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疴缠身的周恩来相比，三十八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着活力。他依然穿着一身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在毛泽东用一口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排印稿，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一句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在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成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
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
“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为那班“造反英雄”们助了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掌声中，王洪文兴冲冲地结束了讲话。
中共“十大”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比较，是节奏最快的一次：“七大”开了四十九天，“八大”开了十二天，“九大”开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预定的议程，只开五天。这因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线，不用在制定政治路线上多花功夫，着重于补上因林彪集团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开幕式之后，花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为小组讨论的热点。
党内毕竟有许多正直的同志，即使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之下，还是有人对王洪文提出了异议：安亭拦车卧轨，能算是“革命行动”？二十多万人用暴力踏平“联司”，能算是“革命行动”？让这样的“造反司令”充当接班人，合适吗？妥当吗？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张春桥，不是姚文元，却是那个“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的发言，令人作呕。
“我觉得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进步很大，看问题、讲话，都很深刻，很全面，对我教育很深。……”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然后，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又“起誓”又拍着胸脯说的话，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很大影响。
就连江青，虽然没有直接听到马天水的发言，但很快有人向她汇报，她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八月二十八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名单里。
耐人寻味的是，“王”与“邓”都是四划。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邓”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员名单时，“王”在“邓”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对邓小平多次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未予同意。当戚本禹编了一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内中亦收入邓小平言论，毛泽东亲笔圈掉了邓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为“中国第二号大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使他也成为大会的一个热点人物。
在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的名单中，还有马天水。他因为对张、姚、王曲意逢迎，从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中共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党内完全确立。
一九六六年的“造反英雄”，成了一九七三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
“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第十二章 四人结“帮”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
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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