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了脑筋。宣传文件、介绍资料、教学题材、应用手册等，无一不是破天荒的创举。
由宏碁公司动员的情况看来，我也深庆能与他们合作，否则以我的条件，绝不可能把一个新产品变成人尽皆知的大震撼。由这件事我不禁想起当年在台北房屋推出项目的盛况，商业到底就是商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习惯了包装良好的成品，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价钱的高低如何，反倒并不重要了。
我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紧接着是中文系统、程序语言及应用软件等的制作。施崇堂更忙了，手下增加了四五个新来的工程师，又要教导，又要自行动手。这些工作我只能提供些建议，此外完全帮不上忙，只好在一旁看武侠小说。
产品的命名是一项大学问，在台北房屋时我曾领教过。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正好在看金庸的《天龙八部》，心中想的是《易经》的龙飞在天，便说：“天龙”。他们认为太俗，可是想来想去，这个不妥，那个太差，选来选去，还是决定了用“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惜当时尚未看到《倚天屠龙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倚天了。）
七月在一片混乱中过去了，所有一应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但是“龙胎”却严重难产。施崇堂面色苍白，疲倦得眼睛都睁不开，几个工程师面面相觑，却一直找不到毛病。
施振荣天天临场督战，急得直叫：
“你总得告诉我什么时间能够完成呀！不要希望做得十全十美，只要能够公开展示就行了！你看，展示场地要预订，媒体广告也要配合，到底八月底行不行？”
施崇堂眼中泛着红丝，慢条斯理地说：
“八月底？我没有把握。”
“老天，那九月呢？九月再不行，十月就来不及了。十月节庆太多，场地、广告早被订光了！怎么样？九月初？”看看这些工作人员，施振荣实在不忍心再逼下去，下定决心说：“这样好了，我们订在九月廿八号教师节，还有两个月，可以吧！”
一九八○年九月廿八日，“天龙中文计算机”在师范大学正式与国人见面。十多年后，有不少后见之明的人，还在争论谁先发明了中文计算机，但在当时天龙中文计算机之问世，却不啻一颗炸弹爆炸，让中外专家学者们纷纷跌破了眼镜。
我不认为是我“发明”了中文计算机，计算机本不分中外，增加了中文算不上是发明。我对中文计算机的贡献是“中文字母”的观念，只可惜国人太轻视观念了，以致看得不远。当年若非天龙适时出击，后来中文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很可能是大键盘当道。人们一旦习以为常，就会认为理所当然，压根儿也不知道天下还有另一种更好的选择！
不少才智之士略有成就即沾沾自喜，从此陷入名利的漩涡中。我的目标太远，远得自己都看不到。就算有达到的一天，我也知道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前面，永远没有自满的一天。就以眼前为例，我对字形不满意，决定做一套可供计算机排版的中文字库。等字形做完，还有辨识、语音、语意等在排队等着。
天龙中文计算机只是一个开始，打破了中文不适合计算机的迷信。今天所有曾经反对中文计算机的人，都已噤口不言，甚至有些人摇身一变，又成为中文计算机界的先驱。谁都难免因一时成见，以致判断错误。可怕的是计算机本是科学技术，一片清静的净土，如果太多投机分子因利之所趋而大军集结，计算机天下必将乱矣！
天龙是龙飞在天了，我却仍处于潜龙勿用的境地。政府颁发“行政院长奖”给我和宏碁，我却拒领了，因为我不需要任何奖励。至于与宏碁的合作，也到了必须分手的时候，我还要继续改进，施振荣则认为我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我们的看法在各方面都是南辕北辙，我认为计算机未来的趋势必是越来越小，小到能放在口袋里，施振荣则认为大型的迷你计算机才是主流。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各行其是才是上策。
宏碁公司信守诺言，前后付了三百多万权利金给我，我以此创办了零壹科技公司，开始了另一段艰苦的奋斗岁月。
事后我才发现，“天龙”公开的日子，正是中秋节后三天。由于这件事情的印证，国安堂的预言深烙我心，使我不断徘徊在科学与玄秘的道路之间，不能自已。
我的公司取名“零壹”当然是因为计算机的二进制代码，然而却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就是用零壹象征“阴阳”。我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理，过去读书人尊《易经》为百经之首，今天《易经》却沦落为算命、卜卦的工具。
有人视《易经》为真理，有人则说是迷信，倒底孰是孰非？真正有心追究真相的人，何妨先行了解再说！人不可能接受所不明了的观念和事物，而《易经》的确难懂，连孔老夫子都自怨自艾：“使吾五十而学易，可以无过矣。”
我曾问过国安堂的那位算命先生，《易经》是不是很难学。他说：
“不是难学，而是难通！”
道理很简单，《易经》是以有限的符号，象征无限的时空组合变化。一个人就算能耐着性子，把符号和文字概念连接起来，这已经要花上几十年的功夫。等到具备了人生足够的经验，悟出了那些符号与时空变化的关系时，人生已近黄昏，时不我予了。
这个千古的悬案，时到今日，应该是水落石出的时刻了。因为有了计算机，计算机的优点正好弥补人之不足。用计算机来研究《易经》，应该是事半功倍。
话说回来，怎样教计算机了解《易经》呢？不论是先有鸡或是先有蛋，当前总要有其中之一才是。我继续推理下去，如果我先学《易经》，再用计算机分析，看似可行，其实此路不通。因为等我学会易理时，已经是求仁而得仁，还要用计算机研究什么？如此说来，先让计算机学《易经》才是最理想的快捷方式。可是，什么叫做“让计算机学易经呢”？
设身处地的想，我学《易经》只要花些功夫，认真去学习书中的文字概念，终有一天能懂它说的是什么。更进一步，能知道《易经》为什么这样说，这就算通了。由这个逻辑推理中，我突然发现，根本的问题是我如何了解文字概念的。如果计算机能了解文字概念，则不仅是《易经》，几乎天下所有的事都可以交给它去处理。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潜意识中，我经常同时平行处理很多问题。我一方面设法改进中文字库，一方面动手设计中文打字机，另一方面，我要彻底了解一个人类始终未能解决的大玄秘，就是人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的。
零壹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以中文计算机的推广与应用为唯一的目标。最初只有我和沉红莲，正好，三大的刘世文与熊黎民退役了，我一并邀请他们加入。由于要做的事很多，人手不足，便登报招请员工。我原指望找四位中文人才、一位美工、四五位学电子的。结果除了学中文的来了不少外，其余的一个也没有。
我相信缘份，也不愿强求，好在人材可以训练，而机会却不是我所能控制。中文的人才济济，我选上杨美芬，许其清，姜有谟三位。第二批则有辅大物理系毕业的林维江，另外一位中兴大学统计系的林晓星，由于态度诚恳，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
我用人从不作严格要求，全凭个人兴趣自由发挥。在招聘员工时，我特别设计了一张卡片，由刘世文、沉红莲、熊黎民三个人各持一张，把守头关。通过了他们，才轮到我来面试。卡片上有三个人所标的暗记，以便参酌他们的意见。
林维江进来时，显得有些紧张，手足无措。我一看，是学物理的，那时我正在研究一些课题，很喜欢与学物理的人讨论。
“你是学物理的？”我顺口就问。
“唉呀，别谈物理啦！那是现代的神话！”他的手势也很绝，就像在赶苍蝇一般。
我心里想，这种人能用吗？可是再一想，我又好到哪里去？
“你懂计算机吗？”
“可以说懂，也可说不懂！”他倒是很诚实。我再一看第一关所做的暗记，居然三个人意见一致，建议无条件录用！
“那你认为适合什么工作呢？”
“有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安地在座椅上扭来扭去，好象在游泳池里挣扎。
“我们缺少一位工友。”这样调侃很不合“君无戏言”，但我不想做皇帝。
“没问题！”
后来，我有一次曾有意无意地问林维江为什么他愿意来我们公司，他说：
“因为那时候你们公司不像个公司的样子，我喜欢自由。”这就是林维江，他思想很乱，但为人心热肠快，做什么都很投入，颇具唐吉诃德的任侠精神。
他一进公司就看出我们人手不足，常主动到处拉人。在展览会场中，他结识了两位交大的学生林梦辉与周至元，他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材，由我们提供助学金，以便毕业后为我们工作。又在一个朋友那里找来林嘉勋，成为硬件部经理。甚至于在公共汽车上结识了陈建全，就请陈替我们介绍业务。
有人能替我分忧，让我全神贯注于研究工作，自是求之不得，我便任他发挥。我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改进字库，字库改进后，有什么便宜而可行的计算机，使之具有中文的能力。此外，我不能忘情中文打字机，我在三军大学时，曾偷了几箱报废的电子零件，打算用克难的方式，自行动手，做一台样品。
不料电子技术进步飞快，那几箱报废的零件果真完全报废，一点都没有派上用场。为了能专心设计打字机，我花高薪请了一位程序设计师来写字库的程序。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前后整整耗了半年，我费尽口舌，这位程序员就是无法苟同于我的观点。有一天，他又来啰嗦，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早就耐不住了，所有的细节在心中不知流过多少次，程序虽然没有写出来，但原稿都在脑海中。当时气往上冲，不禁大吼一声：
“你不必做了，我来写，保证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他笑着说：
“那你就自己写吧，一年也行。”
我日以继夜的写，果真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他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一段程序。当然，他无颜再做下去，而我也决定自己动手。从此我由硬件改行进入软件，也幸而有这个机缘，令我得识软件无限的发展空间，成为一个虔诚的逐梦者。
林维江自动跑起业务来，他找到了全亚公司，因为宏碁的天龙中文计算机售价七十多万，而全亚的PA 800仅售台币八万元，性能却相去不远。于是我们与全亚合作，将之改为中文计算机，并以四万元一台的价格，大量上市。
一九八○年十二月，我们初次参加在松山机场举行的信息展览。所展出的产品是四台全亚的PA 800，我一向反对宣传广告，所以只印了一张实实在在的“工作报告”，而且在最醒目的地方，用大字印出我们的主题：
“中文计算机，中国人的骄傲！”
下面则是中心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整个会场上百家厂商中，我们是唯一以中文计算机为诉求者。不仅门可罗雀，即使偶而拉了几个人进来，我们简陋的设备，寒酸的装潢也令参观者浑身不自在。到底在这个势利的社会中，有没有中文没有几个人关心，有钱有势才是人人所向往的。
林维江在外面很热心地散发“工作报告”，他对学生尤其抱着期望。他的看法是老一辈的人观念已经定型，只有年轻的学生才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
有两个身着大学制服的青年，从我们摊位前走过，林维江忙迎上前去，送上了两张工作报告，那两个学生瞄了一眼，双双丢在地上，说：
“妈的！什么中国人的骄傲？”
林维江气得头上冒火，捡起被丢在地上的纸，就打算冲上去理论，幸而同事们都看到了，一齐拥上把他拦住。
这种事我已经司空见惯，而且对那些看不见中文计算机者的心态，也颇表同情。学生接受师长的教导，而师长们则是社会的中坚。在上上下下都还没有认同中文计算机之前，凭什么学生能有见识？
不久，一场计算机的风暴到临了，苹果机被翻制上市。由于当年电动娱乐器的大量盛行，国内大小厂商竞相投入生产抄袭，而导致各种电动玩具泛滥成灾，政府凛于情况之严重，下令取缔。所有生产厂商一时血本无归，便纷纷翻制苹果计算机。大家一窝风的结果，互相贱价竞销，一片主机板在最便宜时只要台币五千元就买得到。
苹果计算机的功能与 MCZ相近，而它最大的好处是其主机板上有七个插槽，可以任意扩展。且其软硬件资料开放，人人可以成为体制中之一员，以争高下。在当时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因为计算机公司都有钱有势，雇用了大批工程师，不论软硬，大小通吃，外人难以分羹。苹果机是一个高中生史蒂夫加柏，在其车库中自行装配而成。他请不起工程师，便将计算机的资料公开，欢迎一般大众或工程师来共同开发。
此举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共鸣，有了共同的硬件环境，软件工程师们就可以大展身手。一时，全美有数以千计的软件工作间成立，蔚为风尚。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机会，立即动手设计中文汉卡，先将中文字库改成苹果机的机器码，再把其系统程序之字符输入处加上了中文的功能。当时周至元参与了部分作业，尤其是最后的收尾工作，可是他却在画面上擅自加上自己的名字，烧成硬件后我才发现。
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明示他不会甘居人下。刚好，神通又委托我们代为设计小型的中文计算机“小神通”。我便把全部工作交给周至元与他的同学林梦辉二人，这一招我是学自《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
果然，产品完成后，周至元向我提起神通想用高薪挖他们二人。
“我们公司小，薪水不可能提高，我赞成你们去神通。”我淡淡地说。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