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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标似乎指示得非常明白，从事中文信息，必须在使用中文的环境下才能发挥效益。上次回国是时机尚未成熟，大廖有眼光、有魄力，很令我折服。他现在位居要津，岂非龙飞在天？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于是我向老郑提出，由我代表东方与大陆合作中文自然语言及人工智能的各项计划，所有利益均与他对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再度回到北京。可是怎么都想不到，不久之前，大廖升为某部副部长，已离开了电子振兴办公室。
不得已，我只好再找统战部出面，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人才引进办公室。由人才引进办及电子振兴办共同出面，邀请了北京各界有关单位约三十多位技术主管，在电子计算器管理局破旧而阴暗的会议室里举行会报。
这要有一比，倒有些像当年诸葛亮单骑渡江，舌战江东群雄的故事。不同的是我没有诸葛之才，他们也没有江东群雄的精明。过程简单明了，就像球场上吹过一阵缓缓的轻风，疲态尽露的球员们，打了个呵欠，如是而已。
会议是上午十时开始的，大家都很准时，也都非常客气。我一口气介绍了一个半钟头，却只能概略说明中文自然语言的可行性。我特别声明，如果大家真有兴趣，进一步的探讨可能还要一两天的时间，有必要再细谈。
会场上安静的气氛，极像是在一所宁静的庙宇中，蒙眬的光线透过重重深厚的窗帘，照在一座座稳坐缄默的金身罗汉身上，的确肃穆得令人六根清静。
我只记得主持的官员姓张，他打破了沉默，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他的话宛如一粒投入万丈深渊的石头，半响仍未扰动无波的明湖。
最后是前电子计算器管理局局长伸出援手（姓名已不记得），他满头白发，听说业已退休，只是因为关心这件事而来。他说：
“我也是由朱先生处得到的灵感，上次我受邀去新加坡讲学，特别以“牛”字为例，来说明中文的优越性。例如说以牛为种类，就有黄牛、乳牛、水牛、小牛等等，而英文则要用不同的字汇，如cow； ox； buffalo等。同时牛头、牛尾、牛肉、牛毛对中文而言也不过是排列组合的问题，英文却又是各用一字。这完全可以证明中文的逻辑性远远比英文的功能要高，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终于有人开口了：
“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吧！”
这是我生平感受最深的一次会议。
晚上，大廖请我到北京有名的四川饭店聚餐，这是一间极为精致的竹屋，据说所有的竹制家具都是由四川运来，甚至厨师、跑堂也都来自四川。席上有十来人，大部分都会说四川话，一时“格老子”不绝于耳。
大廖是我第二次回北京时认识的，他看我讲学时每天八小时，一连六天不断。有感于我的热心，就这样结交成为朋友。他还是当年的气概，洒脱、爽快，高高的个子，出色的仪表。他显然知道会议的结果，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
“老弟，别泄气！我们慢慢谈。”
饭桌上还有长城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王之，在我第一次回国时，曾是四机部的外事局长。他坐在我旁边，言简意赅地说：
“我找了你很久，干脆你来深圳吧，不要在北京混！”
“行！我会去找你！”我也很痛快，只要能做事哪里都一样。
大廖则是不断地追问我计划的重点，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每当我提出一点，他就能立刻抓住重心，一针见血地问出关键技术。每上一盘菜，他一边吃，一边思考，不时还说些笑话，让满桌客人无一冷场。我以为他只是在敷衍我，不料，下一句话就是另一个相关性的课题，得花上半天才说得清楚。
十二道菜过去，对他而言，真可以说是谈笑用兵，竟把我的全部计划套了出来。当所有的客人正对各种菜肴赞不绝口，旁边侍立的女服务员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前仰后翻之际。大廖突然把桌子一拍，说：
“老弟！你这些构想可以定名为‘淮海计划’！我来看看如何进行！”
“我看没有单位可以落实！”王之冷冷地接了一句。
“淮海计划？”我却想不通这个名称有什么意义。
大廖没有开口，彷佛陷入了长考，倒是另一位年纪较长的官员说：
“淮海作战是我们成功的决定性战役，我当时……”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转向了革命、建国等等兴奋的话题。这些对我这个失败的一方来说，确实是种难堪的经验。虽然政治与我无涉，但是自己的政府被羞辱了，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大廖看出我的不安，立刻端茶送客，并叮嘱我尽快把书面计划写好，以便进行。
回到美国，老郑一听“淮海计划”这个名称，脸上就变了颜色：
“糟了，你被利用了，他们在统你的战！”
“一个名称又有多大关系呢？计划本身的成败才是正经。”我认为一个计划的名称只相当于一个人的衣着，至少对我而言，只要有衣服可穿，型式及质料都是次要的问题。
沉红莲所担心的，则是由谁来主持计划，中共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权力核心却仍是少数人。以我们对这个计划的认知，如果受制于有私心的个人，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沉说得不错，大廖我可以相信，然而他却只是那个体制中的一份子。此外，大廖是否真正了解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后果呢？他有能力看到科技的价值及影响，却未必能认知人性贪婪下的后患。如果未能慎始，到了木已成舟，不仅是他，任谁都无能为力了。
所以，这份计划也就到此为止。
智慧之旅 （第三部） 八、夏至 回归、深圳、学生、园区沉红莲虽然家在台湾，却也认为与其在这里给人增加麻烦，不如为苦难的中国人奉献一点力量。那时大陆还没有对外开放，此去东风萧萧，要去就不作重返的打算。刚买的房子、车子以及大批的各种书籍，加上那台钢琴，又到了要割舍的时候了。
唯一的问题，是还有个需要我负责的家，我在美国混了几年，赚的钱不论多少，一概都给了内人。虽然银行里有些存款，但那都是沉红莲的，尽管我们从来不分彼此，我心中总是难安。现在要去大陆，安家费呢？以后的生活呢？
话说回来，我又怎能只顾小义而忘大体？今天苦难的中国需要我，我却推说有家累。而只要有这个家在，家的责任就永远附骨随形，无法卸脱。我本不是个正常的人，做的又是不正常的事，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与沉红莲商量，把最后的两万块都存入划拨的户头中，每个月按时汇一千五百块给内人（原为每月两千五），如此尚可维持一年多。
沈红莲甫由大学毕业，参加我的工作起，就注定了她人间地狱的噩运。大帝公曾对她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没有她的奉献，日以继夜，一点一滴的将我的构想化为实际的技术，我无从想象会是怎样的后果。
有时我感慨万分，无法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手，操纵着人世的机遇。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着既定的方向，各种机缘之下，一步一步拖向无可避免的终点。如果没有沉红莲，我很可能早就改行了，出家？有可能，艺术家？也有可能，唯有留在计算机界继续奋斗是绝无可能。道理很简单，人的行为是相互的，看她认真的工作态度，我就觉得惭愧，不得不更加努力。再看到她奉献牺牲的精神，我还有退缩的余地吗？
不过，目前我并不想知道太多的天机，因为我还怀着一点私心，我希望能有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多做点有价值的工作。万一我命中注定了连姜子牙都不如，到八十岁还没有机会，那我先知道自己的命运又有什么用？
再一想，自己自命为得道了，还嘀咕些什么？既然早把人世的功名利禄放到一边，还和姜子牙比什么？我的目标已定，只要我还在努力，我就对了。至于结果如何，哪里是我该考虑的事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们到达深圳，王之把他对面的一间公寓留给我们。深圳虽然高楼林立，设计却很草率，这栋十二层的大厦有如一管洞箫，仅在一侧留了几个小孔作为窗子。以至于室内通风不良，各处潮湿得水珠密布，墙上、地下没有一处是干的。
我们能挑剔什么？王之以总经理的身份，也没有比我多享受一点特权。苦的只是沉红莲，她第一是怕厕所脏，其次则怕厨房脏。偏偏这两处不仅是脏，竟有一层黑黑的厚苔，她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才使变了色的磁砖渐渐浮现出来。
我的不幸是气管，潮湿的空气好象在胸口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布。每次呼吸就令我回忆起儿时所见的水烟壶，呼噜呼噜地，只听得肺管中打着泡儿。我一到就病了，好在这里打针很容易，楼下就有个医疗室，五毛钱就可以打一针青霉素。
当时，大陆的微电脑刚刚起步，长城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厂商。我到时，他们一栋六层楼的厂房中，正在装配由台湾转口来的生产线。据他们预估，到年底产量可达两万台，而当时全国的总需求量还不到一万台。
王之是个有心人，很早就有这个眼光。一九八三年我初次赴大陆时见过他，我对他的印象不深。他那时已经有意组成一个班子，来发展中国的微电脑。
王之家世显赫，父亲是王震，弟弟王军是中信集团的总经理。他想搞微电脑自然是水到渠成。可是在一九八三年，连台湾的微电脑市场都还刚刚起步，眼光太远的人，是很难获得他人赞同的。
直到八四年底，他争取到一个机会，与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第四所合作，成立了长城计算机公司。可是在北京懂的人少，管的人多，他觉得难以施展，便把公司迁到深圳来。就在这时，他到处找我，我也刚好离开了博爱，彼此错过了机会。
目前长城的软件部门有工程师二十位，正在从事微软窗口的“汉化”工程。又是老问题了，我一听就大力反对，王之很支持我，但是软件部门的经理却不以为然。当时大陆上的软件工程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要赶上美国就要先将他们的软件套件汉化。至于是否汉化以后中国人就会写程序了，则无人过问。甚至于连软件天天推陈出新，究竟要汉化到哪一天才算完成，也都没人去想。
与他们争论了两个月，效果不大，我详细介绍了我的观念，他们也不相信行得通。我刚回国内，各方面都没有适应，加上住的公寓又闷又湿，我一连咳嗽了十几天，心情极为烦燥。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我又错了，为什么我永远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呢？
我试着妥协，设法说服自己接受汉化的观念。但是我办不到，就算中国人能从汉化中学到程序技术，这也不是光明磊落的作为。投机取巧是种不正确的行为，虽能获得一时之利，却会造成永久之害。
如果这个时代中人人急功近利，短视媚行，那是这个时代的错误，错误的代价则是观念的消亡。没有观念，技术不能生根，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我把话说在前头，尽到了责任，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则不是我能决定的。
目前我该怎样自处呢？王之很支持我，但他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班底，我不能坚持己见而累及他与属下的互信。试着说服他们，那是做梦！连台湾那种环境，我都落得戴上了红帽子，在这里我又算哪一号？
我想去四川，因为邓先芙对我说过，她先生在成都一个资料中心工作，只要我愿意去，要多少学生都可以。四川，那是我儿时寄居之所，也是我少年时期幻思徜徉遨翔的圣地。峨嵋、青城，直到如今在我心中仍然历久弥新！
病情好转后，我先去科技工业园，找到张翼翼和王允实，告诉他们我的近况。他们知道我回国工作，非常高兴，带我参观园区，各处介绍了一下。
长城公寓的潮湿，令我一想到就心有余悸。而科技园区位在市郊，各种建筑宽敞明亮，宿舍就在办公室旁，其间还有个篮球场，正是理想的工作环境。
没想到国内已有这种条件，我看了羡慕不已。张翼翼很能察颜观色，他立刻把握机会，说他们虽然号称高科技园区，却还没有一家从事计算机软件的高科技事业。他希望我兼作园区的计算机顾问，指导他们一些基本观念，好开拓这方面的视野。
我听了颇为动容，可是没有交通工具，两边跑很不方便，王总同意调派专车接送，约定每周三次。后来我征得王之的同意，干脆住进园区，变成每周去长城三次。最后由于无从施展，就把长城的工作辞了，只剩下对王之的盛情，至今还没有报答。
园区为我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研究室，调来一位姓丘的副理和一位叫杜涓的女孩帮我筹备。杜涓是我同乡湖北人，长得面貌清秀，身材匀称。人也精明强干，只是个性倔强，泼辣起来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真是道地的湖北姑娘。
丘副理原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化学，后派来此地负责规划，他是典型的书生，对很多现象都不满，却又充满无奈感。一提到国家的落后，他就怪罪文化大革命，气愤不已，认为那种无知与愚昧的运动真是祸国殃民。也许是看得多了，后来事实证明，这样一个怨声载道的书生争权夺利起来，更胜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很多，尤其是各种伤痕文学作品比比皆是。我也一直在力求了解，为什么这种畸型的运动会发生在中国？而且是这个时代？
从各方面的观察中，我得到了一点结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时代的悲剧性：数百年来西风压倒东风，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挟着无比的优势席卷世界。共产主义揭起了反抗物欲的巨纛，中共则变本加厉，想借着这股政治力量，重振国家的尊严，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
二是毛泽东个人的执着：毛成功地将极少数人的理想化为国家统一的力量，其成就在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他深悉权势必然使人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