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 第19部分

　　康生做贼心虚，推说他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来谈，他跑到了陈伯达、江青处汇报。

　　陈伯达、江青表示：讲得好，有点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说：王力的讲话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纯粹是在假传“圣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说：“王力的那些谈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讲话”，并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晕中，被“胜利”冲得不知东南西北的表现，而是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种迫不及待、孤注一掷、歇斯底里的赤膊上阵。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4天之后，8月22日，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结果。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20多人被逮捕。

　　对英国方面的镇压行动，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

　　周恩来还对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罢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总罢工的形式，因为时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资的主要是外商，搞总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资者是华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国供应的，如果搞总罢工，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这些市场。另外，搞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不利。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还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斗争逐步升级，事态越闹越大，致使我方骑虎难下，很是被动。

　　对此，周恩来有过多次批评。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英标语贴满街头，反英口号震耳欲聋，罢工游行此起彼伏。有些人还用土制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100万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游行示威。

　　游行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制定了几条规定：游行可以向英代办处提抗议书，但对英代办处不冲、不进、不砸，不阻拦英代办处人员进出，不揪斗，不打人。

　　但在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红卫兵多次到英国驻上海侨务代表的办公处和住处举行抗议游行，并冲入英侨务代表的办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贴标语，还把他拖至院内进行批斗，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打人行为。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把北京群众在英代办处游行的几项规定告知上海执行？并责令尽快通知上海市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往港督府贴大字报，同港督府门前的警察发生冲突。同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23日，群众继续游行抗议，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此后，港九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

　　针对在香港问题上越来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来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虽说我们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既不是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国打仗，我们对英国的斗争还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动出击。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的调子不能太高，应当同内地的报纸有所区别。

　　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就此事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伤几人。对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5月26日，英国派遣航空母舰“堡垒”号开到香港，并在香港地区搞海空军联合演习。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指出：

　“警告英帝国主义者：这场斗争还刚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战斗还在后边！”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可以想像，在当时那样的极左氛围中，上述言辞对置身于香港斗争的大多数人来说，如同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有关领导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造反”，香港地区的斗争一再升级。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

　　中国方面在起草给英国方面的抗议照会中还这样写道：“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6月6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香港斗争问题。会上，周恩来就我方起草的在给英国的抗议照会中“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辞提出批评：“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上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50年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发表声明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加这一句话时我国已经在东北调动部队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在香港的斗争，不要搞总同盟罢工，不要主动打仗。

　　然而，1967年的7、8、9三个月，正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周恩来的告诫没能有效地遏止香港斗争的不断升级。同时，正象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

　　7月初，一些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集会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我一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不得已，我边防部队只好开枪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

　　港英政府紧急调集廓尔喀步兵11旅所辖部队开进沙头角接替警察。局势更趋紧张。

　　7月10日、12日，周恩来召集总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再一次批评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说：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昨天，主席又讲了，还是不动武。如果我们打了过去，那就是主动出击了。香港问题，现在是群众运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出动正规部队，群众一推动，就控制不住了，你打电话也来不及。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对主席这个方针，我们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7月下旬，周恩来还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专程前往广东，向负责香港工作的有关部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

　　但是，受极左思潮煽动的极左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

　　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

　　这样，更加激起港英当局的公开镇压。

　　8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行封闭了3家左派小报社，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时之内启封三家报纸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抗议照会。

　　此时，正是王力“八七讲话”出笼，外交部被夺权之时，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发往驻各国使领馆的电报中竟赫然写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外交局面呈失控态势。

　　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水泥路面蒸发的酷暑余热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热气漩成一股灼人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示威的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

　　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即向示威群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进行劝说。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被极左狂潮所膨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向英代办处发起冲击。

　　22时40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突入英代办处。

　　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个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7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

　　顷刻之间，东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7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腾起熊熊大火。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英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周恩来后来曾说：“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火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

　　周恩来的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6月底7月初，周恩来曾两次劝阻了造反派冲砸缅甸驻华使馆的企图。那时，周恩来打电话还有效。然而，到8月份火烧英代办处时，周恩来的指示就不管用了。

　　为什么？

　　周恩来自己说的一段话是最恰当的解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这些挑动与操纵群众运动的“坏分子”不是一般的坏人，而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伙。

　　造反派的许多行动，都与中央文革一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和支持的。

　　王力的“八七讲话”，煽动夺外交部大权，就是此类操纵的赤裸裸的“充分暴露”。

　　正是因为这样，造反派在周恩来面前才如此有恃无恐。

　　怎么办？

　　局势已经有点难以控制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火烧英代办处，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连锁反应。如果听任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将会毁于一旦，党和国家本身的前途和命运也不堪设想。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了批评。

　　几十年革命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练就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斗争策略高度结合的才能，练就了周恩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文化大革命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失误肆意横行相交织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