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
桂、柳两城的攻守战斗同时大规模展开。
桂林方面守军战况悲惨，敌11军炮兵部队以轻型火炮四十八门，野战炮一百零九门，重炮四十二门，在山崎清次少将指挥下，向守军集中轰击。第5航空军也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扫射。
守军以远程大炮回击敌人。
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猛烈炮战。
随着日军的推进，桂林城郊那些耸立的柱形山上的中国军队被分割，日军以大炮对着一个个山岗轰击，同时大量施放毒气，守军第131师的两个团被封闭于各山洞内，成百成千地被日军施放的毒气窒息于岩石山洞，壮烈牺牲。
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将军在绝境中自杀身亡，以身殉国。
11月11日。
桂林、柳州两城同时失守。
张发奎把战区主力撤退到柳州西面的宜山地区，部署成若干道抵抗线，阻击日军西进。
11月17日。
日军突破宜山防线。两军在怀远一线展开激烈炮战。
张发奎站在怀远桥头，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不时在近处爆炸。
夜幕降临后，张发奎才坐上指挥车从怀远向设于广西边境六寨的指挥所赶去。
公路两旁，躺着大群大群饥寒交迫的难民，哭声、喊声不绝于耳。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公路上茫然地对着寒冷、黑暗的夜空，发出一声声揪心裂肺的哭喊妈妈的声音。小女孩在强烈的车灯照射下摔倒了，张上将急令刹车。他跳下车来、扶起那小女孩，问她妈妈在什么地方。她告诉上将，妈妈把她丢下自己走了，她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儿，也不知道家在哪里。
凛冽的寒风在小女孩可怜的脸蛋上肆虐，她被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抖，眼泪也仿佛在她那张可怜的脸蛋上结成了残酷的冰棱。
上将的眼圈湿润了。他把她抱上自己的指挥车，带回家中交给妻子，给她取名“怀远”。
九
11月27日。
日军进抵距贵州边境仅二三十公里的南丹镇、
这天，美军第14航空队奉命出动B29轰炸机前去轰炸南丹、六甲地区的日军。可是，机场指挥处却把六甲错译为六寨。于是，那些挂满炸弹的B29飞机，带着错误的出击命令，从成都地区的机场腾空而起，向广西北端飞去。
六寨。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市镇，在这个长不及三里的街市上，麋集着数万难民和许多后方机关人员。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所也设在这儿。
当十七架两翼上标有五角星徽的美军飞机出现在六寨上空时。镇上的军民都纷纷涌到街头，欢呼雀跃。可是飞机低空掠过小镇时，却撤下雪片似的传单。接着就把炸弹一个接一个地丢了下来。顿时，血肉横飞，哀声四起。
张发奎的指挥所被一颗重磅炸弹粉碎；战区司令部所有的作战资料、文件，连同战区司令长官多年的日记，都化为了灰烬。
在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战区司令部和附近部队里一个中将、两名少将、八个上校、两百多名中校以下军官、八百多名士兵，连同五千多名难民，都做了这场错误轰炸的冤死鬼。
这是在战争中上演的又一出悲剧，当然，也是一出不应发生的悲剧。
11月底。
日军逼近贵州边境；形势异常紧迫。
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第87、第94两军，从鄂西火速赶在贵州黄平、镇远，换成美式装备，由汤恩伯指挥，向西进之敌侧击。
又令一战区第98、第9、第57、第29、第13五个军，火速赶往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等地，由汤恩伯指挥，阻敌进攻。
蒋介石派参谋总长何应钦赶往贵阳，统一指挥作战。
12月1日。
日军第13师团突破贵州边境防线，向独山猛犯。3日占领了独山。
同时，第3师团攻陷贵州边镇荔波，向都匀猛扑。
重庆、贵阳、遵义和整个大后方，顿时紧张起来。
重庆。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向蒋介石建议，迁都昆明。（史迪威将军于11月回国，魏德迈将军继任蒋介石军事顾问，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则表示，决不离开重庆一步，誓与重庆共存亡。
魏德迈大受感动、表示愿与蒋介石同守重庆。
蒋介石想着在缅甸作战的那支远征军。他说必须速调一部分远征军回来，否则，一切都完了。还有，必须向贵州调运美式装备，阻止日军进攻。
魏德迈完全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急电罗斯福总统、提出将远征军中两个精锐的师调回昆明。同时，为了向贵州境内运输兵员，要求再调三个空军运输机中队。
罗斯福接到魏德迈急电的当天，致电邱吉尔首相：
我接到魏德迈将军来电，内中概述中国境内的严重局势，并指出他同意大元帅（指蒋介石）决定把两个受过最好训练的中国师由缅甸调至昆明地区。……
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大元帅处于中国存亡受到威胁的严重危机之中，已经决定要把两师人调回去阻止日军向昆明进军。要是日军攻占昆明这个陆空终点站，那么我们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线路就毫无益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因此认为：我们不能向大元帅施加压力，叫他改变决定……
尽管只抽走两个师，但邱吉尔仍深感这是很困难的事。但中国远征军有十多万兵力在缅作战，在中国处于生死关头，仅仅抽走两个师，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邱吉尔同意罗斯福的意见。
12月5日。
中国军队在何应钦、汤恩伯指挥下，对孤军突进的第3、第13两师团展开反攻。
12月8日，克复独山。优势的中国军队奋起追击，把日军驱逐出了贵州边境，直至广西河池附近。
第八章 泪水欢歌
一
1945年2月初。
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的桂永清和郭汝瑰二位将军从欧洲战区风尘仆仆归国，给蒋介石捎来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英国政界主动要求同中国长期结盟。
原来，英国人认为邱吉尔领导战时的英国政府，为保卫大英帝国的利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那是他作为一个英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了避免邱吉尔因显赫战功而由公民变成“神仙皇帝”，滑到独裁统治者的邪路，在全力支持他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同时，已在国内政治圈内酝酿着形成一种力量。一旦战争胜利，就请他下台，另选政治家组阁，以保证他们的民主制度的连续性。
当时最有执政希望的英国工党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战后将形成美、苏两霸主宰世界的格局，英国原来的霸主地位将继续被降低。为了与之相抗衡，英国工党政治家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密谈，许诺说该党若在选举中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邱吉尔一直反对这桩事），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在战后不附美，也不要靠近苏联，而与英国结成紧密联盟，英、中两国于战后在美、苏之间撅起一股第三势力。
桂、郭等人得到英国工党方面这个许诺，认为只要能使香港回归，自然是一大喜事，便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匆匆回国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听了桂永清和郭汝瑰来自英国的报告，思考了几天，才作出答复：令其转告英国工党方面，中方不接受此建议。因为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得到美国的帮助，才越战越强。也因为在美国的力主之下，才得以跻身于世界四大列强行列，因此，只有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才能保持强国地位，此时，蒋介石已明确表示要把中国绑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战车上了。
没过多久，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一道密电，顿时使蒋介石惊得目瞪口呆。
密电说：2月上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对外公报为专门讨论欧洲战场问题。实际上，对亚洲的对日战争也进行了磋商，订有极不利于中国的秘密条约。美国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在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下，妥协屈服：（1）承认外蒙独立；（2）大连开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3）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4）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
抗战，中国全民奋起的大血战，为的是收回失地，包括1895年前被日本夺去的台湾岛。现在却要将北方一百五十六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外蒙领土割出去，让其“独立”；将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收回来，却又沦为另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
这是在中国尚在淌血的伤口上又残忍地割了一刀。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死伤两千多万，岂不成了无谓的牺牲。
造成这个苦果的直接原因，是1944年中国和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都不理想。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并不了解日本在这一年，大力强化扩军，在原有六十九个师团的基础上，突然突击扩充为一百零一个师团的兵力。而这众多的兵力，又主要用于中国作战，企图以打通大陆作战来鼓舞日本士气。这样，美、英军在太平洋上受到更加强大的抵抗和中国军队遭到突然增强的日军猝不及防的冲击。于是，美、英方面把在太平洋上受到的强大阻击，怪罪于中国军队没有有效地牵制日军兵力，同时，又毫无理由地指责中国军队的又一次大溃败。认为中国已无能力与日军对抗。他们把对日作战的胜利寄托在苏联出兵身上。因此，当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那些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时，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牺牲中国这个忠实伙伴，而先后表示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英国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
蒋介石看过魏大使发来的密电，惊愕之后，又发出一番感慨。在日记本上写道：“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蒋介石令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见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因患脑溢血溘然去逝），表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的密约。但仍无任何结果。
6月12日。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会见蒋介石，提出兑现《雅尔塔密约》中给苏联的那些利益，并转告说，斯大林要求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去莫斯科谈判有关事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为了与苏方讨价还价，派遣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前去莫斯科。
斯大林在单独会见蒋经国时，竟质问：“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蒋经国说：“你应当了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上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来，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斯大林反驳道：“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宋子文、蒋经国的莫斯科之行，也是无果而返。
蒋介石一方面继续派人四处活动，以争取拔出插进中国人背后的那把“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种活动对于已决意牺牲中国的美、英而言，根本无济干事，于是，加快了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步伐。事实上，从抗战开始起，他就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只不过那时日本人大军压境、态度太傲慢，条件太苛刻，逼得又太急，更加上全国民众和军队的反对，美、英的反对，他不得不迫于形势，“坚持抗战”。雅尔塔会议的密约一传到他的耳中，他就立即意识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被美国“盟兄”出卖了，心中油然生出一种被耍弄、被抛弃的苦衷。二是如答应密约要求，则东北很可能在苏联帮助下成为共产党的基地和大本营，这不能不对他的统治产生极大威胁。
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反复思量，决定干脆抛开自己一年多前所许下的绝不与日单独媾和的诺言，马上派人去上海秘密探求中、日媾合之方案，以对抗斯大林在《雅尔塔密约》中提出的条件。
二
1945年春。
曾任汪记南京政权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日本特务船津辰一郎，从上海来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茨大将报告（1944年11月22日，冈村由第6方面军司令官升任派遣军总司令官），重庆方面来人，现住在上海，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重庆来人因不便直接来南京，务请冈村宁茨近日前去上海会晤。
冈村偕同幕僚若干人前往上海。
重庆来人带来蒋介石的口信有三点：
第一，中国与美国的同盟牢不可破，但蒋介石认为中日合作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因此，愿与日本合作。
第二，日本在中、美、英、苏的联合打击下，将面临灭顶之灾。拯救日本非蒋莫属。因此，蒋决计不记前嫌，准备于适当时机为日本讲话。然而，日本人往往不能理解中方的善良愿望，实为憾事。
第三，希望中、日双方军队互相尽力克制，在再扩大战端。
冈村宁茨根本不相信苏联会出兵进攻日本，而且此时他正值新官上任阶段，哪里听得进这些话，认为蒋介石口出狂言，不予理睬。错过了中、日单独议和的第一次机会。
不久，何应钦又派遣一个名叫余万青的人，亲往南京找冈村宁茨，密商中、日停战撤兵之事。但狂妄的冈村宁茨竟拒绝会见，只叫一名小参谋接待来者。冈村宁茨还将亲笔书信一封，交余万青带给何应钦。此书信跟王劲哉对日下战表的态度和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口气更加狂妄，声称：冈村总司令官率百万侵华日军，决不与中国政府调和，誓将中国政府消灭等等。
日方，第二次错过了中、日单独言和的良机。
2月底，日本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有意寻求结束战争，电召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