系统中独树一格，屹立于世界。
这种牺牲音调而充实语音的作法，当然有得有失。所得者，在文字的表意上得以把由初民开始，最详实的思考痕迹成功地保留下来。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人智也在不断的开展中，尽管少数人具有莫大智能，但时机未到之前，人类理解能力的根本却难以知晓。
此外，中国文字之精简，文义之丰富，蕴涵之广泛，也是举世无匹。更难得的是“书同文”的制度能把历史甚久、民族复杂的整个社会体系，成功地溶为一体。不论各地方、民族的语音如何，同文同源的结果，使得整个国家得以团结认同。
牺牲了音调，音乐就难以发展，西方音乐源自于早期的吟游诗人。流浪四方的艺人，以歌唱谋生，他们传颂各种民间传说，或者是战争、灾难等故事。后来这种游唱分两支发展，一是“牧歌”，一是由多人组成、且演变成以表演为主的“悲剧”。
仅仅是清唱，音调难以掌握，不适合于一般人，故有了四弦琴之类简单乐器的发明。乐器本来是为了伴唱，但是各种乐器广阔的音域与多变的音色，又启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使得更多更丰富的乐器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键琴”，可以同时发出多种音调。
后来，德国人巴哈把这种键琴加以规范，将音阶依人感知的特性，分为十二个等比的共振频率“半音”，根据半音的不同组合成调，成为“十二平均律”。有了理论基础，调性、对位、和声、曲式等才逐步发展出来，音乐也有了完整的生命力。后人推崇他的贡献，称之为“音乐之父”。
中国早期也有诗歌，但由于语音中已经有了音调，不需要刻意的“唱”，只需把音调的特性夸张一些，就有了抑扬顿挫的变化效果。这种“吟”法人人都会，也就没有发明乐器的需要，了不起一根棍子，一块石头，用以强调节奏即可。
正因为不需要乐器，失去了“键琴”的发展背景，就没有“和声”的环境，无法产生半音阶的观念。中国音乐因此变得极为单调，不得不走上文人的写意音乐（有了毛笔和纸张后，书法盛行，由书而画，故国画也不重写实而重意境）。最后，“知音”者越来越少，永远停留在初民音乐的“五音阶”阶段中。
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结合，大约始于商朝，太早脱离了叙事的色彩，便渐渐成为精致文化。于是，主政者以之作为行为准则教诲的工具，故有周公“制礼作乐”之举。既为社会的教化工具，人性受到陶冶，刻意地忽略了音乐的技巧发展。
文化的断层就发生在这里，时到今日，我们处处模仿外国，传统的诗词已为今人所扬弃，新的理念又未建立。我们引进西洋的歌曲，嵌进了中文的音调，唱起来是一字一音，字音与曲音相混，除非是预先知道歌词内容，否则听者真不知所唱！
一个落后的国家，百废待举，有谁会关心音乐呢？国家民族的兴衰在人，人的力量则来自自我，自我的力量系基于对文化、传统的信念，由此才能从生理的依赖中断脐而出，从而自我认知、充实，形成力量。
这绝不是空话，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木是工具，运用工具要靠技术，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