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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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河-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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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撕我们的大字报,干涉我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利。”

工人师傅毫不示弱地说:“小子!毛主席教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他妈的不在学校好好念书,跑到街上惹事生非,帮阶级敌人的忙,做反动宣传,我们工人阶级不管你谁管你!”说完,他大手一挥又命令道:“赤卫队员们,给我继续撕!”

一个要撕,一个不让撕,冲突迅速升级成扭打。一辆造反红卫兵的宣传车又开来了,力量对比开始悬殊。混战中有人鼻青脸肿流血了。不能眼看工人师傅吃亏呀,从未打过架的周星不顾李亚如的劝阻,加入了混战。开始周星还想劝歪架,暗帮赤卫队,没想到大个子的北京红卫兵冲周星脸上就是一拳。这一拳挨上非鼻青脸肿不可,幸好周星小时候曾学过三拳二脚,他近乎本能地一个右侧闪,避过对方的冲拳,又迅速抬左腿一个侧踹,将对方踢得后退了几步。此时周星明白已经脱不了身,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只得横下一条心了。几个红卫兵见周星会点武术,便同时围了过来。李亚如想冲进圈子保护周星,又被几个女红卫兵缠住了。车上的红卫兵把旗杆拆下来当武器,混战更加激烈化,可车上的高音喇叭还在高喊着“十六条”里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位小个子的工人赤卫队员被三个红卫兵按在地上踢打。周星的头上被旗杆敲起了一个大包。胆小的围观者纷纷后退。就在这时,一支“农民赤卫军”仿佛从天而降,他们手拿扁担从人群中杀进来,为工人老大哥助战。一位黑脸光膀子大个儿农民,挥舞扁担边打边喊:

“我不懂什么十六条十七条,我们贫下中农保卫毛主席扁担一条。”

……

文革运动像脱缰的野马任其发展,基层党领导渐被架空。

第4章 寻求真理上北京 天下大乱见闻奇

 这时的中国;已成了真正的政治大国。单位已经无事可做了,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仍旧约束着群艺馆的馆员们,自觉地每天到单位报到。已有身孕的李亚如只能是安排大家自学报纸、文件、或是自由上街“关心国家大事”。

街上的传单、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即便在半夜三更也迫使人们接受它刺耳的噪声。电影院的影片是毛主席一次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支持造反派,还亲自给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社论,也在号召工农兵要支持革命造反派。总之,舆论的导向在明确的告诉人们,造反是对的,保皇是错的。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难道现在能不听话吗?跟着毛主席不动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解放十几年来在国内打造出来的一种政治信条。赤卫队、赤卫军纷纷解散,但大家还是不能接受“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和行为。既然“造反”已成了时髦的革命代名词,大家便都加上吧。于是,原先的保皇派“师大老多”和原赤卫队、赤卫军的一部份人成立了“造反有理联合指挥部”,简称为“联合指挥部”。其意是造反可以,但得有理。这组织也被老造反派们称作“铁杆老保”。秀江市的大部份人干脆“反戈一击”,倒向了老造反派。造反派的力量空前发展壮大,由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于是干脆改名为“秀江市革命造反大军”和“秀江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统一简称“造反大军”。市郊和周边农村的“联合指挥部”人员始终是多数派,他们坚信保皇没错,眼下只是换了块牌子而已。彷徨中的周星没有立即轻率的倒向任何一方,他要看看,在这乱纷纷的大千世界中真理究竟在何方?他思念母校和故乡,便把秀江市发生的一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自己的班主任高松老师。

高松老师的回信很快就寄来了。周星拆开厚厚的来信,只见书信的字体劲疾,倾诉的语句激越如瀑:

周星同学:

你好!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你的来信。你使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面坚信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同学是好的,乌云过去还会有一个明朗的天。你的母校是高等艺术学府,是文化革命的重点,秀江市发生的一切正在这里更为激烈的爆发。当我提笔给你回信的时候,已是深夜凌晨三点,学院红卫兵在凌晨两点才从我的宿舍离开。现在,我的客厅、卧室是一片狼籍,书籍、纸、画、衣物丢得满地都是,能抄走的东西都被在校的红卫兵们抄走了,抄不走的东西也都被糟蹋得差不多了。然而,我现在已经没有气力,没有心情去收拾,因为我已被红卫兵强行站立面壁达六小时之久了;只有我的夫人拖着瘦弱的身体,边流泪边收拾屋中的残局。庆幸的是我们五岁的女儿早已送到奶奶家去了,否则,她今天一定会吓坏的。真弄不明白,我只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一位普通的班主任,难道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与其它教师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各系的老教授们每天都在受着非人的待遇,接受无情的批斗和折磨。每天早上五点半,他们必须挂着不同罪名的黑牌,带着不同的高帽子在学院的操场上跑圈,并要按口令做各种奇特而又高难度的动作,不到有人累倒是绝不停止的。然后,又让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相互吐口水,扇耳光,直到打得脸部红肿流鼻血。到七点半又全体站在学院门口的高凳上挂牌示众,口里还必须不停的念着:“我罪该万死,我是牛鬼蛇神。”你还记得音乐系的作曲家贺音晨教授吗?他可惨呢!已是五十的人了,昨天却被两个红卫兵同学驱赶着拉一大车粪到市郊的农场去,中午饭也没给吃又往回赶。在通过二公里长的南滨江大桥时,贺教授实在走不动了,便挨了红卫兵的皮带抽打,他只得爬起来坚持前进。没想到红卫兵却命令贺教授推着大车跑步过桥,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后面驱赶,跑慢了就用自行车冲撞和皮带抽打。回到学院时,贺教授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两条腿肿得像电线杆一样。还有话剧表演系的史诺丹老师,因为曾经在苏联莫斯科艺术学院留过学,而被挂上苏修间谍的大黑牌子,并挨了毒打。附属戏校方面的服装、道具、剧本都被作为“四旧”和“封、资、修”的东西火化了,整整烧了两天两夜。前两天被揪斗的不少男教师被理了阴阳头,红卫兵又把反动分子之类的标语贴在他们身上;女教师则被从头顶淋下墨汁,再挂上“黑帮、黑鬼”的牌子一起游街示众。……

读着高松老师的信,周星的心不寒而栗,难道这些为繁荣祖国文化艺术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艺术人才,甚至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得过荣誉的新老艺术家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坏人、敌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想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向何处去找寻?现在全国不正掀起大串连和上访的高潮吗,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为什么不去北京?说不定在北京还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主意一定,周星便约了本单位具有相同想法的美工刘剑、音乐干部孙悦汉、舞蹈干部万山红、文学干部高峰和群众文化干部赵文斌,一行六人踏上了北京串连的征途。为了活动方便和体现行动的组织性,大家临时成立了秀江市红艺兵战斗队,每人还佩带了一只红袖章。

南方的十二月虽不像北国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但寒风也是凛冽刺骨的。六人都没有去过北京,北京的严冬究竟有多寒冷只是道听途说,大家只有把能带的防寒衣物都带上。没想到秀江火车站的第一道关就把大家难住了。火车在秀江车站按规定只停三分钟,可买了票的乘客和不买票的红卫兵站满了月台,根本上不了列车。列车已是严重超载,所有的门都打不开,所有的窗户都已拉下,防止有人爬窗上车。这群文质彬彬的红艺兵和大多数旅客只能是气愤地踢着车门大声叫骂,然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列车已经拉响了汽笛,剩下不多的时间正一秒秒的逝去,怎么办呢?紧急之中只见几名红卫兵冲到车窗下,手起砖落砸烂了玻璃。下面的红卫兵抬起一名挥舞着匕首的红卫兵越上了窗口。里面的人想阻拦,持匕首的红卫兵大喝一声:“不怕死的就过来!”面对寒光凛然的匕首谁愿意见红呢?于是红卫兵们攀进了车箱,跨越椅背和人头鱼贯而入。红卫兵们穿的都是军装和仿军装,左手都佩带红袖章;而周星一行出发时都弄了一套时髦的旧军装穿上,加上左臂的红艺兵和红卫兵袖章只是一字之差,大家也就借了光,很顺利地上了车。

这哪是列车,简直就像一列流动的人库。车箱中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像货物一样一件挨一件紧靠而立,坐位底下也躺着人,行李架上也躺着人。空气中散发出又闷又怪的气息。个子高大的刘剑是广州美院毕业的,他一边跨越一排排的椅背,一边回头说:

“大家跟上,车厢中是没办法了,我们到车厢连接处去想想办法。”

可当大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连接处,情况同样是糟糕透顶,连厕所中也拥挤着五个人。

“没指望了,到处情况都一样,我们就在这里先呆着吧。”周星建议道。

这是真正的连接口处,寒冷的北风从软折页片下的缝隙中呼呼的灌入,交叉口相迭的钢板不断来回错位。也正是这原因此处的人相对少点。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只得绝望地放下自己的行李。原来呆在这里的几个人很不乐意有新人来分享这可怜的空间,但望着这六位冒牌红卫兵又不敢得罪,只得不情愿的忍下了。女同志在任何时候都是心细和爱卫生的,万山红把带来的一块大大的塑料布铺在地上,又指挥大家用行李包将风口堵住,一次艰苦而又难忘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没有食品,没有水,没有列车员,男人和女人的大小便都各自想着奇怪的办法就地解决。人们在昏昏沉沉中煎熬着,上车时的满腔激情已化成一个朦胧而美丽的梦。大家的话也越来越少,天气也越来越寒冷,特别是晚上凛冽的寒风堵也堵不住。早该退休的列车,像不堪负荷的老牛呼哧呼哧的行进,任凭乘客百般地诅咒、谩骂、仍然是无动于衷地慢慢走着。它偶尔“呜”的长吼一声,抗议般的告诉人们:你们难道还希望我快点吗?我没倒下就算是万幸了。

半失控状态的列车,载着这些半失控状态的人。沿途车站不断地重复着秀江车站发生过的造反蹬车故事,但现在造反勇士们再勇敢也没有用了,车上几乎大部分窗都没有了玻璃或是根本用不着关上。窗户张着大嘴大大方方地告诉车下的人:造反派的勇士们,欢迎你们登车免费旅行!不过,现在活人仓库容量已达到了极限,你瞧!窗户口不正往外递出半死不活等待抢救的病人吗!

车中坚强的勇士们以最大的毅力忍受着饥寒交迫的威胁,虽然北京行的目的各自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都在掐着指头算到达的日子。周星望着垂头丧气身体较为单薄的万山红说:

“万大姐,快了,明天就可以到北京了。这一路上恐怕数你是最难熬的了。你怎么会睡不着觉?我们把最好的位置都腾给你了。”

“我能跟你们比吗?你们都是男同志,特别是你和刘剑,我真服了!站着都可以打瞌睡。”万山红的回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搞文学的高峰曾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他插话道:“那是没办法的,我们都不能跟他俩比,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

欢喜斗嘴的刘剑说:“你们都别卖老了,我们这里除赵文斌年纪稍大,谁都别提老字。”

列车突然一阵急刹车,没站稳的人都被晃倒了。出了什么事了?有人把头探出窗外。过了一阵,消息传了过来,原来是前面车站的几百号铁路工人在闹卧轨罢工。这下可麻烦大了,不仅是这辆车不能开,这条线上的车辆全得停下来了。列车中传出一阵不安的骚动,有的红卫兵在骂人:

“铁路上是怎么‘抓革命、促生产’的?肯定是有阶级敌人在搞破坏,要不就是走资派在捣鬼。”

一位老工人模样的人横瞅了那红卫兵一眼说:“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抓呀?当干部的大都挨揪了,造反的工人也不上班了,铁路大动脉上一片混乱,坚守岗位的工人又能如何?就拿我们乘的这辆列车来说吧,从南到北几千里,原来车上是有列车员的,可红卫兵和造反派把卧铺、乘务员室全占领了,乘务员不下岗又能怎办呢?开口就是有坏人破坏,哪来那么多坏人?你没听说吗?前面卧轨罢工的都是铁路工人。”

“他们是哪派的?”红卫兵小将又问。

“我怎么知道是哪派的?这年月谁都可以造反。不愿上班的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子闹革命去了;坚守岗位的因为失去工作条件,也被逼得造反,去争取正当的工作条件和权利。闹事的不是‘造反派’就是‘保皇派’呗。”老工人答。

老工人这段精辟的论述直说得周围的人纷纷点头,红卫兵小将哑口无言。

前面传来正在与卧轨工人谈判的消息,但谈判的时间是那么漫长难熬。这是河北境内,周星和同伴们一样,是第一次看见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但此时只有周星和刘剑饶有兴趣地在欣赏这银装素裹的世界。万山红他们冷得直埋怨衣服带少了,其实,大家都倾其所有了,只能怨南方人的冬装本来就单薄。

列车终于越过了人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缓缓地向祖国的首都北京驶去。

红艺兵被接待站安置在文艺界的一个接待分点,北京市新文化影剧院。小小的影剧院已经竭尽全力了,但仍无法安置日益增多的文艺界上访串连人员。气温已近零下20℃了,吐出的口水落地成冰,可接待点连被子都没有。走廊上堆放了大量的稻草包,那其实是抗洪用的沙石包,现在却成了众人的御寒棉被。有什么办法呢,你就是把接待工作人员打死,没被子还是没被子。周星过去下山区农村体验生活时用过这玩意,也制作过这种草包。他毫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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