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到处是箱笼衣物，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又扑上去。尤其是小孩子，有的就地号啕大哭，有的茫然地在街心打转。一时鬼哭神嚎之声，充塞圜宇。
我被眼前人间炼狱般的景象吓得楞住了，不知何时起，母亲已站在我身后，口中不断地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一位警察看到我们，好心地过来说：
“太太，还不快逃？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
“往那里逃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位警察摇摇头，无可奈何、踽踽地消失在火光中。
我觉得很热，更难受的是呛人的烟味，脑中一片空白。这时自发性的生命力发挥了作用，我不再问母亲，跑进屋里，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连抱带挟地，把我们仅有的四件行李都拿了出来。母亲充满怜惜地阻住了我，她说：
“儿啊！假如该我们母子死在这里，你逃得掉吗？”
我急中生智，迸出一句话来：
“如果不该死在这里，我们就逃得掉！”
母亲平静地望着我，说：
“我是活不久了，但你不是短命相，放心，菩萨会保佑的。”
看到母亲安祥的面容，我顿时平静下来，生死的问题在那时倒没有想到，只是受了眼前气氛的感染，不知不觉中想要拔足飞奔。由于对菩萨的信念，不论在多么恶劣的境况下，母亲都能维持着平和的心境，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无与伦比。
在顺境中，人人都能发挥所长，而身处逆境，心一乱就失去主宰。母亲现身说法，一次一次带领着我脱离险境，不知不觉中，我已学会了她那处乱不惊的镇定态度，一再地让我渡过难关。
不久，传来阵阵杂乱的汽车喇叭声，街上又是一阵乱，我看到载着军人的大卡车，一辆一辆慢慢地驶过来。登时，人群像潮水一般挤到街旁，车队压过到处散布的箱笼，颠簸着朝银行街那边通红的火衖里驶去。
街头立刻活动起来，人们又燃起了希望，既然车队能开进来，就一定有条活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挤往车队前来的方向逃命。
在最后一辆车上，我看到了办事处的人，立刻高兴的大叫。车子一停，先跳下来几个军人，持着枪围在车前，不许别人过来。
办事处的职员急着对母亲说：
“夫人，时间不多了，我们是奉命来搬库存的，你们先上车吧！”
他们从库房中抬出很多沉沉的小箱子，听说里面都是银元。等车子装满了，那几个荷枪的军人慎重其事地或坐上车顶，或攀援在车旁。车子这才缓缓地穿梭在一些不知名的大街小巷中，沉重地鸣着喇叭，在人群里抢出一条活路。
我们彷佛是活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中，触目之处都是火光，只有天心是一个浓烟迷漫的黑窟窿。乍看无处可走，所幸有些军警守在转角的路口，车子时而向着火势最盛处，时而转向背火的方位，不断的绕来绕去，渐渐地远离了火场中央。
从母亲与办事处职员的交谈中，我才了解事件的全貌。原来这是共产党的攻心策略，他们打算把国民政府最后的基地烧掉，口号就是：“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而最主要的目的则是借着这次的“火烧”重庆，防止人们逃向即将被“血洗”的台湾。
因此这次大火全是预谋，全市有数十起纵火事件，而成功地燎原的有七处，先由朝天门的木屋起，沿着山势，由山下向上烧，最终目的是我家附近的银行街等金融重心。
国民政府未能洞悉在先，事起仓促，一时间手忙脚乱。最厉害的是共产党严密的布置，很多住家中早已准备好汽油、酒精等易燃物，只等一声令下，立时引火爆炸。更狠的是朝天门的火场，只是为了将全重庆的救火车都陷在其中。
当救火车到达时，他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一律出动，有的割裂水管，有的扎破轮胎，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救火行动。待水源枯竭后，再将救火车之回路堵塞，使之插翅难飞。然后在入夜之际，待救火系统全部瘫痪了，便在全市纵火，要烧得重庆片瓦不存。
共产党所没有料到的是，重庆市各地消防队指挥并不统一，各谋其政。朝天门大火烧起来时，所到的救火车并不多，因此其它各地的火势才能控制。等到十字路火起，国民政府得以调动全部力量，打开一条生路，将银行中的库存抢救出来。
言谈间大家感慨不已，时先总统已将主力撤至台湾，重庆民心涣散，人人都在期待共军之到来。不放这场火，人民将会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而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浩劫后，虽然达到了阻止一些游离份子逃向台湾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市容的破坏不说，无辜百姓生命财产上的损失以及民心的创痕，恐怕永难弥补了。
随后我们搬到重庆南岸一处叫“黄角坳”的地方，重庆的余烬尚未熄灭，青烟袅袅，三分之一皆成为焦土，远远望去一片乌黑。据悉约有五十万人家破人亡，灾民处处，凄厉的哭号声，隔岸犹隐隐可闻。
我们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事实上这里举目尽是丘陵，羊肠幽径曲折起伏。由于没有水电，点的是油灯，喝的是山泉，对我来说倒别有一番滋味。
给我们挑水的是个姓冯的少年，年纪与我相若，就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山坡下。记得曾有人对母亲提起，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叫我们不要用他。母亲不以为然，反而对他更为宽厚，常叫我送些食物点心到他家去。
我仅仅见过他父亲一次，是在他们那阴暗的小屋里。起先我有点害怕，因为在人们的传说中，共产党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可是又禁不住好奇，仗着与他儿子交了朋友，相信他还不可能把我给吃了。
那是一个瘦长的老人，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冯介绍我说：
“爹，这是朱少爷。”
他只嗯了一声，问我道：
“你父亲是朱怀冰吧？”
我有点不安，嚅嚅地应了声。他随即说：
“你们去玩吧。”
我如释重负，忙拉了冯出来，一时忍耐不住，我便问他：
“人家都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他很奇怪地反问我：
“什么是共产党？”
我无从解释，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里有一所小学，我刚进学校，就偷偷地喜欢上一位粗眉大眼的长发姑娘，她名叫辛举碧，住在冯家的山后。
冯天天为人挑水，没有读书。有一天，我等冯挑完了水，便邀他去逛山路。走到辛家门口，没见到她，自是有些失望。但又心有未甘，刚走过去，又找个理由走回来瞧瞧。
冯看出其中有些蹊跷，问我：
“你在干什么？走来走去的，人家会把我们当贼！”
我羞得无地自容，只好告诉他实情，他说：
“这个简单，是哪一家？我帮你去把她叫过来。”
我忙说：
“千万不要把她叫来，我只想远远地看她一眼。”
冯轻蔑地笑了笑，说：
“真是大少爷，只想远远地看一眼！”
我随指向一间破败的茅屋：
“就是那一家。”
他一看，立即就说：
“听我的话，你不能和她来往。”
“为什么？”我被他弄胡涂了。
“因为她一家都是共产党。”他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问过爹爹，”他解释道：“我爹爹说，所有的穷人都是共产党。”
有一天晚上，父亲又出现了，他的脸色从来就没有好看过，但这次更是阴沉。他和母亲关着门谈了很久，然后走出来，摸摸妹妹的头，又看了我一眼，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母亲在房里哭得死去活来，又咳了一盆血，气如游丝。大家都慌了手脚，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母亲镇定下来，流着泪水，说：
“我们今后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才说一句，母亲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停了一会，说：“他要和胡宗南一起去打游击。共产党已打到綦江，我们又要逃难了，姚伯伯明天会来接我们，上次留在恩施的行李，也都运到重庆了。”
“太太，你们就要走了？”老妈子问。
母亲喘了口气，点点头。
“去哪里呢？”老妈子又问。
母亲一听，又伤心地哭了起来，而且一直摇头不语。
晚上母亲把我和妹妹叫到房中，拿出两块小小的金子，眼中噙着泪珠，慎重地说：
“你爸爸从来不要钱，我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才存了这二两金子。现在我们又要开始逃难，很可能你们会走失，我的身体更怕撑不下去。万一有这么一天，你们年纪小，又没亲没故……这二两金子，我给你们缝在衣领子里，不到不得已，千万不要取出来……娘对不起你们。不能照顾你们长大成人……”说着，母子三人哭成一堆。
最后，母亲勉强忍住眼泪，小心地把我们的棉衣领子拆开，将金子藏在夹层里。并对我说：
“你该懂事了，不要怪你爸爸，他有他的责任，以后你的责任就是照顾妹妹。我这里还有五十块现洋； 如果我死了，你可以拿去用。”
第二天，母亲叫我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这还是第一次我自己办，心里很清楚，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了。到了学校，我向老师说要转学，老师什么都没问，立刻带我到办公室，替我及妹妹填好表，只剩下姓名一栏空着。然后问我：
“你要改什么名字？”
我楞住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名字。
“你父亲名气很大，共产党一定不会饶过你们的，最好改个名字。”
我脑筋一转，想到那北海牧羊的苏武，就说：
“那我就叫朱武吧。”
老师填了上去，又问：
“你妹妹呢？”
既然有武，妹妹就叫文，岂不是文武双全？我很得意自己取的名字。
回到家，母亲已坐上轿子，姚伯伯正搓耳挠腮等得不耐烦。一见到我，话都来不及说，急急忙忙就催着大家动身。
这时长江渡轮全被军队包了，所有大小船只也都被征用，姚伯伯来时，在重庆租了一艘小船，还是经过上级特许，才保留给我们。
江边密密麻麻的都是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神色疲惫。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则干脆睡倒。长江两岸辽阔，船只又少，看来这些部队要全数过江，起码得花个十天半月。
所以，当姚伯伯拿着特许公文，穿过重重部队时，两旁投来那么多羡慕的眼光，我真以为我们的渡船一定神气非常。
不料，竟是一条小筏子，勉强装下了我们一家人，船身吃水就几乎到了船舷。这一天长江风浪很大，船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颠簸不停。除了一波一波的浪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昏昏沉沉地，一种对未来莫名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
才十二岁的年纪，天灾人祸、生离死别都经历过了。终年流徙不定，永远在搬家，不停地在适应新环境。虽然我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生，但我却开始羡慕冯家那样平静的生活，如果能那样过日子该多好，挑挑水，连书都不必读了。
上了岸，姚妈妈、爱珠，还有跟我们多年的长工吕庆友都来迎接。母亲见了他们，又是一阵伤心，加上途中的辛劳，衰弱得几乎无法动弹。
这时姚伯伯把我当做大人，大家一起商量何去何从。姚伯伯说：
“怀公交待省银行办事处留了一辆卡车，叫我们回汉口去，可是……”姚伯伯转过头去对母亲说：“以你目前身体状况，恐怕……”
母亲叹口气说：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姚伯伯忙说：
“我的看法是，先去北培，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
母亲知道别无选择，含泪不语，我们走到办事处前，行李已经装在车上。大大小小数十件，多半是父亲最珍贵的书籍，刚刚由家人吕庆友老远从恩施押运来的。
这时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重庆街上冷冷清清，与我数月前所见真有天壤之别。而且还有种奇怪的声音，彷佛是远处的雷鸣，轰轰不绝。
我问姚伯伯，他紧张地说：
“是共产党的大炮声，大概明后天他们就要到了，你看重庆的人几乎都逃光了！”
我们上了车，可是司机却不在，到处找不着。吕庆友急了，只好猛按喇叭，寂静的街道上，回音激荡，显得非常的刺耳。
过了一会，突然见到街头那端跑来十多个人，母亲紧紧地把我拉住，姚伯伯则站在车前头仔细观察。等他们跑近了，才看出都是办事处的熟人，大家不禁松了口气。
姚伯伯立刻迎了上去，谁知还谈不到几句，双方竟然争执起来，声调也逐渐提高，只听姚伯伯气愤地说：
“怀公待你们不薄，把你们由湖北带出来，不论如何，做人也该有点天良！”
其中有个人理直气壮地答道：
“天良？我们也是人，也有权逃命，这部车子是办事处的，我们当然优先！”
那边还在争吵不休，有几个人径自绕过来，叉着腰毫不客气地对母亲说：
“你们下去，我们要用车子。”
母亲气得发抖，说：
“我不下去，这是怀公留给我们的！”
“什么怀公不怀公？国民党都倒了，你们还神气什么？”
姚妈妈知道再闹下去吃亏更大，便对母亲说：
“我们就先下去，找到处长再说。”
姚伯伯见情形不对，急急地赶了过来说：
“车子还是让给他们好，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眼睁睁地看到以前对我们必恭必敬的职员，现在竟变得如此蛮横无理，我心中又气又恨。但是形势比人强，在这生死关头，凭我们几个老弱妇孺，又能把他们怎样？要是我有一身武功，或者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哼！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捏死，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
等我白日梦做完，车子早开走了。母亲斜躺在路旁，脸色苍白，连声干咳不止。所有的箱子行李散落一地，吕庆友正忙着收拾。
我第一次产生了未能尽责的感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挺身而出呢？所谓的英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