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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员中有个勇敢的军士叫迈克尔·麦登，他去河中取水时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没多久，彼得·汤普森军士也做了同样的冒险。他说，他吃惊地来到一个纹丝不动地坐在地上的人身边，“我好奇地想知道他是谁，便走近他，看见他拿着两只布满弹眼的水壶，一只手中端着枪，双眼紧盯着对岸的森林，观望敌人。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样坐的原因，他身边有一滩血，是从受重伤的大腿上流出来的，他已无法再向前移动了……”汤普森带着自己的小桶，继续朝小比格奥河跑去，迅速地跃过河岸，又踩着溅起的水；花爬上河岸。“我凭自己的本领避开乱飞的子弹”他告诉我们，尽管他没有说是怎样的本领。子弹嗖嗖地落入水中，而他和他的水桶因有神奇本领的保护而安然无恙。麦登军士记述说，“我以极大的兴趣”观看着这一切。
归途中，汤普森要给麦登喝水，但遭到拒绝，这使他极为诧异。他知道，人在大量失血后，会受到难以言表的干渴之苦。“勇敢地挺住！”他给麦登说了句打气的话后便继续上山了。你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小比格奥河边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血泊里的麦登最多不过是虚弱地作出感谢性的答复罢了；但汤普森说，麦登非常愉快地回答了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取到水而且幸免于难，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印第安人知道雷奥等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最终会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的。事实确实是这样，取水人只有挨藏在河西岸的一排红种人优秀射手的枪子儿。可是实际上只有两次伤亡：M连的詹姆斯·特纳被杀；麦登受重伤。
当夜，威廉·纽金特也提了几把壶去取水，一到河边，他便把壶放下，低头猛喝起来，但立刻感到前额被猛击了一下。他抬手摸到了滑腻的鲜血，原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一把水壶的软木塞，软木塞飞起来后弹在他双目间的额头上，这是他同印第安人交战六年以来第一次受伤。
一个援救班把麦登背回山上。他大腿的骨头两处粉碎，波特医生决定给他截肢，但没有麻药。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都重复了同一个故事：麦登是靠喝威士忌抵御剧痛的。他们说，截肢时，麦登咂着嘴唇，要求医生再给自己喝口酒，并在术后看了那条被截去的伤腿。手术时，列兵威廉·怀特刚好在场，他认为没有发生什么动人的事情，“我帮着把伤员抬到一边，此人得截去一部分肉体。他十分苍白、虚弱，十分安静，但又十分严肃……没有任何喝过威士忌的迹象。”然而，麦登也确实谈及了此事，他是带着爱尔兰口音讲述的。当列兵戈登问他当时感觉如何时，他说。心情糟透了，他已同第七骑兵团驰骋了不少岁月。……我们的确也辉煌了那么一阵子，可现在，我成了个可怜人，成了个该死的缺腿丘八！”
麦登所受的折磨并未就此结束，1877年“局长办事处”的备忘录中记述道，当特里的车马来到“远西”号时，“驮着这截肢男子的担架的骡子跪倒了，伤员也滚落下来……”没有人知道那骡子怎么失了前蹄，所关切的只是那伤员“没有受伤”。
1909年麦登给沃特·坎普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一些其它的艰难的骑乘细节。当这匹骡子恭敬地下跪时，麦登砰地一声落在一棵仙人掌上，但不同于常人，他既没有昏厥，也没有死亡。这顽强不屈的残缺人开始咒骂起来。虽说，那时来能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但他感人的语言确实还是风行一时，据说，他的牢骚话是：“大量的生命之花依旧在发光、发热。”要是麦登被放置在印第安的马拉雪撬上，他就不会砰地一声被摔下来，或从担架上滚落出去，同样，其他在手抬或骡子驮载的担架上的伤员也就免去许多折磨，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效仿那些红皮肤人。至少，没有一个权威人士想到过要那样做。一个马拉雪撬极易制作：两根棚屋杆交叉搭在印第安小矮种马的肩隆处或其腹肋的挽具上，再把野牛皮搭在两杆之间即可。许多印第安人告诉白人，躺在马拉雪撬上该有多么舒服，它们只是稍有一些轻轻的震动，但大都被长长的杆子缓解了。兰尔德·麦肯奇是一个比他大多数战友更富有洞察力的人，他于1890年记述道：马拉雪撬能发挥有益的效果，一方面因为它不颠簸，另一方面因为乘坐者的头部高于身子。这第一种说法必定是真实的，第二种说法则也许正确。
特里的人已见过成百上干的马拉雪撬，他们应该会仿做，可他们并未如此，理由也许是同样的。约翰·富兰克林的探险家们宁可饿死在Arcfic，也未去设想同未开化的人那样生活。所以，可怜的、该死的麦登砰地倒在仙人掌上，而且，除其余那些经过同样痛苦的人外，谁也无法体会他受了多大的折磨。
担架，不管是手抬还是骡子驮载，不但不稳定、不舒适，而且十分愚蠢、不讲效率。怀特说，首先，抬担架者不得不每隔50码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其次，抬担架的人数还得双倍增加。每个担架得由四个排轮流换抬。这样，“在那次行进中，700多名士兵中就有400多轮流地担负步行抬运伤员的任务。“怀特也许做了夸大，也许计算不准。克利福德上尉就自己当时所在职位对此了解得十分清楚。他说，有21名骑兵不得不上了担架，其余伤员还可以骑马。这是说，纵队并不像怀特说的那么脆弱，不过，要是苏人或夏安的勇士们再次血洗这条峡谷的话，所有的“黄眼”白人士兵可能都会完蛋。
他们就这样以笨拙、不成体统的窘态挪到大比格奥一块源上，好一阵，无人能找到一条下塬的路，接着，他们在一条冲沟里点起数个火堆。一时间，整个纵队屈尊为中世纪式虚饰的人了。
“远西”号一切就绪，甲板上锅炉和船尾间成了医院。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鲜草，再盖上油布，形成一块巨大的垫子。6月30日日出之前，伤员被扶上船，没多久，“远西”号猛地犁开层层水浪向下游驶去。
李人和“乌鸦”人侦察员也被带上船，但未受到医药护理。对此，《阿里卡洛记事》做了简要报导，仿佛这是被预料到的。一个叫“鹅”的李人的一只手被子弹击伤，肿得像个葫芦，可人们却都熟视无睹。他在船上期间，没有一个穿蓝制服的查看他的伤势，也没有谁在这大垫子上给他留一席一位：“‘幼鹰’安置了‘鹅’，也不过是在靠船舱附近而已。
从战场到大比格奥的航程中，列兵科尔曼的日记做了最生动的叙述，描述了“这个令人伤感”的场景。
我们有一个“乌鸦”侦察员，他杀了七个苏人，还剥掉了他们的头皮。他五次受伤，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船上便复愈了。他骑着马和大家一起走着，从未抱怨。另一件糟糕的事是K连的爱尔兰人蒙·麦登，他的腿受了枪伤，是我们在悬崖上为伤员找水时被击中的，虽然他躺在担架上，但还是掉下来两次，可他从未发过一句牢骚。我们30日凌晨两点到了船上，把伤员安置好，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们也紧靠在一起安顿下来，拍打了襄毯后躺下入睡了，没管什么“坐牛”或他的嗜血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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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消息先于“远西”号传递开了。维斯塔尔说，在任何白人听到消息之前，一个叫“租船人”的印第安人到了站岩，带来了这场战斗的有关详情。站岩的印第安人拒绝谈及此事，但白人从他们的神态中看出发生了什么事。
第七兵团的两个连曾驻扎在卑斯麦以南30英里处的赖斯堡，堡里的女人们实际上在7月5日便得到了一些暗示灾难的信息。她们有几个人聚集在德鲁迪奥的住处，在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夜。第二天邮件到达时，每个得到丈夫来信的妇女都忙着查看邮戳是6月25日之前还是之后。不知道这些妇女选择德鲁迪奥房间的原因，也不知道她们因何而那样惊恐忧虑，但据说，7月5日，一个叫赖斯的军官从一个苏人那儿拿来六七支箭，那苏人说它们全是从卡斯行手下的士兵尸体上取下来的。箭支出处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消息确实从赖斯堡传到了卑斯麦，继而又传到《论坛》——该报纸一直在期待着马克·凯洛格的快讯，等着发表一条震惊世人的号外。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从“远西”号听到这一消息的。斯图尔特教授认为，船一到岸边，船员们便开始讲述整个事件。马什上尉匆匆赶往电报所，电报员J·M·卡纳翰立即发报，“发送电讯新闻，证实早已传播开的消息……”
一句话，这灾难性事件迅速地传播着，但又没有任何人能确切地说出它的出处。
感谢穆吉斯·泰勒发狂的骑乘，他于7月3日抵达埃利斯堡。博兹曼《时报》和海伦娜《先驱》同时抢在《Trib》之前刊载了独家新闻。但印第安人更快，抢在了每个人前头。借助他们的“鹿皮鞋电报”——镜子、烟信号和送急信者——把这一消息通告他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亲友或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土人。住在林肯堡附近的这些人便在“远西”号抵达前获知了这一消息。两个“乌鸦”印第安人——“有角蟾蛛”和“小斑点公鸡”在船抵达前一周出现在林肯堡附近。他们描述了这场战斗，并说卡斯特开枪自杀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妻子们当中，伊丽莎白尖叫着冲出房间。戴维·汉弗莱·米勒说，部队当局封锁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而其他学者则对此事件毫不相信。
7月5日黄昏，在新闻抵达卑斯麦前两三个小时，林肯堡的一群妇女聚在卡斯特家唱圣歌；但“Nearer My God to Thee”的歌声刚刚起头，就被因灾难而带来的伤感情绪压抑。她们本打算次日清晨乘“约瑟芬”号（此船是去给上游运送邮件的）去和丈夫们见面，并想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还盼望着能和丈夫们在荒野里举行野炊。但6日清晨，“约瑟芬”号走了，把她们留在这儿，可妇女们好像宁愿前去了解这些灾难，也不愿呆在黄石河边打发这几天焦虑不安的日子。
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一个代表团把真象通知了伊丽莎白。代表团成员包括威廉·麦卡斯凯上尉，格尔莱中尉，约翰逊·米德尔顿医生和他的两名助手。两个助手的前往是为了预防伊丽莎白昏厥。他们从后门进了房间，伊丽莎白穿着晨衣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们。这天天气特别闷热，但听到消息后，她要了件大衣，而且在陪同该代表团去通知其余阵亡战士的妻子时，她一直裹着那件大衣。
1927年伊丽莎白对一位采访者说：“没什么大惊小怪，我们是军人的妻子。我们这些女子们被以尽可能快的安排，送回家中。为保护我丈夫和他死去的人们的权益，‘北太平洋’号为我们提供了运输……”
除一个官方报道外，伊丽莎白再没有从作战部听到或得到一个字，格兰特总统也未以正式通告的形式发布这一惨痛事件，伊丽莎白为此而感到十分困恼。“罗斯福总统曾说，卡斯特的名字是闪耀在所有美国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听到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么评价他，知道伟大的人民都这样看待此事，是值得活下去的。”
据一位邻居说，伊丽莎白的家乡是在7月4日听到这一消息的。1938年她回忆道：“我正在楼上靠窗坐着，缝补衣裳。”
看见父亲朝这条街走来，他的大衣、外套、西服背心全敞着，帽子捏在手中，还挥着一张报纸——旧《论坛》，这是早晨11点左右。他走进屋，高声叫道：“明尼！明尼！”我并不叫明尼，但父亲常常这样称呼我。我飞快地跑下楼，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父亲站在那儿，面色如纸，手里的报纸抖动着。“卡斯特将军的特遣队全军覆没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想想吧，奥迪，卡尔洪将军，罗斯，汤姆，他们都死了！”巨大的沉默攫住了蒙罗。所有的钟开始鸣响，报告这一噩耗。教堂的钟声，消防站的钟声——小镇里一片钟鸣，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唯一能把人带入回忆的钟声。
在离小比格奥100英里的北怀俄明，库鲁克将军的印第安侦察员在一个小时之内获悉了有关这场战斗的情况——雷奥正为逃生而紧张地战斗着，狂怒的印第安女人正劈砍着卡斯特那五个连队的尸体。一直在营地徘徊的库鲁克停下来询问苏斯霍苏人和“乌鸦”人的同盟者。这些印第安人很喜欢库鲁克，也十分信任他，他曾在他们的“士兵棚屋”接受了他的斗士兄弟关系的成员资格，同他们建立了战斗的兄弟关系。即便是那些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也狼崇敬他，据说，同大多数人不同，他从不说谎。
此刻，瞧着那些脸色阴沉的侦察员，他问出了什么事，但却未得到回答。他回到营地，叫来侦察员头目，再次询问出了什么事，依旧未得到回答。最后，他去恳求“士兵棚屋”，以兄弟会的名义恳求他们告知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后又要求得知详情，但侦察员头目既未拒绝、又未讲出更多情况，只是坚持说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发生了战斗，士兵们全被打死了。库鲁克迷惑不解了，他从来不知道印第安人怎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来传递信息。数年之后，他告诉一个记者，他没有想到他们是用手镜，或是夜间的火焰信号来传递信息的。
1894年，在弗兰克“攫取者”格罗尔德的传记中讲了个稀奇的故事，解释了库鲁克的侦察员怎样知道了这场战斗的消息。6月25日这天，当格罗尔德正在观望印第安人的信号时，突然看到了山岭上的烟信号，它们从小比格奥上空扩散到玫瑰花苞。在分析了这些信息之后，他匆匆返回营地，向一些军官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得到的却只是他们的嘲笑。传记没有提及格罗尔德和库鲁克的印第安侦察员谈论的事，但是如果大多数故事属实的话，他自然是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