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工业打造，这工业包括营养，服饰，流行，电影，或许还有家中偷了保存的良友画报，爵士唱片。事实上并没什么涵养，内心甚至是粗糙的。嘉宝和南昌坐了一时，临到告辞，小老大递给南昌一张字条，说了一句：都联系好了。纸上写着一个地址，是在黄浦江对岸，川沙县一个叫作紫藤萝公社食堂的地方。南昌手里捏着字条，心中茫茫然的，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又不敢多问小老大，觉着无限的窘迫。现在，他终于要面对这件事情了。
小老大让南昌去川沙紫藤萝公社食堂找一个叫高晨的人。高晨是谁，为什么是在食堂，能帮上他们吗？南昌和嘉宝推车上了轮渡，周围多是往江对岸上班的人，穿着灰暗的工作服，车把上挂着饭盒，表情是漠然的。太阳悬在江面上，有雾，于是昏黄的一轮。江面白茫茫的，低飞着一些江鸥。他们俩不说话，相互也不看，就好像不认识。一辆自行车很蛮霸地挤在他们中间，将两人分开。这样，他们更像是陌路人了。将近对岸，轮渡鸣起汽笛，在江南潮湿的空气中，如同咽声。人们拥向甲板，但等铁链一撤，一泻而出。自行车车轮，脚步，纷沓地碾过铁皮跳板，隆隆地响。他们夹在人群中，身不由己地往前去，出了轮渡口，互相看不见了踪影。四下里看一遍，方才看见两人实际只隔了三五米的距离。彼此的形貌都有些变样，好像缩小了，像在远视镜里看到的，其实是天地大了。江在身后是长长的一线，头顶上的天空如此阔大的一块，底下是小小的房屋。他们骑车上了一条水泥路，不一时，水泥路变成了土路。自行车在土路上很颠簸，有几次，将人弹起来，离开了车座，再又重重地落回来。忽然间，南昌想起过去听母亲说，行军途中，一个怀孕的女兵骑骡子，腹中胎儿被颠了下来。他不由一阵心跳。嘉宝骑在他的前面，她的兰苓车后罩蒙了一层薄土，她的头发上也蒙了一层，色泽变暗淡了。南昌心里涌起一股厌倦，不知怎么，他想起了大姐。大姐与嘉宝可说有天壤之别，可是，此时此刻，却到了一起，是出于什么理由呢？似乎只是，她们都是女性，都是与他有着某种关系的女性。大姐是姐妹，嘉宝呢，是那种——他移开眼睛，看路边的田地，田地里种的是棉花和黄豆，这两样作物，都是带骨节的秆，随了果实成熟，叶子便枯萎下来，枝秆就像金属似的坚硬，颜色则像金属的锈色，在它们底下，裸露出土地的干褐色。丰收的景象竟然是荒凉的。
他们沿土路驶了一段，路边的作物由棉花、黄豆换作油菜、茄子，一小畦一小畦的瓜豆。接着，便驶进一条死路，路左侧是水泥墙，墙上有壁报，红漆写着标语，果然挂有“紫藤萝公社食堂”的牌子。顺了墙进院门，迎面遇见一个扫地的女人，问她有没有高晨这个人。女人上下打量他们一阵，将扫帚一横，拎在手里，转身走在前面。他们跟着女人绕过蒸汽缭绕的饭堂，饭堂后面有一排平房，其中一间挂着卫生院的牌子。女人止住脚步，手中的扫帚直过来向里指指，隐约可见，门里面坐了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人，那就是高晨。起先他们分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白帽子底下的鬓角剃出青色的头皮，口罩上面的一双眉眼则是女性的清秀温和，等开口说话，他们才断定，这是一个女医生，却一时看不出年龄。高医生请他们坐下，开始向嘉宝提问，关于经期什么的。南昌就站起身来，说他出去等着。高医生抬起头，说：不必出去。南昌说：你们说话不方便。高医生说：怎么是我们，是“你们”！他看见高医生的眼睛，忽变得犀利，这是可以做他母亲的人了。南昌不由怯懦下来，坐回到凳子上。
16 高医生
高医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辈，“怡”是名。浙江杭州人。临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户，但他们的一支却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无收人可言。在她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带了一个姨娘离家，杳无音信。族中长辈出面，将还有一个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几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家寄养。她由她乳母抱着，去到上海的姨母家。说是姨母，其实隔了有三表。姨母家供她吃住，还供她上学，负起了养育的责任，但感情终是疏淡的。唯一亲近的就是这位乳母，绍兴柯桥人，结婚半年死了男人，遗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乡人都说她命硬，婆家人很虐待她，于是就出来做乳娘。小孩子说话说不清，一开头就叫她姆姆，连大人也跟着叫了。这种乡下女人，本是没有姓名的，渐渐的，竟就忘了自己叫什么。后来，户籍登册，登的是“高母”两个字。而她们真像是一对母女，夜里歇在房内，大的嘱咐小的努力争气，小的允诺大的奉养她一生，说到后来，两人泪眼婆娑，相拥入睡。
在世纪初，似乎遍地是这样破产的家庭与失去怙恃的孤寡，她们便是其中的一对。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赔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学，习洋文，读工科。等这一个读到中学毕业，就进了沪上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就是在这里，她将“高淑怡”这个名字改为“高晨”。人生常会有一个时刻，似乎是突然之间，转变来临。这种转变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际之下，很难会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会轻着手脚行动，轻着声音说话。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她本能地选择背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在这点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荡，她和那些下人们相处和谐。底下人的是非里，她常要插人一脚，甚至有一阵子，与厨子的关系还有点暧昧。这些虽然会引来麻烦，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经楔进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这小女孩子才与她的恩主加强了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但她还是和姨母家生分着。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然后，进了医学院。医学院有运动会，每个同学都报名，她报的是短跑。她没有任何体育技能，心想，跑步总是会跑的吧！于是，早晨，就跟了同学在校园里练跑。草坪广阔，树木葱茏，鸟在枝叶间啁啾，哥特式的礼拜堂静静地矗立——这种古老的风格，因四下里年轻人的面孔和身姿而变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笼罩着她的阴霾一扫而空。她看见操场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长的影子，和同伴们的影子交错叠加，光也在交错叠加，钟声响起了。
高晨进校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在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过来，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再接着，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仅仅用“同情”是不够的。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稣，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论上，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几的人，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她不敢将这发现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
第二年，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师对她说。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并且委婉地批评她，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老师说，抗战当然重要，是救民众出危亡，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后来，数年过去，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毕业后，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女性护士则都未婚，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为应对变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之后亦相对松懈。等高晨进医院时，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事实上，各有具体的理由。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不堪增添家累；还有一位，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其实，不管何种理由，总起来就是一条，职业妇女的压力。高晨的未婚，哪条理由都沾一点：她有献身精神；有养育的责任，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可是，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所以，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遇上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初，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论破落还是上升，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革命的对象。被批判和斗争时，未婚这一点，是最让人诟齿的。人们浮想联翩，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最后的版本是：这是一个美蒋特务，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由于纪律限制，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虽然怪诞可笑，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离事实多远，却也是涉及到隐私，足够受侮辱的。这时候，还是多亏了姆姆，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称得上赤贫，你能拿她怎么样？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干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床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干，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干。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拥簇，家境中等，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而高晨安静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使他们尊敬，并且心存感激。有时候，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黄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在院子里晾衣服，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夜里小儿突发高烧，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事后呢，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鸡。这就是高晨的人间。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但这种平静温煦，表明高晨是与他们同在。所以，她的慈悲其实并没有削减，而是弥散和洋溢开来，将她和他们融为一体。
高晨的身世毕竟是简单的，她在革命初期的受冲击，更像是出于一种心血来潮。因此，她又被解放出来，派去“六·二六”医疗小组，下放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此时，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这就是南昌一时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的原故。像南昌和嘉宝，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心里是不喜欢这种拜托的，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男女关系观念，而是，她觉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就有权利生存。这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一些是来自她的职业，她的职业是挽救生命。高晨同时也对妇女的孕育同情，从理论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