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想象:陆毅写真- 第6部分

　　第二天一早，我让鲍蕾给单位送了二万五千元（因为我在人艺工作了两年半），办理了辞职手续。2000年我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办完手续的那天，我给比我早辞职离开上海人艺的一位师哥打电话，告诉他：“我辞职了，交了二万五千元。”他说，你还交钱，我是连钱都没交就走了。我问他，你是为什么走的。他说，我接了一个戏，演主角，院里无论如何不愿意放我走，你想我总不能为在人艺当“龙套”而放弃主角吧。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卖奥迪还房贷（1）（图）

　　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跟闸北区交界处，就是现在靠近石库门的那一片。　　　　

　　提到石库门，提到上海的巷子，可能许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王安忆《长恨歌》中大段关于上海弄堂的描述：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　字里行间，流露着浓烈的小资情怀，掺杂着少许的媚味，也不是张爱玲笔下《倾城之恋》的“白公馆”那样的气派奢华。我们家住的不是老洋房，而是那种老弄堂里的旧房子，破旧、脏乱、阴暗不说，而且治安不好。　　　　

　　从街口窄窄的巷子走进去，里弄的房子确实是密密实实地紧挨着的。走进一个很高的石头门，穿过一楼的门厅，然后拐上二楼的楼梯，就到了我家。家里只有一间房，房子很小，大概只有十五平方米，没有卫生间、厨房。一张床，一个五斗柜，一个长沙发，一张饭桌兼书桌，几件简单的家具就已经把家里塞得满满的了。小的时候，我跟父母一起睡，也没有觉得家里很拥挤，碰到去剧组拍戏，住的房子一大，反而会很不习惯。可后来大了，就开始感觉有些别扭。冬天还好，夏天热的时候，因为房子小，就只能换着法睡。不是我睡在地上，我父母睡床上，就是我睡在床上，我父母睡在地上。后来大了，谈恋爱了，女朋友来了，没地方睡，就只能睡沙发。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我大学毕业。总之，24岁之前，我和父母亲都是睡在一间房子里。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卖奥迪还房贷（2）

　　住的弄堂，没有厨房，没有煤气，我爸爸就只好打楼道的主意，找了一个施工队，从楼下接了一根水管到二楼楼梯的拐角处，再砌了一个小水池，架了一个煤气炉，这样算是有了一个厨房了。做饭时，只要有一个人上来，自己马上就要先进到屋内，不能挡着人家上下楼，等人家过去了再接着做。尽管条件如此，仍让我妈妈好一阵欢喜。解决完了厨房问题，我爸爸又开始为厕所问题伤脑筋。　　　　

　　我十岁前，家里都一直用马桶。每天早上，总有推着收粪车的人，摇着铃来到巷子里，这时各家就会提着马桶去到大石门外，交给收粪人。我发育得快，越长越高，又和父母同居一室，到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开始有些发愁了。家里条件稍好一点，父亲就买了一个电动马桶，装在阳台上。终于算是有了一个厕所，也算是解决了家里的一个大问题。　　　　

　　大学毕业那年，我突然听家里人说打算买房子。我父母做这个决定，主要是家里有亲戚在“万科”买了房子，虽然是属于上海郊区，可价钱比市区便宜很多。我怎么也想不出我父母是怎么省吃俭用存的钱，但我知道，我父母毅然决定将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买房，一定是觉得儿子大了，又有了女朋友，总不能老是这样同居一室吧。　　　　

　　最后父母买下的是位于“万科”对面的“南国”的房子。八十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十八万。我们把家里所有的钱凑起来，刚够交首付的六万，装修的钱就全靠向亲戚借了。房子贷款，父母选了最长的时间，二十年。这样的话，房子的月付算下来是一千多元。　　　　

　　买下房子不久，我妈所在的毛纺厂因为效益不好，一刀切裁员。我妈面临着下岗，下岗后的工资就只有五百元了，当时我爸的工资是一千元，两人工资加起来一千五百元，刚好能勉强还贷。我当时刚毕业，还没分到上海人艺工作，正在家中赋闲（分到人艺工作，一个月也是两百元工资）。一看家里出了这种情况，我突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我觉得我应该帮助父母分担一些经济压力。为了挣钱，我开始频繁地去接戏，接广告。几百元一条的广告，同学不拍我去拍，一心只想着能多挣点钱，帮家里减轻点负担。　　　　

　　《永不瞑目》播出后的第二年，也是我们家买房子的第二年，我获得了第17届金鹰节最受欢迎的男演员奖，奖了一辆“奥迪”。现场宣布的时候，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第一反应就是我可以帮我父母还债了。　　　　

　　回到上海，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车行卖掉了“奥迪”，然后把卖的钱交给我父母，把房子按揭全部还清。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1）（图）

　　拍戏对我来说一直是件快乐的事情，尽管拍摄的过程也很辛苦，但我仗着自己身体底子好，属能熬能吃苦的那种，所以从没有过怨言，在各剧组的口碑都很好。可拍了《包青天》这部戏，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拍戏能累死人。　　　　

　　《包青天》是我接拍的第一部古装戏。开始找我的时候，我根本没想接。后来，剧组托了一个我很熟悉的朋友来劝说我，并且再三强调这部戏将会在香港的黄金时段播出，将会有如何如何大的影响。可我还是没有动心，为了不拂朋友的面子，我当时表了一个很含糊的态，答应考虑考虑。既没答应下来，也没有不答应。没想这事过了三四个月，制片方又叫那个朋友来问我，我对朋友说：我不想演。朋友劝说：人家一直在死等你，为你拖了这几个月，你再不答应总不好吧。我一听这话，心就软了，觉得不答应吧，有些过意不去，就勉强接了下来。　　　　

　　2001年2月，我进了剧组。开拍以后　，我傻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拍法。演员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一个“机器”人。　　　　

　　事情是这样的。　　　　

　　《包青天》一共分为六个单元戏。第一和第二个单元剧本在开拍前已经全部完成，全部是以“包青天”这个人物为主，剩下的单元剧本还在慢慢写。这两个单元是由两个导演分别带领两个拍摄组（日景组、内景组），同时开拍。都是“包青天”的戏，而演“包青天”的就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日景组每天早上六点钟出发，我早上五点钟就要被叫起来化装，然后一直拍到晚上五六点，天黑时收工。接着我被转到内景组。晚上七点开拍，一直拍到凌晨四点钟，才能回宾馆休息。中间我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补妆加休整的时间。晚上说是休息，其实就是睡一小时再被日景组叫起化装，然后再重复同样一整天的拍摄。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2）

　　我每天都是凌晨四点才回到宾馆，洗完脸，头发还没干，在沙发上迷糊不到1小时，就又回到了化装间。整整一个月的拍摄，我没有脱下衣服睡过。开始的时候，没在意，以为最多这样拍一个星期，想着自己身体好，能撑，也就没向剧组提什么要求。没想这种状态一拍就是一个月，剧组完全当我是铁打的。　　　　

　　那段时间，整个人是空空的，虚肿得一塌糊涂。我的助理小军，也是个能扛的小伙子，跟着我起早摸黑的，也受不了了。我记得，拍摄内景戏时，棚里有一把躺椅，每拍完一场戏，我就赶紧坐在躺椅上眯一会儿。可电视剧一场戏拍得很快，每次在躺椅上躺不到两分钟，就被叫醒。但那时半分钟我也能睡着。在现场，常常是我刚睡着两分钟，小军就在我耳边上说：“陆毅哥，该拍你了。”我站起来，定定神，看一眼剧本，对导演说：“好，开始拍吧。”我拍的时候，小军已经在躺椅上睡着了，等我一拍过，就轮到我叫他：“小军，起来，起来，该我睡了。”我能挺过那一段日子，现在想来，一是身体能撑，二是我的记忆力特别好，从小就能做到过目不忘，所以虽是颠来倒去地拍，我也没有出过错。　　　　

　　可这么撑了一个月后，我终于撑不住了。有一天，照例是拍棚内的戏，拍到凌晨四点，终于能收完工了。大家都累了，一拍完，发电车就关了，没了灯，那还能卸妆。我换了衣服，带着妆，头套还不能卸，就跟着大伙往出口走，准备返回酒店。刚走出无锡拍摄场景地的大门，突然感觉头又重又疼，身体虚得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我知道自己挺不住了，忙喊小军扶着我走到墙角。我感到胃里一阵翻山倒海般的痉挛，我大口地呕吐起来。因为什么也没吃，肚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吐的，就这么干呕，吐了半天，什么东西都没吐出来。等那阵剧烈的恶心过后，我晕沉沉地被小军扶进车里，送回宾馆。回到宾馆，我对小军说，你给监制打电话，说我要休息两天，什么人都别来找我。　　　　

　　第二天，监制来敲了我的门，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一觉，我睡了整整两天，第三天醒来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活了过来。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内分泌失调。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法再撑下去了，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我还没有经纪人），我对我爸说：我拍不动了，我想回来。我爸一听，问我要了电话，马上给主管人打去。我父亲是知道我的，如果我不是实在挺不住，决不会说“不”字。所以，当时他在电话里语气完全是愤怒的，他对剧组主管说：“你们还把人当不当人用啊！明天我就把我儿子接回来。”　　　　

　　就这样，强行休息了两天。那时年轻，底子好，所以一休息好，就觉得人也缓了过来。监制来看我，和我聊天。当时的那位监制，非常有名气，周星驰的大部分戏包括《少林足球》都是他监制。我们聊得非常愉快。我知道他的心思，就对他说：“我没事了，再开始吧。”他很抱歉地对我说：“出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想到，你要是早点和我们反映作些调整就没事了。一二单元你的戏确实太多，第三单元我们就不写你的戏，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说：“那太好了！”这样，在第三个单元中，我就只演了一下配角，几乎全是任泉的戏（他扮演的是孙公策），等到了第四单元才又写我，第五单元再写展诏。这样我交叉的在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中表演，感觉就轻松多了。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3）

　　后来，我和任泉熟了。有一次，我们聊天，聊到拍《包青天》的时候（在学校时，任泉读大三，我上大一，但在上戏上学的时候，我们并不熟。），任泉对我说：“小陆，你那个时候拍戏怎么那么厉害，每天那么熬，我没见你睡过觉。”我半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师哥，你是我师哥，你那时不喊累，我怎么敢喊累。”任泉一听大叫道：“你是主角，你扛着，我也得扛着呀！”　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尽管这部戏是我拍戏以来最累的一部，但在我记忆里也是最难忘的一部。因为在《包青天》剧组里，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份难得的收获。　　　　

　　我记得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是我一个人的戏。内容是我从船上摔到湖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先是试拍，我“摔”一次，浑身湿透地上来，到化装间补装，然后等实拍时再重“摔”一次。　　　　

　　当我湿漉漉地走到化装间门口时，我没想到在《包青天》里演王朝、马汉、展诏的几个兄弟那天都来到了现场。他们站在我化装间的门口，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着我补妆，看着我拍完最后这个镜头。然后大家一起回到宾馆。那天，大家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可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知道，大家心里都藏着同样一份不愿说出口的心事：戏拍完了，我们兄弟几个就要……当时的那份沉默，那份难以表达的感动与不舍，几年过去了，仍让我记忆犹新。　　　　

　　有趣的是，第二天，大家去机场，才发现都回上海。（当时在戏组，大家可能是因为相处了几个月，都忘了其实这些哥们，大多都是上戏的校友。平时人都在上海，聚会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于是，商定到上海后大家一起聚聚。　　　　

　　第二天的聚会，大家都玩得很疯，喝了很多酒。尽管如此，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或许在心底里，大家更喜爱的是那份“此次一别，从此天涯”的壮士豪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