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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
“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
“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马天水所供认：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
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
市委、市革委会：
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
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文官”要夺权
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
（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
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
“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
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
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
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
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
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不光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在九月十一日晚、十二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土奇电话。
米土奇何许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不言而喻，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身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不知此事。他问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
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访问了米士奇。他原是北京二中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生，优秀团员，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进入中南海。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他被临时抽调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
据米士奇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十日晚七点多，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十一日晚和十二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阁休息室的一部红机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二十七个电话。”
原来，米士奇电话里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亲信发动了写“效忠信”的运动，各种各样的“效忠信”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说出了“四人帮”不便启唇说出的一些话：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
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这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判。
江青却把这些信当成了“民意”。
“基地”与“四人帮”保持步调一致。王秀珍和陈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还会有。到底是我们掌权，还是他们掌权，现在还不清楚。中央斗争很复杂。……”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毛泽东大会。
主持追悼大会的，仍是王洪文。对于追悼大会的程序，他已相当熟悉，因为在短短九个月间他已接连主持了周恩来、朱德追悼大会，这已是第三回了。
不过，这一次仍由他来主持大会，则是向国内外表明：在中国失去毛泽东之后，王洪文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请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尽管王洪文的嘴里极不情愿吐出那“第一”两字，不过，好在还不是“中共中央主席”，那个最高位子仍空缺。
华国锋用一口山西话，念起了悼词。他的神态是充满自信的，因为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他的接班“证书”。
江青一身黑，黑衫黑纱，仁立在天安门城楼最醒目的地位。她已摆好一副架势，仿佛她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舵手。
张春桥和姚文元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念悼词的华国锋。
大会刚刚结束——九月二十一日，王洪文便在“基地”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
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
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九月二十三日，匆匆返回北京的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
“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张春桥在九月二十八日派肖木到上海，带去富有煽动性的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言外之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