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了一场无师自通的脱衣舞，然后抱着老春头，献尽殷勤。血脉贲张的老春头疏于防范，使莎拉“有了”。几个星期后，老春头看着莎拉递过来的验孕棒，百感交集。好在，在他掏钱给莎拉，让她去打胎之前，莎拉干脆地宣告：“生下来我来养好了，不要你负什么义务，别给吓死了。”莎拉有自己的小算盘，政府发放福利金，是按人头算的，每个月靠孩子多一笔进账又利落又稳定，向小气的中国老头要钱，先得听他一顿唠叨，谁耐烦？莎拉生下的女儿，和一般黑人婴儿只有两点轻微的差异：眼窝浅，眼睛小。反正在黑人社区，不明来历的私生子有的是，连莎拉的父母也没深究。
老春头瞒着家里人，到产院去偷偷看了产房里黑不溜秋的亲生女儿，距离第一回隔着玻璃窗看刚出生的小儿子，足足隔了二十四年。说来是老春头的运气，他来不及给莎拉母女培养出足够的感情，莎拉突然厌腻了青林镇死水般的日子，带上混血儿远走佛罗里达，找到工作，安顿下来。这么一来，老春头只好怀着对女儿淡淡的牵挂，在老轨道上波澜不惊地度日。三年以后，圣诞节的前夕，莎拉托青林镇的童年好友，给老春头带来她母女的照片，还有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老春头这才有了机会，给亲生女儿寄上圣诞礼物，当然，没忘记给露水情人汇上一笔数目有限的钱。在电话里，莎拉甜甜地唤老春头一声“二缺一”，那仅仅是善意的幽默。
这以后的十五年间，莎拉和老春头只偶尔通通电话，逢上节日，老春头寄去礼物和钱。也有过那么十次八次，莎拉来电告急，以孩子生病、上学等借口，要求老春头额外支援，老春头瞒着太太，从抽屉里拿出现钱，从邮局汇出去，汇款人一栏，写的是知交李先生的姓名和地址。
儿子们为老爸庆祝八十大寿之前一个月，在乱七八糟的屋子里头深居简出的鳏夫老春头，行事有了微妙的变化，爱开车到三十英里外的州立大学去。行踪极为秘密，大早出门，晚间归来，路过镇上同胞所开的店铺时，即使门开着也看不清是谁开的车。他把车子停在校外停车场的角落，在路边静静等候。不久，一个十八岁的黑人姑娘现身，活像山野里吸饱阳光与水分的水蜜桃，性感的身段很像年轻时的莎拉，但野性被中国血统中和了，眉宇间带上东方的含蓄和柔顺。她名叫雷妮。
莎拉把高中刚毕业的女儿送回老家上大学，用意是让多年未尽义务的生父担当起责任来。从此老春头的日子有了奔头，每星期一到两次，把女儿从校园接出来，找一个偏僻的餐馆，吃一顿“灵魂食品”，诸如烤排骨、芥辣猪手。他不敢伸出油泥渗进皮肤的手，爱抚亲生骨肉的嫩脸，怕刮痛了她，然而，面对面聊天，无疑是父女间最美好的享受。临走时，他给女儿一笔钱，女儿紧紧拥抱他，甜甜地说谢谢，说我爱你，梳着几十根麻花小辫子的头搁在老爸的肩膀上，眼睛盯着两只交叉在老爸背后的手，打开来的信封里面有几张百元钞票。
老春头有私生女，只号称“生死之交”的李大伯一人晓得。不过，老春头晚年和女儿的交往，在中国人的圈子以外，并没刻意隐瞒，至少，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附近，学生们不时见到一年级生蕾妮搂着从年龄看完全够格当祖父的中国老人，在枫林下散步。老人行动有点迟钝，但神情甚为陶醉。
在许多桶钱币包围中活活冻死的朱添财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地方小报《密西西比之声》的社会版上，有一则新闻，内容是：昨天上午十时，警方在青林镇杰克逊街一百号街区，破门进人一杂货店二楼，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据警方报告已死去三天至四天。邻居称，死者是杂货店东主，他们看到杂货店几天来都关上门，情况反常，所以报警。邻居说，死者是中国人，在这里独自开店已有二十年。
本来，这样的事是没资格上版面的，每年的严寒时节青林镇总冻死好几个人。聪明的记者找到别致的角度——陈尸之处放着一排塑料桶，共十多个，这些桶子本来是盛腌黄瓜或酸椰菜的，黑人顾客爱零趸，一年年下来，杂货店有的是用过的桶子。每个塑料桶满登登地盛着硬币，都分好了类：二十五分，十分，五分，一分。记者把塑料桶拍成照片，贴在新闻旁边，加上带点黑色幽默的标题：“在许多桶钱币包围中活活冻死的朱添财”。
侦办这一案子的警方资深探员，对记者隐瞒了另一重大情节：警方在死者的卧室、起居室以及杂货店内，搜到的现钞共九万多元。纸币藏在床垫的弹簧内、天花板和货架顶层的缝隙。洋人们不是不知道中国人节俭成性，哪怕在餐馆里洗碗，干他十年也攒下一万八千，可是朱老板的做派着实匪夷所思，何况出了人命。警方不让传媒捅出去，是怕住在附近的鼠窃狗偷为了寻找漏网的现钞，潜进来翻箱倒柜，破坏现场。
好在，案情并不复杂，验尸报告很快出来了：朱老板是被冻死的。冬天他一直舍不得开暖气，那次患了重感冒，衍为肺炎，发高烧昏迷在卧室里，寒潮袭来，他渐渐被冻僵，在一天夜里断了气。他没有亲人在镇上，和同胞没有来往。他死去四天，吃了多次闭门羹的顾客发现情况异常，才给警局打了电话。
朱老板的丧事，由青林镇的华人团体出头办了。租教堂开追思会，买棺木和墓地的费用，从死者遗下的财产中开销。在法庭的监督下，由在处理遗产方面富有经验的律师和国税局官员联手，清点朱老板遗下的一桶桶硬币和现钞，以及杂货店清盘拍卖的所得，共计十六万七千元，支付殡葬费用一千四百元以后，其余暂时封存。法庭为了显示公正，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朱老板有没有遗嘱，有没有亲人，都没有结果。青林镇里和朱老板最熟悉的中国人，也仅仅知道朱老板原籍广东开平。于是法庭下令，三年内如果找不到合法继承人，这笔钱上缴国库。
参加朱老板简陋葬礼的中国人不多，他生前视为敌人的同行——在青林镇开杂货店的老板们倒差不多来齐，这是同胞们最后的义气。不过以下事实，不得善终的朱老板若泉下有知，一定沮丧之至——葬礼完后，穿黑西装的同胞们都长长地吁气，万分庆幸地说，唉，他终于有这一天！
【洋式叙事】
朱添财，洋名Tim，发音与广东话的“添”同。无论是青林镇里中国人的口碑还是官方司法机构的记录，朱添财都是劣迹斑斑；干杂货这一行的，更把他指为“神台猫屎——神憎鬼厌”。他在杰克逊街开“幸运杂货”这么多年．天晓得捅下多少娄子。
本来，在青林镇开杂货店的中国人，凭着一贯的诚实，在流通领域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在杰克逊威尔镇经营批发公司的犹太商户关系特别好。这些犹太人，原先在上海外滩开洋行，二次大战后才到美国来打天下。他们对中国人素有好感，中国人来买货，价钱上获得最大优惠不说，还可以赊账。见惯世面的犹太佬宽容到这个程度，稔熟的中国人开着卡车进货仓的装卸场，不必带一分钱，不用任何保人，更不须押上房契和股票，只要开来提货单，尽管把货物搬上车，签个名就行，下次提货时再结账。一位珠宝商更大方，他晓得中国人喜欢收藏，价值上万元的项链、钻戒、玉镯，你看着喜欢，尽管拿回家，让太太试戴，过十天半月拿回来，不要无所谓，也可以杀价。明知道这般做生意，如果顾客是别的族类，一定赔个精打光，但他们了解中国商人的传统作风，凭一个“信”字，万无一失。
然而，朱添财干的几票，把中国商人的名声大大毁坏了。不过，朱老板开头不是栽在经营杂货批发的犹太人手里，是在银行闯的祸。其时是四十年代末期，朱老板和银行断绝一切业务往来是后来的事。那些年头，他一星期三次把营业款存进银行，每次都带去钞票和硬币。按照规定，他把硬币分类，用卷状厚纸把硬币裹扎好，二十五分硬币每十元一筒。朱老板欺负银行无法拆开封套检查，便买来口径和二十五分硬币同样的水管，用锯子锯成一个个戒指般的假币，放在中间，真币放在两端，每次都骗上几十元。由于进银行存款的商户不只一家，一下子没法捉获作案者。银行为了自保，放出声气，说中国商户嫌疑最大。这么一说，周围的生意人都对中国人警惕起来。犹太商人对老朋友的信任虽不曾动摇，但如果不执行商会的决议，便开罪白人和黑人同行，因小失大，只好取消赊账。朱老板尝甜头尝了一年，最后，银行招来警察，把朱老板放在柜台的一筒筒硬币倒出来，才拆穿了西洋镜。为此，朱老板被判了个“欺诈罪”，缓刑一年，罚款五百元，为社区服务一百个小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天深夜，“幸运杂货”店前停着一辆卡车，朱老板出来，帮着卸货。巡逻的警车看到他们形迹可疑，便把车牌抄下来，然后把警车停在附近一个角落，给警察局打电话查核，发现卡车的主人是惯窃，招来支援队，把卡车团团包围，逮捕了驾车的黑人和拿手推车的朱老板。很快查明，黑人运来的一车货物，从箱装的乳酪、麦片、干果到瓶装的葡萄酒和食油，都是从邻州一个仓库偷来的。朱老板贪图它比正当的批发价便宜三分之二，整车买下，落下个销赃罪。和前罪并罚，老老实实地在州立监狱蹲了三个月。
回顾朱添财的生平，大家只有叹气的份。朱添财从广东乡下来到美国时，才十五岁，在华人称为“大埠”的旧金山投靠伯父，刚好赶上念高中，英文底子不好，勉强毕了业。伯父去世后，他到密西西比州来闯天下，先是在“幸运杂货”打工，东主退休后，年仅二十岁的朱添财，凭着向老东家分期付款，把店盘下。头一年请一个墨西哥人当下手，不久发现收银机的钱天天短缺，心生疑窦。一天他佯称外出办货，躲在楼上偷看，见伙计用自配的钥匙打开抽屉偷钱。这以后，他对什么人都信不过，出门买货，上银行转账存钱，宁可关门也不再雇外人看店。
朱添财一辈子没娶妻，青林镇中国人本来就少，单身女子更是凤毛麟角。朱添财年轻时，被好心的朋友逼着，也相了几次亲，每次媒人带上女子和他见面，他没一次请人家吃饭，都在公园的角落草草了事。女子没有不暗里骂他“孤寒”（广东话，抠门之意）的，以后当然没了下文。他过了三十以后，成家的心渐渐淡了，年复一年过去，习惯了打光棍。不过，他的卧室里，有一张美艳女孩子的照片，据说是青梅竹马的初恋。
青林镇的中国人对朱添财恨归恨，又不能不佩服。论发财的劲头和本领，这一带的中国人谁也比不过朱添财。从他盘下杂货店那天算起，到冻死在二楼，除了应征从军那一年和蹲监狱的三个月之外，天天开门营业。再要紧的事，也只是关门几个小时，然后以夜晚延长营业来弥补。也就是说，他从旧金山迁来，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没走出离杂货店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没休息过一天。既然每天窝在小店，何必在乎外观。他的衣服就那么几件，磨损的仅仅是袖套。人间所有消遣，所有享乐，都和他无缘，他死死守住自家的独立王国。
只要你走进“幸运杂货”，就不能不对他虽不乏小家子气，却一尘不染的店面产生深刻的印象，货码得整整齐齐，残旧的水泥地面干干净净，花梨木柜台擦得闪闪生光，你尽可断定，这店就是他的家，他的孩子，他的未来。在黑人社区，“幸运杂货”一词，所意味的就是便宜。朱添财的哲学是：一个铜板也要赚。和朱添财的店铺相邻的杂货店，没有一家不被朱添财比垮。黑人老太太进别的店买熏肉，一问价钱，一块钱一打，扭头就走，理由是在“幸运”一块钱买到十五根。把香烟、阿司匹林和糖果饼干拆零出卖，也是朱添财的发明。一排排塑料桶里的硬币，就是这般赚到手的。
朱添财去世后，中国人聚在一起，免不了拿他来讨论。对他有这么多现金，并不惊讶。终生未改变分毫的“铁公鸡”作派，怪是够怪了，也不是没有先例。大家怎么也想不透的是，朱添财为什么一辈子过得这么“闷”？
＇中式叙事＇
朱添财死时四十四岁，人们都说，他不算长的一生，都用来注释“人为财死”的俗谚。他压根儿没想到死，所以毫无准备，既无遗嘱，也没有给任何亲戚朋友留下联络地址和电话。他孤身打拼，以少有的强韧和刻苦，聚敛钱财，走过了头，不但犯了法，也忤逆了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和道德，怎么看都不是好人，好公民。
“把铜板看得簸箕大”，是他人生哲学的精华。铁公鸡，守财奴，这些称号他都当之无愧。可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钱迷心窍的。十五岁以前，他住在祖国。抗战刚刚开始的年代，他的父母在墟镇开海味店，多年勤勤恳恳的经营，家境相当殷实。那年头盗贼横行，小镇里嫉妒他家的一个小老板和盘踞在古兜山的“信宜帮”贼匪通水，贼人在月黑风高夜，把朱添财的父亲“标参”（绑架）。三天后贼人捎来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声明若不限时交付一千大洋，五天后到墟边竹林收尸。为了筹钱，朱家把生意和田产一古脑儿押出去，还借了债，才把父亲赎回来。饱受惊吓和风寒的父亲，不到一个月便去世，死时左耳缠着渗血的绷带。从此，朱家跌进贫困中。他家唯一的亲人，在旧金山开“衣裳馆”（洗衣店）的大伯父伸出援手，以每一岁一百美元的高价，花一千五百元为苦命侄子买了假出世纸，几经周折，把朱添财弄到美国来。
朱添财的行李箱夹层，放着最贵重的物件——父亲的遗嘱，母亲以颜色斑驳的手绢重重包裹着，父亲咬破手指写的一纸血书，上面写着：“吾儿务须发愤，雪汝父大恨，耀朱家门楣！”离家去搭开往省城的花尾渡之前，母亲陪着他到村后的墓地去。他在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