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当然极有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测定值，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词在意义上的一贯的模棱两可后，它就变得极其靠不住。
智商一词中的I只有在该词呈现出令人惊异的随机性和有限性的前提下才与智力有关。我们常常开玩笑地引用最初测验的发明者比奈比奈（Binet，1857～1911），法国心理学家。1905～1911年比奈与西蒙（Simon）等人一起设计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智力测验表。——译注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智力？
”“就是我的测验所测量出来的东西。”假设我们想把字母I作为智力的首字母，那么这根本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有必要了解的一点是，在任何一篇出现智商这个术语的研究里，“智力”都是一个含义特殊的词，与它的常见含义相差甚远。
美丽，恰恰与智力一样，也难以定义。从一些“测验”出发，如测量耳朵或鼻子的长度，头颅的周长，胸围或腰围，面颊的光滑和眼睛的颜色，我们可以设想计算出一个“美商”（quotient de beauté）。人人都可以把她（或他）自己的美商与卡特琳娜·德诺芙卡特琳·德诺芙（Catherine Deneuve，1943～〓），法国电影女演员。——译注或艾丽丝·萨普里奇艾丽丝·萨普里奇（Alice Sapritch，1916～1990），法国电影和戏剧女演员。——译注，与米歇尔·西蒙米歇尔·西蒙（Michel Simon，1895～1975），瑞士演员和制片人。——译注或阿兰·德龙阿兰·德龙（Alain Delon，1935～〓），法国电影演员，制片人。——译注的美商作一比较。为什么不呢？然而，几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结果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少有人将美商（QB）所包含的美（B）与“美丽”一词所令人联想到的众多回忆联系在一起。
至于字母Q，它只有在比较儿童的智力年龄和实际年龄的特例中才真正意味着“商”。这样的一种“商”显然对成年人来说几乎不具意义（一个50岁的人像90岁的人那样思考，就能说明他比一般人聪明吗？），因此有人用个体在所属群体中所占的位置为指数来取代计算商数。假设研究者通过定义得到了一个智商平均值100，如果一个人的智力超过其群体平均值的16％，他的智商为115；反之，低于平均水平的16％的人，其智商为85。因此，问题不再涉及“商”，而是按照一种“正常法则”，通过各种各样对部分数值的平均计算方法，作为为每个个体在所属群体中定位的一个参照。
至少，尽管智商一词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对语言的滥用，但这个术语本身却得以保持永久，这一点就极为令人惊讶。
认识的进步在于抛弃某些旧的概念，而代之以新的概念；为了使事情变得更清楚，就有必要借此契机更新一些词语。即使有些研究人员一开始真诚地相信能够用商数来描述“智力”的特性，那么他们的后继者也逐渐放弃了这种奢望，他们同时改变了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但愿他们也这样改变自己所用的词语！
定义
我们要尽力区分各种各样的相关概念。定义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心理学家们进行测验的成功标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些测验的效用）；我们想研究在正常条件下精确测量出来的我们的智力工具的一种性能，说实话这种精确性很小，但是我们可以估算出来。这种成功标准确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或在图像测验中正确反应的能力。我们可以用术语可测智力来表示这个概念，它的主要意义在于由一个或几个数表现其特点，因而适用于一些算术操作：分类、计算平均值、方差、关联。尽管我们仍然应该核实所得数是否真正适合于这些计算，可是情况远非如此。“可测智力”就是我们上文引用的比奈的答案。很显然我们在此所面对的是一个重复定义，它将一个对象的定义归于测量该对象的某种属性，完全不了解这个对象的其他属性。这种“智力”与我们对该名词产生的本能联想几乎没有关系。
一个更为模糊的概念则是可用智力，它是指我们的智力工具所具备的使我们能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和情况下作出反应的能力的总和。这种智力千变万化，因为它与行为有关，也就是说与对无限变化的环境的所有质疑或侵犯所作出的全部反应有关。这种在个人经历的逐步安排下临时为我们所有的特性可以用术语发达智力表示。这种避开了各种测量的智力至多可能成为一种试图明确其主要特征的定性分析的对象。
但是这种智力在一种生物介质的影响下逐渐被确立，这种生物介质简言之就是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很清楚这个神经系统本身也是以某种基因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准备谈谈这种基因型的能力，它能在最理想的环境作用条件下，构筑一个使我们人类智力活动无比发达成为可能的神经系统。这种潜在智力将会与我们的自然天赋，与有赖于我们个人经历的偶然性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天赋相符。这第三个智力定义的明显的意义，是这种智力具有可遗传性，但是一个更精确的分析令人怀疑这个概念极不可靠。谈到它就等于承认我们可以把某种智力强度或某种智力形式与精子或卵子结合时汇聚的信息集合联系在一起，等于承认我们可以明确地解释每个人在母体受孕的那一刻接收到的“天赋”。
天赋
当然，我们的有机体的反应、变化、分泌等一切活动都按原始受精卵的指示行事。某种抗体能保持我们的完整性，某种血红蛋白链与其他的链配合参与生成红血球的工作，都是缘于我们从父母亲那儿接收的染色体的编码信息的确切表达。一份复制的染色体被提供给我们的几十亿细胞的每个细胞，特别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及其四周的介质细胞。如果这些信息和基因所建筑的器官由于缺少与要求素质相一致的化合物而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我们的整个大脑活动都将受到影响。还有好几种基因的出现会导致严重的智力迟缓甚至完全痴呆。
最常见的例子大概就是在欧洲每1。4万名儿童中就有1名儿童患苯丙酮酸尿症。造成这种疾病的原因，是双倍数量基因的存在使大脑逐渐受到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在了解到这种疾病的病因后，我们就采取了有效的疗法。相比之下，在许多其他的案例中，人类暂时还不可能战胜这种遗传必然性。具有此类基因的的确确是接收了一种不健康的“天赋”。
与此相反，我们不了解能造就特殊智力才能的基因。无论在数学、音乐还是绘画方面，这些才能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我们丝毫不能清楚地解释其根源。把这些才能称为“天赋”，用形容词“有天分的”甚至“天才的”来形容那些展现才能的孩子，我们默认了这些能力与遗传有关，这是一个至今未经任何验证的假设（我们将在第5章探讨这个问题）。
诚然，有些基因会使我们眼瞎或耳聋，因而盲童很难成为伟大的画家，耳聋的孩子也难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所以，绘画或音乐才能受基因型的支配。但是，在超才能和无才能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对称性；同理，在动作敏捷灵活的原因与肢体不灵便的原因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对称性。“天赋”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暗指那些我们所羡慕的某些人的特殊智能，这些特殊智能是遗传赠与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尚无法得到严肃的论证。唯一经研究得出了部分结论的智力特征要么是关于严重的身体缺陷，要么是属于精神病学范畴的人格方面。
寻找准确定义的结果可能会令人大失所望，但却是现实的：“天赋”或者“潜在智力”的概念不能确定。关键问题在于一些不包含任何可理解事实的空词，“发达智力”与我们观察得到的智力活动的所有特性一致，但是，这种活动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所以任何两个个体间的对比只能是随机性的。总之，“测得智力”可用于作一些对比， 但是它只描述一小部分的大脑功能，因此使用“智力”一词似乎有些过头。
一次研究在听众或观众心里留下印象的原因主要是词语的默认或暗示，而不在于词语所作的明确肯定。有关智力活动的某些特别明显的特征，例如“天赋”，我们在推广一个假说，一种这些特征几乎无可避免的生物决定论：通过比较两个人的智力并假定“A比B更聪明”，我们承认这种特性是可测量的，我们可以用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来表示。 我们应该诚实地承认这是对语言亦即对信任的滥用。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3形容词：“遗传性的”（1）
在结束了两个名词圈套的回顾之后，我们对“遗传性的”这个形容词深感兴趣。认为某某特点、某某性状是或者不是“遗传性的”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
与此相关的是个体表现的特点和怀孕时所汇集的生物基因型内容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是“联系” 一词本身就十分模糊，它可以指一个严密的因果链，也可能指被数学家称为“关联”的伴随关系。在作进一步的解说之前，我必须重点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
因果关系与关联
在上统计学的最初几堂课，老师们就向他们的学生强调相信两个测定值之间的联系是两个已测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逻辑错误。举例说明这种荒唐可笑的错误十分容易：画一个月煤炭消耗量的曲线，然后在同一个图上，再画出老年人死亡率曲线；这两条明显平行的曲线表明一、二月份的上升和六、七月份的下降。得出的结论就是煤炭消耗量的减少将会造成老人死亡人数的下降吗？
坐地铁时，我们向邻座提出两个问题，分别是他们去年冬季在山上度假的天数和他们的房租金额。总体看来，住在富裕街区的居民比住在偏远郊区的居民小区的房客们交的房租更贵，他们在冬季山间度假的时间也更长。房租和冬季度假时间这两个变量有着紧密的关系，应该得出增加低租金住房房租以促进工人们延长冬季度假时间的结论吗？
除了这些可笑结论之外，我们应注意到这种解释的危险性。逻辑错误有时被掩盖住，但本质上仍然是同样的逻辑错误。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注意到智商低于120的孩子在应付高中毕业会考方面有困难，因此建议早早地指导这些孩子选择需时较短的专业方向，这样他们会避免遭受失败，排除在高中学习阶段碰到的障碍。这个推论与前面提到的限制煤炭的消耗量能减少老人死亡的性质相同，但是这个逻辑错误更严重，因为它很好地掩盖住了真正的问题，即寻找两个关联结果的共同原因的问题。
两个现象间的“关联”可能意味着一方是另一方的原因（太阳升起与白天的光线）：这就是因果关系；也可能对一方的认识会向另一方提供信息（房租与度假时间的长短）：这就是统计关系。
若我们想尽可能有效地采取行动，那么第二类关系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局部如此。例如，房租信息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度假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信息组织一次宣传某滑雪用具品牌的广告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我们对那些令相关参数发生平行演变的原因全然不感兴趣。这无关于理解问题，重要的是最好地利用我们已有的数据采取行动。然而这种行动不能是一个现象以图支配改变另一个现象的情况：因为这可能会破坏我们所依据的统计关系。相反地，当我们想阐明一种解释我们观察结果的机制时，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第一种关系。
对这类关系的形态阐明和解释可能就是一个需要无数实验的漫长的研究过程，在相同条件下，只有重复同样的规程才能保证最初观察结果的非偶然性。改变观察或实验条件来比较所得结果，会使我们分离出每个因素的特性。付出了漫长工作时间的代价后，我们将拥有一种能清晰描述各机制作用的说明模式，它将不只会清楚地解释统计关系，还能解释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与复杂性
有可能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我接上电源开关，电灯亮了；我松开手里的石头，石头掉了。然而，所研究的现象常常参与一种如此复杂的机制以至于我们放弃去描述它的全部，仅限于指出某因素的改变所引起的某种特性的变化。这种联系是由错综复杂的机制得出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自身没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可能会发生自相矛盾的变化。比如，因为我的汽车处于停止状态，我必须接通离合器来发动汽车；稍后，我的发动机运转费劲，将要“熄火”，我必须分离离合器以便继续行驶。“汽车向前的运动是与接通离合器还是与分离离合器的事实有因果联系？”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取决于不同的情况。离合器的位置和汽车的前行这两种我随意分离开的特性，的确被完全严密的机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机制极为复杂，以至于同样作用于离合器的动作可能会使汽车的运动产生相反的结果。
只要一种机制稍显复杂，“结果”概念就失去其清晰度甚至没有意义：石头的掉落是因为我松手造成的结果；但是把汽车的加速作为接通离合器行为的后果并不恰当，这个行为只是相互作用产生运动的众多因素之一。
一件事通常是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凑合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脱离其他因素单独导致事情的发生；事情是所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这个或者那个孤立因素的作用结果。
但是我们很不习惯于考虑这些相互作用，为了我们的脑力舒适着想，我们喜欢“原因”。当观察对象是他人或我们自己时，这种需求更为强烈：某性状、某先生所表现的某个特征，其原因为何？很长时间以来，答案与上帝的意愿有关，而现代人认为与基因有关的态度更恰当。那么，“这种特征是遗传性的”，这个说法意味着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