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院去。她说：“孩子到了那里，好歹有口饭吃，有学上。”可是建龙紧紧抱着院子里的一棵大树，死活不肯走…… 我听说这个情况后，于2001年11月19日给她寄去400元钱，让孩子读书。张老太不会写信，她在2001年12月13日来到我家，哭着对我说：“建龙这孩子命毒，村里人都说他是一条毒龙，把父母都克死了。现在他改名叫建设了。”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有不少青壮年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死亡，留下的孤儿住在他们卖血盖起来的砖瓦房里痛苦地生活着。这些孤儿的名字中并没有“龙”字，那么，他们的父母又是谁克死的呢？ 200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艾滋病患者给我打来电话，说农村太冷了，很多艾滋孤儿还没有棉衣，有的孤儿手脚都冻烂了。我很快给孩子们捎去了几十件衣服，但艾滋孤儿人数太多了，这仅仅是杯水车薪。他们被笼罩在艾滋阴影下，谁能理解、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呢？ 我和很多艾滋孤儿谈过话，他们迫切希望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的亲人面对他们这些微小而又合理的要求却显得很无奈。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艾滋病高发区一个小学调查，100多名学生中有29个艾滋孤儿。当时有个姓董的9岁女孩，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高奶奶，您救救我妈妈吧！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爸去年害那个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人无不流泪。2002年1月，该校彭校长来信说：“我校的艾滋孤儿去年毕业时已经走了9个，现在又已增加到33个，数目一直在增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谁能救助他们呀！ 自2002年以来，有些艾滋孤儿的遭遇更令人痛心，他们现在已不是单纯的缺吃少穿、生活无着，而是出现了更为悲惨的境遇。 他们的父母因艾滋病双亡，而时下人们对艾滋病知识了解甚少，他们不敢接近这些无病的孩子们，怕染上艾滋病。孤儿的亲属们呢？他们逼孩子打工挣钱，那些只有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被迫出去做苦力，不少孩子在建筑工地上装卸石子，或在河滩上挖沙，稍有怠慢就要挨打。如小团伟的父母因患艾滋病双双亡故，留下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老大17岁，老二15岁，均已辍学外出打工二年多了，老三团伟才13岁，正在读书，每学期我都给他寄学费。但他伯父伯母不让他读书，叫他去装卸石子挣钱！这种现象并非发生在小团伟一人身上，有的好心人愿意供应孤儿读书、生活，他们的亲属却不同意，他们一心只想拿孩子来赚钱。已经发现有的孩子受不了这种重体力劳动，流落到社会上偷盗，被判劳动教养，如程某。 女孩就更惨了，十四五岁就被那些无赖和三四十岁的老光棍们盯上了，他们用尽手段把这些少女弄去做小媳妇。2002年八九月，我帮助一个14岁的少女打官司，终于把她从一个30多岁的无赖那里解救了出来。风闻某地一个15岁的少女，在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那里，我正在设法解救她。在今天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天哪，谁能让这些孤儿们过上正常儿童的生活呢？在1999年末到2000年初，当时我到艾滋病高发区去，发现群众对艾滋病十分恐慌，他们走路说话都怕被传染，有的甚至为此全家搬迁。现在五年过去了，据说在某些鲜为人知的高发地区，公众仍然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仍然充满恐慌，和五年前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1）…（图）
艾滋孤儿在父母坟前哭泣 常有人问我，中国究竟有多少艾滋病患者的遗属，我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只记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调查时，出这家进那家，满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患者。有患者就有死亡，而死亡的多是青壮年，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本是需要他们奉养的父母和抚养的子女。 中国农村的艾滋病传播有很大特殊性，即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采血、输血过程中感染的，而国际、国内专家均列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不洁性行为”，在中国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是否中国人的身体对艾滋病病毒的性传播不太敏感？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1993年至1995年达到高潮的中原地区农民卖血狂潮，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从1995年开始，涌现出星星点点的艾滋病高发区。1999年11月，我在上蔡、新蔡两县联系到了12名艾滋病患者。翌年春节前，我给其中8人每人寄去100元钱。半个月后，其中400元被退了回来，退款单上写道：“收款人已死。”2000年3月18日，我去上蔡县文楼村探望艾滋病患者，并给他们送药。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很快排起了100多人的长队，望之令人心惊。一位叫程彦×的中年男子，说他这几个月一直在吃“安乃近”，家里钱都花光了。他攥着仅有的几张毛票说：“大夫，我害‘怪病’快一年了，卖给我点药吧！”我给了他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没要他的钱。程彦×喃喃地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我回答说：“毛主席逝世20多年了。” 一天，我去某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旁边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的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2）…（图）
高耀洁教授向基层医务人员普及预防艾滋病知识 2000年9月12日，我去某村，村民谈论艾滋病就像谈论感冒一样无拘无束，毫无恐惧感。就在这个村里，我见到了艾滋病患者吴×。她才28岁，待人非常热情，临别时她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高大夫，你不要走了，我给你煮花生吃！”我再三解释还要去看别的患者，她才放开手。我走时，她拉着她在家的三个孩子一直站在门外送我。10月31日，我再一次到该村时，见到的却是她的一座新坟和穿着重孝服的四个孩子，其中最小的男孩才三岁，是重症艾滋病患儿。吴×的丈夫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也是当年夫妇二人一起卖血造成的悲剧。 出了吴家院门，走不多远就是孔家，孔吴两家关系相当好。孔留×和他的妻子曹×美先后因艾滋病去世，留下两个孩子。长子孔×飞9岁，女儿孔×佳5岁，父母死后，跟着60多岁的奶奶生活。每逢他们看到村里来了陌生人，就伸出脏兮兮的小手，邀请来人到他家做客。他们以期盼的目光，希望得到来人的救助。 2004年5月4日下午，我租车去据说没有发生艾滋病的中原某地一个村庄，该村距城市只有十几里路，柏油路高低不平，颠簸得很厉害。快到时，电话联系了艾滋病患者的家属。一进村，患者的丈夫和叔父便迎了上来。 患者是一位41岁的妇女，名叫李花（化名），在1995年至1999年先后卖血多次。自2002年秋开始身体不适，经常发烧、头晕、厌食，吃药无效。2004年春节后抽血化验HIV抗体，确诊为艾滋病。 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本来人缘很好的家庭，一夜之间人人避而远之。左右邻居搬家了，谁从她家附近经过就快速跑开，没有人敢和李家的人面对面说话。正在读初中的三女儿在学校也变成了“瘟神”，昔日的同学、朋友也不敢接近她了，谁见谁躲，再加上治病用钱，只得辍学回家伺候妈妈。可因为害怕，她连妈妈的床也不敢坐。半年过去了，李花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按她自己的话说：“害这种病把人都吓坏了，真是不如死了算了！” 为了消除她家人对艾滋病的疑惑，我腾地坐到李花床边，并抚摸她的手和脸，还喝了她递来的一杯开水。我送给他们500多份防艾宣传资料和100多本《艾滋病与性病防治》，请李花在当地小学当校长的叔叔赠给村干部和教师们。他们都说只知道艾滋病厉害，一心怕传染，天快热了，被蚊子叮了传上可怎么办呢？一位围观者说：“她（指李花）坐过我家的板凳，三个月了。我一直把板凳扔在野地里，怕传染这种病。” 当时在我周围有十几个人，我就趁此机会给他们讲了生活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如握手、一块吃饭、办公、上课、面对面说话、蚊虫叮咬、游泳等都不会传染艾滋病，坐凳子更不会传染。讲完，我又每人送了一本书，让他们自己阅读。 有村民说：“这个地方对啥叫艾滋病既不讲，更不宣传，光听说做了坏事、丑事、脏事（指吸毒、卖淫、嫖娼等）才会得艾滋病。谁得了这个病，即使不做那事也抬不起头来。上星期村南有人害这个病死了，出殡时，连抬棺材的人也找不到。” 我走之后，李花的病情日渐加重，全身出现大面积的疱疹，且溃烂流血水，日夜痒疼不能进食入睡。5月27日，李花在痛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三个女儿哭成一团，全家悲痛欲绝。亲友和村民们谁也不敢进他们家的门。眼看尸体将要腐烂，但谁也不敢来抬棺材。没有办法，家属在村委会门口长跪不起。无奈，村党支部号召全村党员出来抬棺材、挖墓坑，才算把李花送入了坟茔。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3）…（图）
艾滋病患者在庙前磕头，可神仙也没救活她 歧视艾滋病的根源何在呢？我认为是源于疫情信息失实。2004年4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坦言：“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订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艾滋病对局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已逐步显现，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大同小异，以静脉吸毒为主，占63。7％－69。8％，性传播占6。9％－10。9％，血传播占6％－11％，余下的百分之十几就是母婴传播和其他传播。 另一方面，有关专业人员对我国的艾滋病传播途径也提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一些艾滋病专家称，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70％以上是通过吸毒（公用针头）造成的，但最后总结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模式却是：同性恋、注射器、妓女、嫖客、家庭妇女、儿童。 2000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北京青年报》与其他部门联合进行了一次艾滋病知识调查。有54％的受调查者认为，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不性乱就不会传染艾滋病。换句话说，只有干坏事的人才会得艾滋病。这些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羞辱、歧视、冷漠和排挤！ 然而，上述种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我收到万余封群众来信、见到千余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患者，他们的传染源主要是“血祸”。如果还不能正视真相，就发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说法的编造者不但是中国的罪人，而且是全世界的罪人！ 另有少数专业人员和民众也认为，造成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性行为与吸毒，因此发放安全套、清洁针具不能完全阻止艾滋病的传播。尤其是一些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他们接触的实际病例较多，从而肯定地认为，目前中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卖血与输血，其理由如下： 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卖血活动在农村地区一度极为猖獗，血卖出去就有人输入体内，而且多处血库的存血和血袋中检查出艾滋病病毒。这些被污染的血液最终流往何处，又导致多少人感染，迄今仍是一个未知数。中国艾滋病的局灶性分布大面积发生在农村，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且是文化程度较低的贫困者。如已公开的艾滋病高发村上蔡县文楼村，村民2000多人没有一个吸毒者，但曾有1 000多人在90年代中期卖过血，现在已有800多人被确诊为艾滋病，还有500多人尚未进行HIV抗体检查。 二、目前中国城乡差距仍然很大，解决“三农”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广大农民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为吃饱肚子而奔忙，他们哪有钱去买毒品呢？忙于生计，毫无闲暇时日，他们哪有心情和精力去搞同性恋、嫖娼呢？我认为发安全套、清洁针具，还不如发馒头。发给他们馒头，还可以让病人吃饱肚子，给安全套、清洁针具，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不能正视中国艾滋病的传播特点，不能正视真正的疫情信息，不能大力宣传正确的防艾知识，就难以消灭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歧视不除，后患无穷！
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1）…（图）
华北部分地区至今仍有单采血浆站存在，每日半夜至凌晨营业，每抽800毫升血浆可获80元报酬。图为2004年10月17日卖血者争先恐后抽血的现场
——《中国艾滋病调查》编辑手记
周筱赟
高耀洁医生的新著《中国艾滋病调查》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赠我的书上为我写下一段题词：“祝愿你永远为人类幸福而努力！”这对我自然是个过高的要求，在某些后现代评论家看来，或许还有自以为代表人类幸福的僭妄之嫌，但支配这位78岁高龄的老人的只有一种朴素的情感：“一个人活着，要有良心，有道德。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
一、《中国艾滋病调查》出版前后 我与高耀洁医生的相识，并非始于此次策划《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早在2002年时，我还是一个在大学就读的热血青年，看到报刊上许多对中原艾滋病高发区的报道，便不知天高地厚地也想去看看，于是冒冒失失地一个人跑到郑州。刚进高医生家坐下不过几十秒钟，她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