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她就和她雇来为她打字的大学生投入下一本书的写作了。第二天我才知道她晚上又工作到了半夜12点，这真让我为她的身体担心。这时，我买火车票却出现了问题。到火车站和售票点问，到上海的火车不要说卧铺，就连坐票也没有了，这可把我急坏了。后来发现旅馆的前台就可以订票，很容易地订到了第二天晚上的卧铺，但订票费竟高达60元！直到23日傍晚背着大包小包上车时，在火车站广场上看到连卖报纸的老大妈都在叫卖到上海的卧铺，我才知道为什么售票点都买不到票了。 我去高医生家，高医生说她一回来又忙得不可开交，一大堆事都等着她。刚说了没几句，一个艾滋病人就打电话过来，询问她刚拿到的化验结果。高医生说反正我在郑州要多待一天，不如帮她到艾滋病村里给病人和家属送些旧衣服去。而我虽然一直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这一群体很关注，却一直没有亲眼见过，于是马上答应下来。她给病人家属贾素珍写了个条子说明情况。晚上我又到超市买了很多食品，还买了两大袋面粉。 第二天早上6点钟就起来赶到汽车站乘车，尽管前一天我已打电话向病人家属询问如何坐车，但贾素珍是个文盲，口音又重，我还是没听明白，所以转了好几个长途汽车站，本来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折腾到中午11点多才到。在汽车上我给贾素珍打了电话，她告诉我就在王×村村口下车，她会去接我的。待我在通往村子的大路口下了车，却只看见立了一块“石×乡”的石碑，却没有“王×村”字样。正疑惑间，忽见三四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边上还停了一辆小轿车，看起来守在这里很久了。我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心想这回完了，看来村子是进不去了。为首一个大腹便便的村干部说你们找谁，我说找贾素珍，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我就是石×乡乡长。他又问是不是来找艾滋病人的？我说不是，有人托我给她送点东西。他问是不是高耀洁派你们来的，我说不是。不料随行的那个电视台女记者却说是，事后还问我为什么要骗他们？我告诉她，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不要牵扯到高老师，这也是为了保护她。我当时一看情况不对，再纠缠下去肯定进不了村了，于是对他们说我们不去了，扛了东西沿公路继续向前走。回头看那几个人并没有追上来，我就从半人高的麦田里穿过，拎着几袋食品、背着两包旧衣服、扛着两袋面粉，累得气喘吁吁。在半路给贾素珍打电话，告诉她路口有村干部，让她在家等着我。走过麦田和几条土路进了村，却发现房子全没有门牌，不知该上哪去找。路边阴凉处坐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说他就是王×村村长，但也说不知村里有贾素珍其人。我想问这些人是问不出来了，干脆继续向前走，遇到普通村民再问。正走着，忽然一辆摩托车开过来，骑车的男子问我们是不是找贾素珍，他可以带我们去，我当即拒绝，他便开车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回来，车后坐了一个中年妇女，她就是我们要找的贾素珍。我正疑惑高医生告诉我贾素珍的丈夫已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时，贾悄悄告诉我那个是她新找的丈夫。她丈夫驾车带着我们越过沟坎，穿过坑坑洼洼的泥路来到了他们家让我们坐下，就出去接她了。他们家的院墙早坍了，几间土坯房破破烂烂的，房间里简直就是家徒四壁。我们正商量着贾素珍既然已经再婚过上了新的生活，再和她谈患艾滋病过世的前夫是不是不合适，贾素珍和丈夫回来了。他们张罗着找白糖，做了两大碗鸡蛋羹非得要我们吃。我们两个在车上折腾了三个多小时，肚子很难受，但为了避免误解，还是硬着头皮全吃了下去。但我们声明绝不在这里吃饭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给他们送东西来的，怎么好意思吃他们的东西。说起高医生，贾素珍的眼泪就忍不住了，她说：“高妈妈简直比俺亲娘还亲！如果没有她，俺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她说她和三个孩子去查过HIV抗体，都没有感染，现在的丈夫是今年新找的，知道她的情况仍愿意和她结婚，最近刚借钱买了摩托车跑运输，现在的日子已经慢慢好起来了。三个孩子也有学上了，大女儿在乡中学上初中，二女儿和三女儿在村里上小学。
第三部分：撒谎的人都是有罪的深入艾滋病村 目睹病人惨状（2）…（图）
新华社记者采访高耀洁 我们问起村民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贾素珍说大概有30来户，都是90年代中期卖血热时感染的，现在不少人已经死亡，剩下的大多已发病，他家隔壁那家就有艾滋病人。我们提出想去看看，她说现在他们家里正好有外人在，恐怕被村干部知道，等那人走了再说。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他们夫妇两人都出去了，只留下我们两人坐在屋里，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好像要出点事。过了一会儿，丈夫抬了张小桌进来，端上四个菜，竟然是特地为我们做了饭。我们一再说不能吃，坚持不过，我勉强喝了碗面糊糊。又等了十来分钟，隔壁人家的访客已走，贾素珍带着我们去探视艾滋病人。这家的老人、孩子已经门口迎接，见到我们非常热情。这家的老人患了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听说动手术要一千多块钱就一直没做，两个孩子已成年，在城里打工，男主人得了晚期胃癌正躺在床上呻吟，已两天两夜没有进食和排泄，女主人则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瘦得皮包骨头，嘴角已出现艾滋病特有的白斑，我上前和她握了握手。病人说她现在吃政府发放的免费药物，已经控制住了病情。正说话间，忽然门外人声犬吠骤起，似乎来了一大群人，我当时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他们一家人也极为紧张，小儿子出去看了一会回来说没事，只是几个人路过，已经打发走了。他们家的境况比贾家还惨，我们把东西留下，安慰了病人几句走了。 回到贾家，毕秀兰大妈听说高老师的学生来了，也赶过来看我们。她的儿子也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已在20天前去世了。根据国家规定，艾滋病人去世后国家会发放300元的抚恤金，她到乡政府要，乡政府没说不给，但就是一直拖，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后天拖大后天，直到现在也没给。她还告诉我们，今年春年时一位慈善家捐了8000元给村里的30余户艾滋家庭，不知怎么却由一个当年的血头经办，他只发放了十来户，把剩下的钱全塞自己的腰包了。看来，光有国家的救助政策和社会捐助，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在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出现问题。 因为心有余悸，贾素珍的丈夫骑摩托车送我们出村时，我让他不要走村口的大路，他带我们出村时，却发现村口已经没有村干部守着了。后来的一段小插曲是坐车回到郑州长途汽车站，出站口全是警察，检查每个出站的乘客的身份证，把我吓了一大跳，正想低了头混过去，一个警察呵斥道：“你低了头还想捡个钱包啊！上那边去查身份证！”查完了才知道，原来是在搜捕一个杀人犯，让我虚惊了一场。 这次的亲历让我心情很沉痛，艾滋病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80％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农村。我认为农村的艾滋病问题，关键就是三农问题。如贾素珍一家，现在一家人都没有感染艾滋病，生活就逐渐开始好转，而他们邻居家有一个晚期胃癌患者、一个艾滋病人，生活便无以为继，陷于赤贫状态。希望《中国艾滋病调查》的出版，能够唤起更多人对艾滋病、尤其是中国农村艾滋病状况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