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到一辆汽车的影子，听到一记喇叭声，这文明的信号，或者要想闻到一家餐馆的气味，你就得在这大山中走上两天。在一百多公里之外，在雅江的边上，坐落着小小的荥经镇；这就是离得最近的城镇。惟一一个曾来过这里的西方人，是一个法国的传教士，米歇尔神甫，他在40年代期间在这里寻找另一条通向西藏的道路。
在他的旅行日志中，这位耶稣会教士这样写道：“荥经县并不缺乏有趣的地方，尤其是它的一座山，叫做天凤山。这是一座以出产黄铜矿而闻名遐迩的山，其铜专用于铸造钱币。据说，公元一世纪时，汉朝的一位皇帝把这座山赐给了他最爱的一个嬖臣，宫中的一个大太监。当我举目遥望它那巍然屹立的座座峰巅，我看到一条羊肠小道在陡峭的崖岩之间阴暗的缝隙中盘旋而上，仿佛在云雾之中蒸腾。一些扛苦力的脚夫，如同牲畜一般负载着一大包一大包的黄铜，用皮带绑在背上，沿着这小道爬下来。但是有人告诉我，很久以前，这里黄铜的产量就在减少，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运输工具。现在，这座山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当地的居民大量地种植起了鸦片。还有人劝我不要走进这座山：所有的鸦片种植者全都武装起来了。收获季节过后，他们就开始袭击过往的旅客。于是我便满足于远远地眺望这一偏僻而又荒蛮的地方，只见它被巨大的树木、缠绵不休的藤蔓、茂密的植物遮天蔽日地笼罩起来，仿佛真的变成了剪径打劫的绿林强盗出没无常的宝地。”
天凤山包括二十来个村庄，零星地散布在惟一一条绵延不断的山间小道的沿线，或者隐藏在阴暗闭塞的山坳中。一般情况下，每个村子要接待五六个城里来的青年。但是我们那个村，高高地盘踞于山顶上，是所有村庄中最贫穷的，只有能力接受两个人：阿罗和我。村里的人们就把我们安顿在那座吊脚楼里，就是村长检查我小提琴的那座楼里。
这座楼属于村里，原先并不为住人而修造。在高高地搭建在木头桩子上的房子底下，有一个猪圈，养着一头肥母猪，它也是集体的财产。房子本身是用陈旧的原木造的，没有上漆，也没有天花板，它用来囤放玉米、水稻和一些损坏的农具。这也是村里人偷情幽会的一个理想地点。
多年期间，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点一直就没有家具，甚至连一张桌子或者椅子都没有，它只有两张临时凑合的床，搭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靠着一面墙。然而，我们的吊脚楼很快就成了小村的中心：所有人都到我们这儿来，也包括村长，始终带着他左眼中那三点红红的血斑。所有这一切全靠了另一只“凤凰”，很小很小，几乎微乎其微，不过它不是天凤，而是地凤，而它的主人就是我的朋友阿罗。
4．彻底丧失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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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只真的凤凰，而是一只有孔雀羽毛的高傲公鸡，一身绿莹莹的毛色，带着深蓝色的条纹。在一层脏兮兮的玻璃底下，它迅速地低下脑袋，尖尖的红木硬喙啄击着看不见的地面，与此同时，长长的秒针慢慢地绕着圆盘转动。然后，它重又抬起脑袋，硬喙张开，抖动身上的羽毛，显然十分满意，似乎啄食够了想象中的谷粒。
阿罗的闹钟很小，而这只每秒钟都在动的公鸡就藏在这小小的闹钟里头！兴许正是靠
了这小小的尺寸，它才在我们来到的那天，逃过了村长的检查。闹钟差不多只有一只手的手掌那么大，但是闹起来时声音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柔。我们来之前，在这村子里，还从来没有过什么闹钟，更不用说什么手表啦、挂钟啦。人们始终靠着看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估摸着时辰来过日子。
我们万分惊讶地看到，小闹钟居然在农民中赢得了一种真正的权威，所有人都来看它，仿佛我们的吊脚楼就是一座庙。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仪式：村长一边在我们的楼下来回踱着步，一边抽着他那竿跟老猎枪那么长的竹烟竿。他的眼睛一刻都不离开我们的闹钟。到了九点整，他便吹响一声长长的震耳的哨子，让全村人都下地干活去。“到点了！你们全没有听见吗？”他冲着各处的房子大声喊着，“到点了，都去干活啦，这帮子懒鬼！你们还磨磨蹭蹭等啥子嘛？这帮龟儿子！……”
阿罗也好，我也好，我们都不太喜欢去这大山上干活，崎岖的山路又陡又峭，绵延向上，一直向上，直到消失在云雾之中，在这羊肠小道上连小车都推不过去，运输任何东西全靠人的肩背。最让我们畏惧的，是背着粪尿上山：背上负着一只木桶，这木桶呈半圆柱形，正好紧贴着脊背，专门用来装各种各样的粪尿：人粪尿和牲畜粪尿；每天，我们都得往这些“背桶”里装上掺了水的粪便，把它们负在背上，一直攀到山上的田边，而那些田往往位于高山的顶上。你每走一步，都能听到粪水在木桶中逛里逛荡，就在你的耳根后响着。恶臭的屎汤一点一点地从桶盖中漾出来，溅到你的身上，沿着你的胸膛往下淌。亲爱的读者，我就不向你们描写失足的场景了，因为，你们都能想象到，只要一脚踩空的话，一条性命就没有了。
有一天，天一大早，一想到正等着我们去背的粪桶，我们就实在不想起床。当我们听到村长的脚步渐渐传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赖在床上。时间快到九点了，公鸡正一个劲地啄着它的吃食，突然，阿罗灵机一动，脑子里迸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伸出小手指，把闹钟的分钟往反方向拨了一整圈，时针后退了一个钟头。而我们继续睡我们的觉。多么舒服啊，这一通回笼觉，更何况，我们心里很清楚，这整整一个钟头里，村长就呆在外面，嘴里含着竹烟竿，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呢。这番大胆而又精彩的发现，几乎把我们对村里农民的仇恨清除得干干净净，要知道，他们在早先可都是一些鸦片种植者，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新社会的“贫下中农”，而且还在对我们进行着再教育。
从那个历史性的早晨之后，我们就经常改变闹钟的时间。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体力状况，还有我们的情绪好坏。有时，我们不是把指针向后拨，而是把它向前拨快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为的是白天里可以早早收工。
就这样，到后来，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钟点了，我们终于彻底丧失了现在时的概念。
5．口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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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凤山上经常下雨，三天里头倒有两天在下雨。很少有雷阵雨或者大暴雨，但是经常下小雨，从早到晚，哩哩啦啦，简直可以说这雨就下得没完没了。从我们的吊脚楼看出去，四周的层峦叠嶂始终笼罩在一层浓厚的阴霾中，这番幻觉般的景象让我们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在房间里面，也是早早晚晚一团潮气，什么什么的全都发了霉，霉斑一天接一天地缩小着对我们的包围圈。这情景，比住在地窖里还更糟糕。
到了晚上，有时候，阿罗睡不着觉。他就爬起来，点燃油灯，钻进床底下，手脚趴地，在昏暗中寻找他以前扔在那里的烟头。当他从床底下钻出来后，便盘腿坐在床上，把找到的那些潮湿的烟头全集中到一张纸（常常还是一封珍贵的家信）上，在油灯的火焰上烤干。然后，他捻动烟头，以一种钟表匠一般的耐心细致把烟丝收集起来，一丝一毫都不漏下。香烟卷好后，他就把它点燃，然后吹熄油灯。他始终坐在床上，在黑暗中抽着烟，谛听着深夜中的寂静，偶尔还能听到母猪的几声哼哼，它就圈在我们房间的楼下，正用它的长嘴拱着粪土堆。
时不时地，雨水持续得比平常更长久，断烟的时日也在延续。有一回，深更半夜里，阿罗把我叫醒了。
“再也找不到烟头了，床底下没有，角角落落里也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浑身上下难受得要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拉一段琴？”
我连声答应，急忙演奏起来，尽管我的脑子当时尚未完全清醒。拉着拉着琴，我的脑子里就想起了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我不知道，我那个当肺病科医生的父亲，或者他那个成了著名牙医的父亲，我们那曾经辉煌一时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是不是能看到煤油灯微微的火光摇曳在我们的吊脚楼里，是不是能听见我的这一曲小提琴声，还有混杂在乐曲中的母猪的哼哼……但是，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人听见。甚至连村子里的农民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住得最近的邻居离我们也有一百米之远。
屋外，雨还在下着。很偶然，那一天下了大雨，不是平常的那种细雨，而是一场大雨，暴雨，我们能听到雨点打在我们头顶屋瓦上劈里啪啦的响声。毫无疑问，夜雨更是增添了阿罗心中的忧郁：我们注定了要一辈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通常说来，一个出身于正常家庭的青年，工人家庭或者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如果不犯什么错误，按照党的机关报上的说法，有百分之百的机会在两年中结束再教育，然后就能回城与家庭团圆了。但是，对那些属于“阶级敌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回城的机遇就远远地小得多了：千分之三。从数学计算上来说，阿罗和我已经被“排除”了。等着我们的未来，将是一辈子在这里劳动，最后变得年老秃顶，死在这吊脚楼里，身上裹上一条土产的白布。确确实实，你能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消沉，那么的悲观，你受尽折磨，你无法合眼。
那一夜，我先是拉了一曲莫扎特，然后是一曲勃拉姆斯，接着是贝多芬的一段奏鸣曲，但是，即便是最后的那一曲，也无法让我朋友阿罗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再来一段别的吧。”他对我说。
“你想听啥子呢？”
“来一点欢快的。”
我想了想，在我可怜的保留曲目中搜索着，但是什么都没找到。
阿罗开始哼起了一首革命歌曲。
“你觉得这一首怎么样？”他问我。
“漂亮。”
我立即用小提琴为他伴奏。这是一首藏族歌曲，人们把它的歌词改了，变成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赞歌。尽管如此，它的曲调保留了充满生命力的快乐，还有永远无法驯服的野性力量。改编根本就无法抹杀这一切。阿罗越唱越激动，从床上站了起来，开始转着圈地跳起舞来。舞蹈中，雨滴从屋顶上没有合缝的瓦片之间漏下来，大颗大颗地落在了屋子里。
千分之三，我突然想到了这一比例。我还有千分之三的机会，而我那位现在成了舞蹈家的忧郁的抽烟人，他的机会还要更少。兴许有一天，当我把小提琴练得很出色时，当地县里的或者地区的某个文艺宣传队，比如说荥经县的文艺宣传队，将会向我敞开大门，吸收我参加革命协奏曲的演奏。但是阿罗不会拉小提琴，也不会打篮球或者踢足球。他没有任何王牌可以参加“千分之三”的极其严酷的竞争。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
他惟一的才华是讲故事，当然这是一种很讨人喜欢的才华，但是可惜啊，它没有什么出路，没有用武之地。我们毕竟已经不是在什么《一千零一夜》的时代了。在我们当代的社会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很不幸，说书都不再是一门职业。
在这世界上，惟一一个真正能欣赏阿罗的说书本领，甚至还慷慨大方地为他付报酬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村长，美丽的口述故事的最后爱好者。
天凤山离现代文明是那么的遥远，绝大多数的村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看过哪怕一部电影，也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时不时地，阿罗和我就给村长讲一讲几部电影的故事，吊起了他想一听再听的胃口。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说是某日里荥经镇上要放电影了，于是他决定让阿罗和我去看电影。从我们村赶去那里要走两天，回来又要走两天。我们应该在到达镇上的当天晚上看上电影。而一旦回到村里，我们必须给村长和全村的男女老少讲那部电影中的故事，要原原本本地全都讲述出来，从头到尾，一点都不能漏。
我们接受了挑战，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一连看了两遍电影，在镇上中学的操场上看的，那里临时成了露天电影院。镇上的姑娘们长得真是俊俏，但是我们不敢偷看她们太多，我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银幕上，全神贯注地跟随着每一句台词和对话，留意着演员们的穿戴着装，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每一个场景的背景，甚至还有音乐的旋律。我们回到村里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口述电影便在我们的吊脚楼前开演了。村长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他那长长的竹烟竿握在一只手中，我们的那只“地凤”闹钟抱在他的另一只手中，那是为了证实我们的进贡在时间上有没有打折扣。
我有那么一点点怯场，我分明看到，我自己只是在机械地展现每一个场景的背景，但是阿罗表现得恰如一个天才的说书人：他叙述得很少，而是轮流地表演每一个人物，时刻改变他的嗓音语调和动作姿势。他引导着故事的进展，设置下一个个悬念，提出一个个问题，让听众做出反应，还修正他们的回答。他什么都做到了，真是个干全活的人。当我们，或者还不如说当他，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