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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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 作者:陈扬勇-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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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陷、打倒了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抢夺了一个大军区的领导权(七二○事件后,林彪的亲信刘丰被委任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借此机会打倒一批不满于他们的倒行逆施的军内高级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障碍。

  在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丑剧中,刮起了乱军的“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时,就公开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放下武器是要吃亏的,武汉就有这个情况。

  江青的话实际上是在鼓励造反派向军队夺枪、开枪。此后,全国乱发枪、乱抢枪成风,武斗急剧升级。

  两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为欢迎“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而举行的百万人大会上,一向深藏在毛家湾大院不轻易露面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门城楼。

  林彪先是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

  而后,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人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还说:“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

  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说:“正是时候。”

  蒯大富和韩爱晶回去后立即召集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联合会议,传达了林彪、王力的指示。并成立了“揪军内一小撮”“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华社的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关锋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向全国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

  周恩来稳定军队的努力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形势。

  周恩来太累了。但周恩来没有放弃,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韧性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着、斗争着。

  一方面,他力争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极力保护着林彪、江青一伙想要打倒的军队高级干部;另一方面,他继续没日没夜地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对那种冲击军队、乱抢枪、乱发枪的行为进行尖锐批评和制止。

  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一伙把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时任副总参谋长)诬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在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的会上,叶群授意吴法宪要把矛头指向徐向前。

  叶群还公然对三军造反派的头头讲: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吗?

  于是,造反派公开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冲入徐向前元帅的住处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了造反派的行径,当即命令:(一)所有进入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由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周恩来苦苦用心,坚持让几个老帅和尽可能多的军队高级将领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在当时,只要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名字见了报,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极力反对朱德、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出席招待会。

  为此,周恩来召集了几次会议,但都没有结果。

  7月31日下午4时半,八一招待会举行在即。周恩来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几个老帅出席招待会的问题。

  周恩来再次做工作,认为几个老帅如果不出席建军节招待会,在国内外都会引起很多议论和猜测,于我党我军不利。

  但江青一伙就是吵吵闹闹不同意。

  没办法,周恩来起身去打电话直接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八一招待会,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也要出席。

  周恩来如释重负。他返回会场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一伙全没话说了。

  下午5时半,周恩来召集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等最后确定了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旋即,周恩来亲自把电话挂到了西山的叶剑英处。叶剑英不在,秘书说到徐向前元帅处去了。

  原来,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打电话给叶剑英,要他转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会的名单,争论不休。准备请示毛主席作最后的决定。要徐帅作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

  周恩来又把电话打到了徐向前元帅处,徐帅正在理发,电话是叶剑英接的。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又特意交代说:我已经布置了徐帅的行车路线和警卫问题,徐帅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关注徐向前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对造反派煽动说:徐向前是武汉七二○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造反派正满街喊着“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到处寻找要揪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路程不近,周恩来担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为此,周恩来还亲自找到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说:徐向前同志必须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来还就徐向前参加招待会的沿线警卫和行车路线向傅崇碧作了布置。

  徐向前刚乘车离开住处,周恩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电话是徐帅夫人黄杰接的。

  “徐帅走了没有?”

  “总理,徐帅已经走了……。”想到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地关心徐帅,黄杰激动得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周恩来安慰说。

  估计徐向前差不多应该到了,周恩来又特意到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会结束后,细心的周恩来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说:你们安全地把徐帅送来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帅送回家去。不要因为来的路上没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调派了3辆警卫车护送徐向前,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子,甩掉了跟踪的造反派,把徐帅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办。

  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受冲击的老帅,也是为了稳定军队。

  应当说,这些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枪林弹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国元帅,也是顾全大局的。否则,他们又何至于被中央文革那班手举语录、嘴喊口号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气吞声、东躲西藏?

张春桥向造反派密授机宜

  1967年1月前后,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煽动下,一股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恶浪汹涌而来。

  元旦刚过,一份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快报》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

  《快报》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5000多人兵分5路,开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沿途呼口号、搞演讲、贴标语、撒传单。主要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这些口号还用大标语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墙。

  看罢《快报》,愤怒、不安一起交织在周恩来的心头。他知道,这次行动,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纵容和支持下搞起来的,这等于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了全社会。而这正是周恩来自刘少奇、邓小平“落马”以来一直所反对的。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因为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现分歧而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极力煽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艰难的处境中,费了很大的精力,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966年10月12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来“请帖”,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目的是想从王光美身上打开打倒刘少奇的突破口。周恩来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蛊惑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在天安门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同日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去劝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后,周恩来为此还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来再三强调不要去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他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去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回答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就在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来得知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准备于21日或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至100万人参加、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会,又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举行这样的会。后来这个会没有召开。

  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劝阻不要把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公众场合,反对公开召开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群众性大会,实际上是他不同意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捅到社会上去。在他看来,即使刘、邓有“错误”,也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属于党内问题。10月,当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和《红旗》杂志13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但毛泽东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就在周恩来极力劝阻造反派和红卫兵不要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和“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推向社会的时候,中央文革一伙又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12月18日,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张春桥神秘地把蒯大富找来密授“旨意”

  :“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们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张春桥所讲的“中央那一两个”就是指刘少奇和邓小平。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旨而去。

  于是就有了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发动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

  这次行动,蒯大富本来还准备到中南海西门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并揪斗刘少奇、邓小平。

  周恩来得知后,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来要人,必须请示我决定。又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们揪王光美即与刘联系起来了。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公然把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来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12月25日发起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表示满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对他的同伙说:“江青同志这次亲自来清华看我们,说明我们打刘少奇、邓小平对了,干得好,干得漂亮!”

  12月31日,针对造反派对刘少奇等的一系列极端行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代表谈话。

  周恩来:找你们来,是想谈几件事情。你们要王光美回清华检查,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背靠背让她回答问题。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来:这个事情我可以办嘛!你们把要问的问题提纲交给我好不好?

  造反派:我们叫她揭发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说了,就是命令她揭发。你们可以看她的检查和回答的问题嘛。

  周恩来:再有一个,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外宾问起来,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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