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呢？我并不想在这里告诉读者一个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问题的可能的答案，而是希望通过对一些有关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事例的分析来使读者进一步明确这个
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会谈到某些圈套，一些无论是什么主题都可能使我们的思考掉入其中的圈套：词语的圈套、数字的圈套以及将我们周围或我们想像的“物体”分门别类所造成的种种圈套。科学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捣毁这些陷阱；可惜对科学表象的滥用常常导致我们加速地掉进了这些圈套。
第二部分以阐述科学的真正角色为宗旨，科学不是回答提问，而是想出一些确切的问题。
最后将会提及某些可以减缓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之下，逆转目前的走向灭亡之路（科学进步就是一个动因）的必然（不过，自然而然，并不充分的）突变。
圈套
我们的思想逐步成型，我们的智力通过与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等其他人的接触形成并丰富起来。他们培养造就了我们，有时出于无意地，他们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智力反射影响了我们个性的形成。
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重新质疑的时期；我们摒弃了所学的某些思想，反驳了某些被动接受的观点；在进行个人分析之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态度；我们有意识地摆脱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根源。
不过这种重新研究通常并未触及我们用来进行思考的工具本身。然而这些工具的形式对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却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大。例如数或者类的基本概念是与其全部的特性和处理程序一起被灌输进我们的头脑中的；词语的描述以及连接词语的语法规则被内化，因此不仅影响到我们谈论事情的说法，甚至还影响到我们看待事情的观点。这些工具很早就被吸收到我们的头脑之中而几乎未经过严格的审核。我们习惯性地使用它们，几乎不太留意这些工具令我们的思考所产生的小变化。它们的确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忘掉它们的使用条件，它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思想的可怕圈套。下面3个章节就是对这些工具的考证和审核。
第二章 数的圈套等级的圈套
数的圈套
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各种连绵起伏的感觉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头脑逐渐被锻炼得可以把这些感觉分类，用我们赋予物体的群、类等一些有限的概念，来代替我们所感知的对象的无穷无尽的变化。
这种活动大致以随机性的选择为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节重点阐述类别的圈套），自然地促使我们使用尤其是用“数”来描述每类物体的特点。在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感知里，“数”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它促使我们思考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否有些过头。 我们就是从数开始学习“科学”的，亦即学习一篇关于宇宙的最不精确严密的讲话。有了“数”，我们就拥有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工具，不仅可以排序，还可以毫不含糊地使用一些规则从其他的数中找到一个数。但是这种有效性里包含着一些我们必须警惕的圈套。
等级的圈套
所谓的“自然”数集合里面包含着一个与“更大或更小”问题相对的顺序，这个顺序就是我们所能设想到的一切顺序的参照数。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如何，给这些对象排序的唯一条件就是让全部的研究对象与全部的“数”相互对应（也就是说，我们给每个对象赋予一个数值，并且是唯一的数）。但是，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唯一的参数把我们掌握的所有对象的全部信息归纳概括之后，才能加以运用。当我只使用这样的一个摘要来描述相关对象的特征时，我能够合情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对象A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对象B？”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与这两个对象相关的数XA 和XB。因为，对数字而言，“大于或等于”的问题具有某种含义。
如果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些人或人的集合，那么就可以确立一种大于关系，条件是我们必须明确把数赋予人或人群的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出无限的分配方案。比如，使用已经确定的技术来测量每个人的体重P、身高T、年收入R和他的智商QI智商在法语中缩写为QI。——译注，然后赋予他一个根据这4种基本参数计算所得的数值X，数学家的计算公式如下：X=f（P；T；R；QI）；如果XA＞XB，那么A＞B。
很显然，这样的表达式极其危险，因为它有可能推导出一个对象之间的高低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在我们随机性地赋予研究对象一些数值时才真正存在。
当我们对这些对象的认识足够精确，精确到承认如果我们不依靠一个唯一的表达参数就再也无法描述其特征时，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将这些对象划分等级的能力。只要我们一考虑假定不能缩减为唯一数的两个参数时，那么由于选择函数的原因，高低优劣的问题就失去了一切含义。比方说，如果我们用收入和智商来描述一个人的特征，A、B两人的收入分别为RA和RB，智商分别是QIA和QIB，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唯一运算就是比较两人是否相等：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和智商同时相等，RA=RB，QIA= QIB，我们就可以列出A=B的表达式。 如果其中的某个等式并未得到验证，则A与B“不等”，A≠B，但是两者间不可能存在任何的高低关系。
当我们把一个数与另一数作比较时，不等关系就意味着一方高于另一方；当我们进行一些集合对比时，不等关系则只具有差异的意思。
这不是一篇伦理道德的辩护词，而是出于逻辑的需要。不考虑它就是违背常理，可惜我们的教育没有很好地提醒我们，使我们避免犯这种有违常理的错误。
这种最不容置辩的违反常理的典型范例与人和人各不相同的事实相关。从遗传学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成对基因的组合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遗传学上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的出现概率为零（同卵生的双生儿除外）。除了这个遗传差异之外，还有每个个体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各种差异。因此，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标准，两个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平等”。这个明显的事实导致大多数人，甚至那些常常被视为杰出人物的人，也得出某些人“优等”而其他人“劣等”的结论。
那些一味地从这些暗含错误的结论中简单推导出的关于人类种姓方面的“不平等就意味着等级”之类的蠢话不一而足。让我们在众说纷纭的各类言语中举其中的一例，这是弗朗西斯克·萨尔塞弗朗西斯克·萨尔塞（Francisque Sarcey，1827～1899），法国戏剧评论家。——译注于188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是一篇评论贝尔蒂永贝尔蒂永（A。 Bertillon，1821～1883），法国人口统计学家。——译注的著作《野人》的文章：“这些可怕的两足动物长着猴脸，跳跃走路，吃东西狼吞虎咽，发出含糊不清的叫声，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史前人类祖先的兄弟！…… 其中有几支更具天赋的种族……摆脱了这种原始的兽性，进行自我培养，锤炼高雅的气质……变成了文明人…… 他们是作为大猩猩近亲的原始澳大利亚人的远亲。其他的两足动物没有进化……因而它们始终不具备道德感和理性……它们是早已逝去的原始时期的最后见证人……所有这些原始部落终将消亡……被高等的人类所歼灭或自我毁灭……这不会是一件憾事。”
我们可以因这些话而发笑，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在现今的社会，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这一点很重要）这样的荒谬结论意味着什么。这位杰出的弗朗西斯克·萨尔塞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宽容温厚和慷慨大方而著称，如果有人事先告诉他不平等并非意味着优越性，他可能就不会犯如此可怕的错误了。
由数所设下的等级圈套可能会随着一种模糊但公认的信仰而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这就是：数代表着严密精确，它确保了推理的科学性。曾在巴黎医学院执教的勒内·马夏尔（René Martial）博士的著作《法国人种》的某些段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
十分关注如何就人种这个概念来提出严肃的生物学理论依据的马夏尔发现，最说明问题的对比不在于那些如肤色、颅骨形状等表面特征，而是在于民族的基因构成：是由于两个群体的各种基因的基因频率，而不是人的面貌，使其产生根本性的差别。这就是被广泛流传的一位非遗传学专业医生的卓越见解，他在当时就选择了这条研究领域广阔丰富的道路。可惜，当时除了用ABO血型来描述群体特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可用的资料。马夏尔发现，从一种血型到另一种血型，表型A 、B、AB和O的出现频率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的东部尤其是东南部，B型的人更多。他使用一种名为“血液的生物化学指数，I”的关系来描述一种血型的特征，其中fA即为A血型的出现频率：
I=fA＋fABfB＋fAB
这个指数有点奇怪，但是它的确能够区分那些“指数”高即A血型人多的群体与“指数”低即B血型人多的群体。作者罗列了许多数字，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指数I 的渐变，它最初只是一个价值标准的参考系数：法国人的指数为3。2，德国人为3。1（但是黑森林地区的德国人的指数达到了4。9，那里的居民属于“短头型的阿尔卑斯山人种”），波兰人的指数“只有”1。2，犹太人则是1。6，而黑人的指数只有0。9。作者用了很长一段篇幅的文字试图减弱波兰人的低指数所造成的坏印象：华沙市的学校里的学生的指数达到了1。6，“因此波兰人的指数比我们所能设想的更接近我们的指数。法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婚姻会孕育出很好的产品。然而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第三代有可能会恢复到波兰人的低指数，就像那些必然又恢复到黄种人指数的印度支那混血儿一样。因而存在报废品的可能性”。
我们不要执著于这些言论的不可思议的愚蠢之处。我们的目的在于揭示一个数是如何使这样一种武断的说法（“法国人高于犹太人，犹太人高于波兰人，而波兰人又高于黑人”）披上科学论证的外衣的。只需要设想这样一个指数，它的计算方法相当复杂，复杂到足以迷惑那些没有任何成见的人，然后把这个指数作为一个价值标准就行了。
由于法国人的“生物化学指数”确实高于波兰人，由此推演得出法国人高于波兰人是武断的结论。这个肯定命题假设由指数衡量一种价值，而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假设。如果诸如马夏尔之类的作者满足于以此来判断个体、血型或种群，那么这种结论并没有什么十分严重的后果。但是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优化”人种。
暗示性地让所有的好公民认为应该为增加本国的“生物化学指数”而努力，同时还做了一些数学演算的马夏尔指出，只需减少分母就能够增加指数。因此他建议：假如心理和公共卫生研究成功的话”，那么将从法兰西民族中“消除”那些B血型的个体，“只保留AB 血型的人”。
他准备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他还对法裔加拿大人感兴趣，认为他们是“精力充沛、健壮，但意志稍嫌软弱、批评思想过强的人种”，并且建议把“一定数量的法裔加拿大人家庭移植”到（也就是说使其血缘混杂于） 法国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新法国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环境中去。
这些胡言乱语不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它们又具有某种典型性。这些荒谬之词首先证明了种族主义胡话并不是包括纳粹分子在内的德国人的专利。这些胡言乱语更表明一篇点缀着少数数学术语的演说，能够极为容易地说服那些没有思想准备或没有时间剥开这层虚伪假象的读者们。
以马夏尔博士为例，我们能够想像到他自己也上了这个伪装的当，在最近发生的某些我们应当提及的类似情况里，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善意。某年夏天，一种被称为“新右倾”的政治派别从媒体的关注中受益。这个派别的目标之一就是与“盲信平均主义”作斗争。从人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显著的多样性出发，这个新右倾政党的思想家们宣称“不平等是个事实”（作者为德·伯努瓦［A。de Benoist］，文章登载于1977年11月19日的《费加罗报》）以及必须对人类社会中的“下等人”和“上等人”加以区分（作者是路易·鲍维尔斯［Louis Pauwels］，登载于1980年3月15日的《费加罗杂志》）。
与弗朗西斯克·萨尔塞的时代有所不同，问题不再是“文明人种”与“未开化人种”之间的对立，而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来对比那些合群的人和被排斥者。
他们声称世代相传的社会等级制度是正常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论证这种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此类荒唐的言论是由一位加利福尼亚商人格莱海姆（M。 Graham）提出的，他于1979年初创建了一家精子银行，银行里的精子均由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供。那些被问及此事的遗传学家们一致表示，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极其荒谬可笑。新右倾主义者却把它视为改良人种的惊人尝试（见《费加罗杂志》，1980年3月8日）。
然而，这样一种观念的散布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素材（因为，除了像那位用词“高雅”的路易·鲍维尔斯那样，除了承认我们人类的种族中存在着低等群体和高等群体之外，种族主义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种族主义观念在日渐普及，种族主义者们公开表态，进而发展到犯下令人发指的谋杀罪行。于是，人们总是听到一些作者在声称他们从未发表过人与人之间的天赋等级之类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