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基厄菲天生就是粒风流种子，受女人们青睐，使她们神魂颠倒。他的每张像片都呈现出魔鬼般的性狂特征。麦克多尔肯定为自己的妹妹担心过，而本廷也在“远西”号上给妻子写信说：
我亲爱的弗莱比：
在一个月前的今天，也就是现在的这一时刻，卡斯特将军和他的军队发起了攻击……在发动进攻的前夜，我做了个有关基厄菲的稀奇古怪的梦，梦见他坚持要全身赤裸呆在你的房间里，我便给他穿上衣服以纠正他的怪毛病。我从来没有太关注过此人，所以，梦见他就太奇怪了。我们的船只在慢慢前行。
这个爱尔兰时髦人物着实惹动了不少女人的春心，也惹得她们的丈夫成天忧心忡忡惊恐不安。但在大多数骑兵眼里，他不过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罢了。他们说他是个酒鬼，目空一切，陋习满身。他有一根时髦的藤制手仗，把手镶着一只银狗头。对惹他不顺心的下级，他就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它、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如强大的感应电流，他所在连队也因此而得名——“狂暴的I”连。
不管怎样折衷隐瞒，他的家庭带着天主教的情感仇恨英国。据说当时迈尔斯曼爱读的书是《查理斯·欧·玛利》和《爱尔兰龙骑兵》。童年时代所受的熏陶使他长大后不是消极一生，便是激进躁急；但绝不会对军事生涯漠不关心。
基厄菲几乎迫不及等地要去接受考验，在圣·帕特里克学习了两年后，他有幸乘船去了非洲。不久，教皇征召各处的天主教力量去保持“神圣的权力”，于是，大约在1860年8月，基厄菲成了教皇军队中的一名少尉。他因英勇地抗击了势不可当的皮德蒙斯武装力量而荣获一枚“Medeglia”纪念章，后来便一直随身带着它。
南北战争给他带来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迁居美国，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志愿兵团，并再次获得卓越的功勋。坎母贝尔莱德司令乔治·托马斯少将于1865年4月25日给哈拉克将军写信说：“斯通曼少将的Aide—de—camp随从参谋基厄菲上尉同肯塔基第12志骑兵团的一个分遣队在部队前头急进。他们在塞利斯贝里附近袭击了叛军，为大部队开道，战斗中共杀死9名叛军，俘获68名，大部分功绩应归功于基厄菲……”兵团遣散后他也复员回家。不久，他再次穿起军装，并于1866年夏成了正规军中的一名上尉。由于被分配到萨利将军的参谋部，所以错过了参加华什他战役的机会，直到1876年夏他才满足了自己童年时的宿愿。
根据1877年埋葬人员留下标记的一张像片，我们可推断出战斗中他倒下的地方；他全连的军士们就躺在他身旁；不远处是一丛野樱桃。一些历史学家推测说，他fll可能是遭到藏在那丛野樱桃中的印第安人的一阵齐射而当即身亡的。
也许是同一粒子弹使基厄菲和他的战马科曼契致残，一颗子弹射中了马，并且应当从骑马人的膝骨飞了出去，基厄菲的膝盖从而被击碎。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站不住脚，但叫“小兵”的苏人证明，说他亲眼看见一个穿蓝制服的人——据信就是基厄菲——跪在地上从马腿间射击，他后来死了，但手中仍然紧握马缰，使得印第安人没能把马夺走。“小兵”认为，那匹受伤的马会康复，而他自己也正缺匹坐骑，但他可不愿碰一匹缰绳在死人手里的马。
公众们并没有歌颂基厄菲，但即便他有些什么缺点，仍旧是第七骑兵团最杰出的战士之一。战斗结束多年后，吉本手下一个叫威尔·罗根的侦察员坚持说，他发现基厄菲之死同许多印第安人讲述给他的情形一模一样。基厄菲是最后一个倒下的。他独自一人站着，迎接敌人的挑战：“呼，呼，……六声枪响过后便有六个红种人倒地身亡。他的眼中就像闪动着两团煤火，他的牙齿如同激战的灰熊而熠熠发光……”这当然是有些夸张的写法，但印第安人确实指的是一个勇猛无比的白人——十分可能是一个敢做敢为，粗鲁，酗酒，而又有些忧郁，来自利默里克（Limerick）郊区的士兵。
不知是基厄菲还是阿尔弗雷德上校建议，第七骑兵团应有自己的军乐队，卡斯特也就同意了，并个人出资50元购买了乐器。此外，基厄菲或卡斯特提议把《加里欧文》作为该兵团的进行曲。
《加里欧文》是支古老的爱尔兰快步曲，已有1800年的历史。据说，好几支爱尔兰军团都曾选用过它，包括皇家第五长矛骑兵团，该团的成员把它看作是支合适的饮酒歌。《加里欧文》得名于一个具有盖尔人特色的花园，该花园在利默里克郊区，离基厄菲出生地不远，而那支长矛骑兵团就驻扎在那里。此外，伊丽莎白回忆说，在第七骑兵团成立后不久，她丈夫便开始在莱利堡哼唱或打口哨吹这支曲子，她认为基厄菲与此有关。卡斯特在少年时期喜欢看查尔斯·利弗先生小说中的主人翁——龙骑兵欧·马利也曾深深地吸引过基厄菲；同样，《近卫军》、《杰克·海顿》也是卡斯特青年时期崇拜的对象。所以，在充满锐气的冒险中演奏出这支“为人所熟知”的曲子，不是没有一定的缘由的。
然而，要是用风笛演奏《加里欧文》的话，它届能激发奔放的感情……
勿让巴楚的儿子们灰心丧气，
来和我一道快活地全力排杀。
尽情痛饮，尽情欢唱，
同我并肩齐唱。
合唱曲
不去游乐地消闲，
借苦啤酒消意解忧；
自豪的加里欧文人，
不记前仇。
在街区喧闹的舞会上，至少还有另外四行诗句：不妥协的精神，震落的窗户，尾随警察，颂扬《加里欧文》阳刚之气的长矛骑兵团。诗人托马斯·穆尔写下了这首色彩鲜明、精神饱满的抒情诗歌——微笑的眼睛，欢乐的笑容，苦痛的思潮，绿色的小岛，并重新改名为：《埃里恩的女儿》。穆尔曾以《穿过特拉会场的竖琴》和《相信我，所有使人喜爱的小乖乖》而著名。他的顶峰作品是罗曼蒂克抒情诗，而《埃里恩的女儿》并不是他的杰作。
兵团乐队为卡斯特演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是《加里欧文》，之后，除必要的号兵外，所有乐师都留在粉河兵站了，当他们的同伴从兵站出发时，他们便站在小山上演奏着这首振奋人心的曲子。戈尔登军士说，它立刻使人情绪高昂：“在我们离开河床时，它的旋律依旧在我耳际回响，而乐队的身影则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了……”
人们在这些日子回忆起基厄菲，并不是由于他给军乐队做出的贡献，也不是他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更不是他的性感形象，而是他的战马科曼契。据说，它是小比格奥战役的唯一幸存者。
第七骑兵团幸存下来并可继续使用的马大约不止100匹，印第安人把那些比较强健的捉住，骑着它们一直跑到它们跑不动的地方。这就是说，一些美国人的高头大马能适应印第安人的生活，而一些则因体力衰竭而死去，因为它们的耐力和印第安小矮种马不同，它们习惯吃谷类植物，难以靠啃柳树皮或吃丛生的杂草挨过蒙大拿的冬季，“苦胆”说，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除了上述100来匹马外，埋葬队在战场上还看到许多第七骑兵团的马，它们大都受了重伤，士兵们只好把它们全部杀掉。有些马鞍已被印第安人拿走，未拿走的也被毁坏。受伤的马中有一匹灰马，它一直尾随着特里的纵队回到河谷上游“远西”号停泊处。显一一然，它受了惊吓，并在黄石河附近最后露了一次面。
随后便是一条叭喇狗。卡斯特的勤务兵约翰·伯曼看见它和它同遭恶运的伙伴小跑着走开了。约翰朝它打口哨招呼它，但它并没答理，两天后，他又看见这条狗顺着山侧唤着跑来。他不知道这狗的主人是谁，但它不是印第安人的，所以只能说它是从林肯堡随兵团一块儿来的。“木腿”也见过这只狗，然而他又声称：“我在那儿没见过什么狗……”
1907年12月14日，《森林与河流》杂志发表了C·B·D·W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一只灵猖，说它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给卡斯特的。“这只公狗骨骼粗壮，肌肉丰满，高大结实…”听起来简直成一只老虎了。不管怎么说，当这位将军完成了未特别提及的任务返回东部时，那只灵猖在哈基尔堡外被意外地击中。子弹从尾巴根上部射入，穿人躯体后又从右肩飞出，显然，这是致命的一枪。人们在小溪边的一块平石板上铺了个厚厚的草床，把它放在软软的床上，让它慢慢死去。然而，可怜的鲍勃在头部被刺入尖桩后仍能幸存，而维多利亚女王的灵猖也摆脱了那难以忍受的枪痛折磨，半个月后，又步履蹒跚地回到堡里。
1908年3月，《森林与河流》发表了一封信，是魁北克的拿破仑·A·康门伊奥先生寄来的。康门伊奥先生说，他以极大的兴趣读了12月的文章。他在想，文中所说的那条狗不知是不是他1882年在华什凯见到的那只，要是的话：
……它表现了魔术般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它同“乌鸦”人侦察员“卷毛”，成为1876年7月25日小比格奥卡斯特与“坐牛”战斗中唯一的幸存者。
战斗结束三天后，当一支搜查部队抵达卡斯特和他的勇士捐躯的战场时，发现这只灵猖躺在主人的尸体旁，一颗来复枪的子弹击中了它的一只眼睛，使它变瞎，除此之外，它全身完好无损。搜查部队精心照料着它，并在第六步兵团给它找了个新主A——R·E·托马斯中尉。托马斯的部队那时驻扎在华什凯堡，我也在那儿，中尉亲口给我讲述了关于那狗的故事。
康门伊奥先生的这只灵猖的故事有些疑点，一方面，他天真地重复“卷毛”的事迹，而这件事充其量也不过仅有一半是真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只灵猖。第一个踏上该战场的布拉德利中尉没有见它，本廷也没见过，雷奥同样如此。战场上的幸存者都没有见到它，特里的部队也对此一无所知——总之，谁也没见到它。
然而，不管怎么说，“木腿”和伯克曼的讲述还是有一些真实感，并且令人赞同。在战场上，确实好像有过一条活着的兵团的狗。研究卡斯特的杰出历史学家约翰·卡罗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我相信，战斗之后，战场上至少该有卡斯特的一只狗，”一只或者更多的狗，还有受伤的马，问题是非得坚持有一个离奇的幸存者不可，为什么？原因同样：卡斯特在战场上分明是短发，可有人就坚持说他留着长发。他已打算在战场上果几个星期，长发容易存留脏东西，所以，在这次远征中，几乎没几个士兵留长发。可在极点的时刻，卡斯特将军就是要飘拂着漂亮的长发。
所以，它和基厄菲的马一样——是一个幸存者！
这匹马为何取名科曼契不太确切。但1868年9月13日，在西马伦河（也就是卢斯指出的堪萨斯的陡湾）同印第安人发生的一场小冲突中，马的右后腿中了一箭，由于箭杆折断，所以直到返回营地，基厄菲才发现了它的伤口。在这次战斗中或战斗后没多久，就有人这么叫它了。玛格利特·莱顿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符合实情的故事，说是一个叫麦克贝恩的骑兵告诉基厄菲，他当时看见这支箭射中了马腿，“马因疼痛而发出如科曼契人所发出的那种尖叫声……我从来没有听过马的这种叫声，但确实像科曼契人的叫声。”基厄菲回答道：“科曼契！我们就叫它科曼契吧。”
它是一匹杂色马，相间有陶土色，鹿皮色，浅栗色，灰褐色或深奶油色皮毛，但尾巴为黑色。1887年7月25日第七骑兵团的正式文本上这样写着：浅栗色皮毛，体重925磅，身高15掌，出生于1862年，身上有12处伤疤。
科曼契至少有着吸引人的明暗分明的毛色，铁匠古斯塔夫·科恩后来成了他的护理人。他说自己在战场上发现它时，它已六处负伤，全身鲜血淋漓，就在一个骑兵要割断其喉管时，被他及时地拦住了。
亨利·布林基尔霍夫上尉在一簇树丛间看见了科曼契，并命令把它杀死，但当听到它凄惨的哀鸣声时，就再也无法忍心下手了。
诺兰中尉也在一条干河沟里看见了科曼契。
麦克道尔上尉发现这匹马“前腿支撑地蹲卧在那儿”，遍体是弹伤和箭伤，样子十分可怜。
彼得·韦少校说，科曼契站着：“马鞍滑到肚膛下，鞍毯和衬垫都不见了。”
戈弗雷说，特里的士兵们后来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边找到了它。“二等兵麦克雷恩告诉我说，他看见一些侦察员围着一匹马……”
按19世纪报纸的颂词，说它忍受了七处重伤的疼痛，“每一处都会使一匹普通马丧生”。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都说他受了七处伤，也许，7是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数字。或者，由于它有着某种神秘的意义。虽然，嗜血的少儿读物都说这可怜的生物共受了28次箭伤和弹伤。
不管有多少支箭和多少粒子弹嵌进了它的肉体，科曼契遭受了残酷的伤害。科恩和其他一些人，把它弄到河边，给它清洗了伤口，做了包扎，并把它带到10或12英里外的“远西”号上。接着，马歇上尉在船舱间给它搭了个马厩。
当这条船抵达林肯堡时，马已经无法行走，人们就把它抬到一辆货车的马厩里，还给它缠了根吊带。大约一年后它竟神奇地恢复了健康。有时，斯图尔吉斯上校的女儿们骑着它在大草原上兜兜风。后来，一个少校的女儿也骑着它出去，这就触怒了上校的女儿。于是斯图吉尔上校便在1878年10月3日发布了将军的第七号军令，以官腔宣布说：“因科曼契是1876年6月25日蒙大拿小比格奥血腥惨案中唯一幸存者的代表，所以应好好地照料它，使之感到舒适。它应当成为第七骑兵团的殊荣，它的生命自然也是值得该兵团关注的，要尽可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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