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保卫南京之投机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１３日晨９时许始由中华门及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南京市议会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１２５０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审判依据。３月１０日宣布判决∶“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１９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１５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３０余万人。”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１９万人及零星屠杀１５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１２５０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尸体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统计表；灵谷寺无主孤魂３０００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物证。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２０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９６２６０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３９１１７１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１５．５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１９８１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１９８４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１９４７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数目为３４万人，即集体屠杀１９万人，零星屠杀１５万人。“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的电稿《纽约时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一实例∶“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大部分在事后杀掉。”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２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２万起强奸事件。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８万人之多。”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于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１２月２０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的样品。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罗森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１２月１９日信中说∶“整个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横财。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１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１９３８年３月８日至６月１５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会于１９３８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１９４６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证言
幸存者证言
在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个崇善堂，是个慈善团体，满清时就有这个堂，日本兵进城以后，崇善堂找人收尸埋尸，我去的时候大约三四月光景。头一天是到水西门外二道埂子金华酱油厂，在这个厂酱油缸打捞尸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国人扔进去的，还有别处收来的尸首。埋尸时，每人发一个背心，前后都有字，白底黑字，写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会乱抓乱杀的。埋尸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来的壕沟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尸首没有多少是整体的，工具就是铁钩子。埋尸的时候崇善堂有人跟着专门计数。崔金贵
我1937年往在上海路革新巷1号，那年12月6号上午11时左右，被日本兵抓住。我们两人一组被绑起来，带往长江边上的下关，那里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我们的面前，四、五十码远的地方，对着我们架起了10几挺机枪。4点左右，一个日本军官来了，下令日本兵对我们进行机枪扫射。我在压得晕了过去。不久，我从堆积如山的尸体中爬了出来，这才能够逃回去。尚德义
日军进城前，我全家搬至难民区上海路新华巷4号住。日本鬼子进城后，家里老人就把大哥、二哥藏在后屋。有一天，6个日本兵扛着枪、拿着刀、提着绳子来抓人。我听到有喊声，连忙躲到厕所里。在厕所里，我看见7个小伙子反绑着被鬼子用绳子连在一起押出去，其中有我的大哥、二哥。约半小时后，听到阴阳营处有机关枪响声。过后，父亲带领我到山上去找大哥、二哥，只见满山都是尸体，你有几百具，血肉模糊，辨认不出自己的亲人。大哥、二哥就惨死在鬼子枪下，真是惨不忍睹。马鸿有
南京大屠杀时，我们一家有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弟弟和我共8口人。当时，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哭着要吃奶。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