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被他搞胡涂了，说：
“装什么傻？”
他把眉毛一抬，气呼呼地说：
“你又不是新来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
“什么规矩？”我真的是不懂，但他不再解释，径自走了。后来我去打听，才知道他是来要红包。此后，我所有的译曲全被他审定为“灰色、不健康”而被禁唱。
这时我的外务很多，每天要应付各种头疼的问题，反正只是为了兴趣，所以并不介意。后来又有好几次机会，有人委托我制作电视节目，偏偏每次都是这位编审负责。一遇到他，我就自动地撤消原议，免得再自找没趣。
由于我的节目受欢迎，慕名的笔友很多，每天的信件应付不完，其中有两位女孩子，当时都还在读书，常常向我讨教一些人生的问题。这才是我所乐意讨论的，往往为了回一封信，绞尽脑汁，远比翻译影片还要困难。
其中一位笔名叫做程瀛，她对人生的艰辛很有概念，问的问题远比她的年龄要深刻得多。我们保持了两年多的信件来往，本来我也希望见见她，与她进一步地深交。再一想，我认为自己不应该结婚，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因此始终与她保持距离。
当中国电视公司开播后，台视决定将下午的节目时间延长，全由电影补充。突然间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两倍，而我又不知利害，一口气接下四、五个小时的节目。
那一阵子，除了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杂务外，我每天平均要翻一部片子，又要剪接影片的广告，又要送检、对稿、临场播出，忙得天昏地暗，乱七八糟。可是钞票赚得痛快，最高峰时，月入台币三、四万块（当时尚无所得税），比我们部门的经理赚得还多。
人不能有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我根本忘了自己是谁，数数钞票，不消几年，我岂不成了百万富翁？工作既然如此辛苦，怎能不轻松一下？同事们笑我是守财奴，强邀我去打牌，想赢我的钱？人狂起来，真的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我也不例外。
一个多月下来，我输了近万元，越输越气，越气越输。白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累得眼皮都睁不开，但是一听到打牌，满以为根据或然率，也该我赢上一次了，而且要赢就得赢多一点。结果不仅赢不了，反而输得更惨。结果精神不济，播放节目时失误累累，因此翻译的片子被取消了几部，收入也减少了，头脑才渐渐清醒过来。
除了打牌，还要应酬，我也开始上舞厅，舞厅里莺莺燕燕，没有一个不会灌点迷汤。同去的公司同仁，多多少少都还有点名气，我也恭逢其盛。既然在台视电影组，理所当然被捧为“电影导演”。
我一直忍受着生理的折磨，也一直期望有一个知心伴侣。在舞厅昏暗的灯光下，身边的舞小姐们，看来看去，无不摇曳生姿。难道烟花巷里就无芳草？她们也是人，只因生活所迫，走上末路，为什么我不给她们一点机会呢？
当我把要求的水准一放松，判断能力也就丧失了，心理不再设防，生理需求就像燎原的野火，一发不可收拾。在同事的怂恿下，我开始带她们出场，最初还有些扭捏，不要多久，我就像老手一般，真把自己当作“电影导演”了。
然而，在多年自我训练之下，潜意识的控制力仍在，每次荒唐之后，不仅没有一丝快慰，反而更增心底的厌恶。
性是什么？有人嗜之若命，最忌别人笑他“无能”。尤以当今西方大力推广“性文化”之际，包括学者专家在内，无不鼓吹性对人心理的重要。是以原本一种属于“饮食”分类之生理行为，一跃而成时髦的主流，不论男女，皆以追求“性感”为傲。
当人将性感视作推销的诉求时，也就是说，其人之“性征”已经公开，任人选购玩弄。人能无知至此，我还有什么话说？人之所以穿衣着裤，保暖是目的之一，“遮羞”实为主因。连亚马逊河的原始印地安人，都要加上一条丁字裤呢！
我认为，“性”是一种私密性的代表，人总有一些行为，仅能与自己最亲密的对象共享。有人愿意放弃他的隐私，我不反对，别人说我落伍，我也不在意。我坚持自己的理想，绝不承认人应该是生理的奴隶，既然如此，我就不能再堕落下去。
我设法改弦易辙，透过朋友的介绍，结识了不下十多位各式各样的女孩，那些娴淑端庄的，一开口就俗不可耐；那妖冶浪漫的，我又觉得难以长处。再想想，这又是何苦？交女朋友的目的何在？解决性的问题？还是打算结婚？
后来，为了保持心理平静，我找到一位还谈得来的舞女，彼此谈好条件，每周一次，请她到我家来，做着金钱与生理的交易。可是，没有多久，她就向我哭诉，希望能够和我结婚。我终于清醒了，性与婚姻始终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我不愿意伤害别人，又不想结婚的话，就把“性”驱离我的身边吧！
由于电视台自制节目日渐增加，影片相对的减少了，我知道不能永远靠翻译影片维生。在我刚回台湾时，还没见到照相业采用闪光灯，我便把诺曼的产品加以改进，权将车房当作工厂，雇了位技师，先做了外壳。别的不说，当时在台湾很难买到电子零件，仅仅自行进口一百个“闸流控制器”，就花了我几万块。
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我特别去申请新型专利。按照规定专利未核淮前，产品不得上市。因此，我把工厂暂停，技师薪水照发。等了一年多，专利还是没有消息，这时市面上已有好几家在生产销售闪光灯了，其线路设计竟与我所申请的一模一样。
我无意与他人争讼，放弃了闪光灯。又与朋友合伙做塑料像，但因凝固过程不能控制，最后也告失败。
我一直醉心于电影，回国不久，宫家的老八宫天美，刚从艺专编导科毕业。我们曾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影剧社，参加的都是他的同学。由于有的要当兵，有的要出国，人数始终凑不全，只办了几次，就不了了之。
他有位叫孟加的同学，正要主持一个热门音乐会，请我负责舞台设计。由于经费的限制，我放弃了舞台装潢，打算集中精力在灯光的彩色上，要以流动的色彩，来衬托音乐的气氛。立意虽佳，但找遍了台北，除了聚光灯、顶灯及脚灯外，其它的旋转灯、排灯、特殊效果灯等一应皆无，更别提光效控制、声光同步以及各种特殊效果了。国内条件之差，令我大吃一惊，连彩色玻璃纸的色号都不齐全。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动手装配，做了一套只有五百瓦的“灵魂灯”，加上拚凑出来的手动“色调分光”控制闸。
尽管简陋不堪，那次在台北中山堂举办的“普普”演唱会，全场爆满，好评如潮，黄牛票卖到两百元。第二次经费较多，我请中视记者张照堂用电影背景作为活动舞台，租了喷雾器、吹泡机，又设计了音响控音器等。演出时，只忙得我焦头烂额，由于是临时凑和，事先未排练，协调不够。而且花样太多，缺乏主题，反不及把灯全部关掉，用灵魂灯配着孟加热舞一场来得讨好。
这种尝试何尝不是艺术？我正打算精心设计一种够水准的电子控制器，以避免人为的各种失误。想不到因为我们的成功，大家都抢着要办演唱会了，中山堂租不到，乐队身价也水涨船高，连我们几个合伙人也意见不同了。
我不愿凑热闹，又打了退堂鼓。在这段时间前后，曾有人请我去规划碧潭乐园，没做多久，园主又计划要在半山建一座大佛像，如此一来，景观将完全被破坏。我坚决反对，挂冠而去。也曾因为一段感情因素，参与改善今日百货顶楼的“今日乐园”。但由于他们内部权利斗争不止，加以那段感情迅速的凋萎，一切又都成了昨日黄花。
亲友都说我不务正业，见异思迁，做事没有常性。照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但是，我有我的看法，在富足的社会上，人们需要娱乐以打发日益充裕的时间。我们有责任提供大众高水平、变化多端且具有教育意义的娱乐节目。在美国时，我去过迪斯尼乐园，除了园内的各种设备令我叹为观止外，那些主题却使我失望不已。去一次尚可增加见识，多去几次，简直味同嚼腊。
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一定要抄袭外人呢？开演唱会时，我想利用机会推广中文热门歌曲，歌者却不愿意，他们以会唱英文歌曲为荣。规划碧潭乐园，我又打算把中国的古代文物风光，依山傍水，配合历史的兴衰，建成一座座古意盎然的建筑。任何游客来到其中，必须租用道具，换上衣装。犹如时光倒流，虽生在今日，依然可以体验当年之风土人情。
从另一面说来，观光事业号称无烟囱工业，外国人不远千里迢迢而来，他们希望看些什么呢？当然是我们的特色，而且是属于过去，不可能再复返的那些风俗景物。除了外国人，对我们年轻一代，甚至上一辈，能目睹已逝的文物衣冠，何尝又不是一种寓娱乐于文化教育的活动呢？这种工程虽然需要大量的投资，但回收极快，只要有完善的计划，有适合的环境，我相信不难找到资金。
可是，机会就在眼前，有远见者却如凤毛鳞角，我一向是宁愿信其有，尽力而为。如果只为了找个工作，混碗饭吃，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在电视公司待下去。
总之，事后冷静地自我检讨，这是我一生之中最混乱的两年，想做点事，但与别人的观念无法配合；想赚点钱，却没有赚钱的手段，又不愿意利用机会，最后一切成空。这且不说，金钱的周遭都是一些陷阱，任何人一沾上边，便被一层又一层的诱惑套得牢牢的，一陷下去，就难以脱身。幸而我有钱的时间并不长，所涉及的事务也不多，故所陷不深，回头尚早，否则后果很难想象。
智慧之旅 （第二部） 七、迷惘 移民、流亡、迷失、嬉皮在我刚由巴西回国时，曾有几位农学院的同学，应巴西政府的邀请，到亚马逊河一带考察。临行前，他们曾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绝对值得一去。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以我们的人力及技术到那里去开发，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一九七零年，他们又来找我，说是已得到巴西政府的承诺，在北部的马诺良州，由东北开发局拨出可以“抵税”的开发基金一千万美金，另有卅五万公顷的原始森林供开采，并在马州首府提供一百公顷的建地，作为中国城之兴建。交换的条件只是初期几十万美金的开办费，以及技术人才的参与。这种优惠的条件，罕有的良机，在他们回国近两年的时间，竟然走遍豪门巨富，得不到任何反应。
我仔细分析研究，发现他们犯了三个大错误。第一，他们专找有钱人，在台湾有钱人不怕没有钱赚，绝对不愿冒险。其次，他们这些优惠的条件，如果提不出有力的佐证，以国人保守的个性，很难采信。第三，这种计划如果得不到政府的首肯，将来会有很多麻烦。因为有好几位颇具声望的人士，曾提出移民巴西，以减轻国内人口压力的计划。最后都因政府要保留人力，作反攻大陆的准备而不了了之。
原则上，如果政府能够谅解，再容许技术人员小量投资，成为股东，我相信以自己对巴西的认识，说服几十位技术人员参加，凑上十万美金，大概还不成问题。
但是他们却反对技术人员参加投资，怕因此分散了最初参与者的权利。考虑了很久，直到年底，他们已山穷水尽，迫不得已，才同意了我的建议。
他们实际的负责人是张耀如先生，比我大几岁，非常精明强干，口才好，又有容人的雅量，唯一的缺点是不够果断，顾虑太多。其余成员共有十位，目前一半尚逗留巴西。在台湾所见的则乏善可陈，有的过于事故，有的趾高气扬。给人的感觉彷佛是江山已定，只待将台高高筑起，立即裂土封神。
当时巴西有大使馆在台，驻华大使缪勒先生是这事的发起人，因之全力支持。经过他的奔走以及张耀如等的努力，侨务委员会原则同意了两千户的农民移居巴西，但是严禁对外宣传张扬。
同时我也找了十几位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共有四十多人愿意参加，以每人出两千五百元计算，共有十万多美金。他们共同的疑惑是，既然有一千万美金的开发基金，为什么还要这不足道介的投资？据我所知以及巴西大使馆所提供的资料，其原因在巴西政府为了经济平均发展，将亚马逊河流域列为特区，成立了东北开发局。有兴趣者先递上开发计划，并自备开办费用，等到计划批准了，即可成立公司，再到巴西各地募集资金，这些资金都可以抵税。一般说来，只要计划好，人人都愿意投资，不想白白缴给政府。
十万元并不多，如果能妥善运用，公司一旦成立，就可以筹募大笔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巴西北部土地肥沃，气候良好，以中国农民勤恳耐劳的特性，有土地可资耕种，有森林以供开采。在巴西政府的协助下，不愁没有市场，又不必担心资金。人一多，中国城就可以兴建起来，士农工商，百业待兴。只要辛苦努力几年，这些成果不仅我们几十个人终生享受不尽，人越多大家成功的机会也越大。
等到我们在台北把人招齐后，发起的股东已经分成了两派。在巴西留守的不甘于割让既得的权利，反对新人入伙；在台北的知道良机不再，极力争取。好不容易双方妥协了，新进的股东又开始争吵，要占一半以上的股权。当然原股东都不同意，我也觉得太过分，为了公平，双方皆以实际投资额计，新股约值百分之二十。
我和张耀如成为两边的和事佬，有一次我甚至下跪，求他们顾全大体。说穿了，我不认为这个公司的权利有什么好争的，到了巴西，各人都有自己发展的机会。到那时可能没有人愿意留在公司为大家服务，现在闹得面红耳赤，又是为了什么？
假如不是自己多事，找来这些朋友，责任在身，无可推卸，我早就退出了。想来想去，成大事总难免要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