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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默然良久，方沉重言道：“朕万万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叫花子闹事，后头还有这么悲惨的故事。元辅，听那两个叫花子的口气，好像是官府逼得他们离乡背井，这话是否属实？”
张居正听出朱翊钧的弦外之音，似乎叫花子事件与朝廷推行的税政有关，立刻辩解道：
“皇上，臣执意在全国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其意一是为朝廷理财；二是惩抑豪强保护小民。我张居正务求国家富强，但决不横征暴敛，为朝廷揽取额外之财。地方官吏为朝廷征收赋税，是依法行事，谁也没有让他们鱼肉百姓盘剥小民！”
“张先生说的是。”冯保眼见张居正咄咄逼人的架式，让朱翊钧有些难堪，便插话说，“不过，官府收税，只要没有额外征收，也没错到那里：”
“老公公此言差矣。”张居正得理不饶人，又驳斥冯保道，“农户颗粒无收，官吏凭什么还要征收赋税？”
“不征收怎么办？朝廷额有所定呀。”
“额有所定不假，但逢天灾人祸，地方官吏应及时向朝廷奏实，请求蠲免租赋。”
“元辅所言极是。”朱翊钧霍然醒悟，言道，“两年来，从不见真定、大名等府的官员有折子上来，奏明灾事。”
“这就是症结所在。”张居正义正辞严，“底下的百姓，见不着皇上：官吏催收赋税，对他们如狼似虎，他们还以为这是朝廷的主张，许多怨气无法排泄，就会自然而然迁怒于皇上。古人讲‘官逼民反’，就是这么个理儿。载舟之水可以覆舟，此中蕴含的道理，还望皇上三思。”
“元辅不用再说，朕明白了厉害。”朱翊钧终于悟出了张居正抱病进宫的良苦用心，感动地说，“地方官隐瞒灾情不报，是怕误了政绩。考成法有明文规定，地方官若催收赋税不力，有司必纠察弹劾。因此，这些官员为了应付考成法，保自家前程，便全然置老百姓的死活而不顾。这里头的情由，于法可商，于理难容。元辅，您说，眼下该如何处置这件事？”
张居正听出皇上既同意他的剖析，又有所顾忌，但他今天已没有精力来谈论这一问题，只就事论事答道：“昨夜由于调了京营的一千兵士前往镇压，局势才控制住，但如今聚留京城的乞丐流民，少说也有好几万人。这些人并不是成心闹事，只是想有口饭吃，对他们施加武力，终是失道之举。臣建议不要强行驱赶他们，先在城里头多开几处粥厂赈济，使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然后立即张榜告示，减免京畿受灾数府两年的赋税钱粮，已经强行征收的，一律退回。另外，紧急敕谕户部，调运通州仓存贮的漕粮，解往以上州府赈济抚恤。”
张居正说出早已想好的主意，朱翊钧点头称是。回道：“朕立即下旨各有司衙门，按元辅说的办。另外，为了体现朕爱民之意，朕也从内廷供用库中拨出十万两银子，作为赈济之用。”
朱翊钧如此大方，竞要拿出私房钱来救抚灾民，这一点令张居正大为感动。他枯涩的眼窝里不禁溢出热泪，哽咽言道：
“皇上，灾民们一旦知道您的慷慨之举，他们一定会奔走相告，山呼万岁了。”
“元辅，你曾多次传授牧民之术给朕，让朕明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还让朕知晓君轻民重的驭国之方，如今正好用得着。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度过灾难，朕少花十万两银子又算什么！”
在冯保听来，朱翊钧这一番表白好像是为了讨好张居正。他知道朱翊钧始终对张居正存有几分忌惮，两人一起议论朝政决断大事，朱翊钧尽管有时候心里不服，表面上却言听计从。但今天的话，倒叫冯保真假难分。说是真，他昨儿个还为供用库用银不足大发牢骚，如何今儿个脑子一热，又拿出十万两银子赈济灾民？说是假，皇上这副认真的神态又让你瞧不出一点破绽。揣摩再三，冯保也不知朱翊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有一点他可以断定，一旦这十万两银子从内廷供用库划出，皇上肯定又会磨缠着要他想办法补回这笔开销。想着与其日后自己独吞一斗黄连水，倒不如现在就在这里把话挑明，拖着张居正一起设法填补亏空，于是言道：
“皇上体恤灾民，要拿私房钱来赈济，这是天大的恩德。咱们当奴才的，作臣子的，真是为天下苍生感到高兴。但是，皇上自去年下旨关闭了十七座矿山之后，供用库的银子进项就少了差不多一半，许多开支都应付不了。现在又一下拿出来十万两，这个大窟窿怎么填呀。”
朱翊钧一听这话，心下高兴，嘴里却说：“大伴，今儿个不说这些。”
“是是，老奴不该多嘴，”冯保将手上拿着的茶杯往茶几上轻轻一搁，朝张居正歉意一笑，说道，“张先生，咱们还得想办法，让供用库多少增加一点收入。”
张居正等于被冯保将了一军，只得顺题儿答道：“这个是应该的：”
冯保接着说：“听说皇上想从云南买铜铸钱，户部右侍郎钱普上折奏说不可。”
“实有其事。”张居正答道，“钱普曾就此事前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此事关系朝廷钱法，万不可轻启炉火。”
“钱普是这么说的。”朱翊钧对铸钱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此时趁机发牢骚，“朕虽然准钱普所奏，停止购铜，但仍觉得，钱普是小题大作。”
张居正说了这半日的话，早已坐不住了，他很想就着椅背躺一躺，但又怕失了人臣之礼，故犟着挺直腰板，忍着愈来愈烈的疼痛问道：
“不知皇上为何有这种想法？”
朱翊钧嘴一噘，咕哝道：“朕只是想铸些铜钱，以作宫里赏赐之用，怎的就坏了钱法？“张居正用两手撑着身子，以便能让屁股透气，减少大便口的疼痛，他艰难回答道：
“天下钱数流通者，分金、银、铜钱三种。银少，金更少，市面交易，多以铜钱为主。但铜钱究竟铸多少为宜，由户部宝钱局专职其事。铜钱与银锭的比价，视铜钱多寡而论。若铜钱铸得太多，则鄙薄不值。国朝以来，凡朝廷严循钱法时，则物价便宜，反之则腾贵。如永乐皇帝享祚时，五吊铜钱值一两银子，一吊钱可买五只鸡，或一担谷米。到了英宗朝代，由于铸钱太多，铜钞贬值，一吊钱只能买一只鸡。银子价值不变，依然是一两银子买五担谷米，但买一担谷米的铜钞却由一吊涨到五吊。如此一比较，等于是二十五吊铜钱才值一两银子，无形之中，铜钞贬值了五倍。这样一来，最吃亏的是市民百姓和靠俸禄吃饭的文武官员。老百姓手中，很少有银两，日常买进卖出，使用的都是铜钱。官员们的俸禄，素来分本色俸与折色俸两种。本色俸是谷米，折色俸分银与铜两种，比例是三分银，七分铜。铜钞一贬值，官员们一个个苦不堪言，往常能买一只鸡的钱，如今只买得回一把小葱。如此一来，俸禄低薄的中下层官员，还有更多的无品秩可言的掾吏，不要说过有酒有肉的好日子，就是只求菜饭一饱，也得精打细算。所以说，钱法实乃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皇上作为一国之君，务必带头遵守。”
“元辅讲的这番道理，朕也懂得。但朕虑着两万斤铜铸不了几个钱，还不至于引起铜钞贬值。”
朱翊钧显然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故说出的话含有几分赌气。张居正本想耐心讲一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防微杜渐的道理，怎奈身子再也坚持不住，两手一松，竞一摊泥似的瘫倒在椅子上。朱翊钧与冯保两人，顿时都大惊失色。看到师相瘦削的前额上虚汗涔涔而下，朱翊钧惊恐地喊了一声：
“元辅！”
张居正意识清醒，他还想顽强地撑持起来，怎奈周身疲软如棉花，他动了动眼皮，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冯保忙伸头朝门外大喊一声：
“太医！”
随张居正一同入宫的太医在隔壁房子里候着，听得叫喊，慌忙跑进恭默室，也不及向皇上行礼，就手忙脚乱地对脸色煞白的张居正进行施救。
这当儿，冯保把六神无主的朱翊钧请出恭默室，护送回了乾清宫。
当天下午，午膳过后稍事休息，朱翊钧刚到西暖阁坐定，正说派人前往张居正家中探视，忽见慈宁宫随堂太监进来传话，说是太后娘娘请皇上过去叙叙话儿，朱翊钧不敢怠慢，忙撇下手头事情，乘了肩舆来到慈宁宫。
自搬出乾清宫后，李太后的日子越过越清闲，每天就靠抄经念佛听曲看戏打发时光。表面上看，她是悠悠度日万事不关心，其实，皇上的一举一动都还在她的监控之中，在冯保的安排下，满大内到处都有她的耳报神。经过万历六年的曲流馆事件，差一点被废掉的朱翊钧虽然始终记着恨，却是再也不敢胡来，至少在李太后面前保持谨慎不做越格的事，即便这般谨慎，只要李太后一说见他，他仍然会忐忑不安，习惯地将自己近日来的所作所为检视一遍，生怕有什么犯头。
却说朱翊钧走进慈宁宫，李太后已在花厅里候着他了。阳春三月阳光融和，李太后早脱了冬装，穿了一件薄薄的玉白色夹丝长裙，外头披着一袭兜罗绒的宽幅霞帔，头上也没有戴繁杂的金件玉饰，只是在高挽着的苏样发髻上，斜斜地插了一支翡翠闹蛾儿。这副打扮让人感到亲切，朱翊钧见了心下一宽，知道母后今儿个心情甚好，当不会有什么“兴师问罪”的事发生。果然，当他向母后请安后刚一坐下，李太后就笑着说：
“钧儿，看你这身衣服怎么穿的？龙袍下摆都打皱了，你身边的那些牌子，是怎么料理的？”
朱翊钧勾头一看身上的龙袍果然有几道乱绉，便道：“午膳后，咱打了个迷盹，许是压绉了。”
“这种事儿要注意，当皇上的，最要讲体面。”李太后说着，又问，“听说上午你在恭默室会见了张先生？”
“是的，是张先生紧急求见。”
“他的病有好转吗？”
“哪里有好转，上午又闹了一次险。”
朱翊钧说着，就把上午会见的情况大致作了禀告，李太后听罢喟然一叹，言道：
“当年诸葛亮辅佐蜀国幼主，说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成为宰相中的千古楷模，咱看张先生这份忧患之心，当是诸葛亮再世。”
“母后说的是。离开恭默室后，儿当即下旨，彻查京畿各府灾情，凡隐匿不报的官员，一律严惩。”
“你这样做，京畿的老百姓就会说你是一个好皇帝，张先生也会为你感到高兴，”李太后说着眉头一蹙，又忧虑地说，“张先生的病总不见好转，这不是好事儿。”
看到母后对张居正的病情表现得过于关切，朱翊钧心里感到别扭。对张居正，他的感情一直很矛盾，治国政务他离不开这位师相，没有张居正替他排忧解难，多少揪心事还不把他压得趴下？但他又嫌张居正对他钳制太多，头上总有一道紧箍咒儿，让他轻松不了。因此，对张居正患病，他是既怕他死了，又怕他活过来，这份心情，他一丝儿也不敢在母后面前表露。此时，他只得顺着母后的意思说道：
“张先生积劳成疾，依儿来看，一时难得痊愈。”
“他究竟是什么病？”
“据冯公公说，太医告诉他，说张先生是痔疮，小肠子从大便口掉出一截，缩不回去。”
“这种病，当不致有生命之虞吧。”
“难说，”朱翊钧故意装得沉重，“张先生为病情折磨，吃不能吃，睡不能睡，每日还得为国事操劳，纵是铜铸铁打的人，也经不住这样折磨。”
“是啊，你要经常派人前往问候。”
“儿天天都派人去，”朱翊钧一副惟命是听的样子，忽然又漫不经心补了一句，“听说张先生有卸职之意。”
“是吗？”李太后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问道。“他已经递折子了？”
“没有，他向冯公公表示过。”
“不能让他卸职，朝廷少不得他。”
“可是，他病得这么重，像昨夜叫化子闹事，他抱病处理，彻夜不眠，今天在恭默室，他疼得差一点昏死，儿见了，的确于心不忍。”
“唉，为何好人都不……”李太后本想说“好人都不长寿”，想想这话不吉利，又咽下了，改口说，“只要张先生活着一天，这宰辅就不能换人。”
“儿记住母后的话。”朱翊钧经此试探，探清了母后的心思，便道，“想想也是，张先生这一病，多少人又生了妄想，觊觎首辅的位子。”
“眼下大臣中，谁有这个能力？”李太后嘴一瘪，不屑地说，“麻雀儿生鹅蛋，能成吗？”
一句俏皮话逗得朱翊钧一乐，也凑趣儿言道：“大臣中，多数人都是小气相。”
说到这里，母子二人都会心地笑起来。这时李太后吩咐侍女送来一些茶点。吃过后，李太后命在花厅里服务的内侍都尽行退下，然后对朱翊钧说：
“钧儿，方才说张先生的事，只是顺便提及。其实，今天找你来，为娘的另有一件事要问你。”
朱翊钧本以为正事已经谈毕，正准备闲聊几句告辞，听母后这么一说，他一颗心顿时又提到嗓子眼上，深吸了一口气，紧张地问：
“不知母后要问何事？”
“皇后住在坤宁宫，你多久没去了？”
“大概有……三天吧。”朱翊钧脸红红地支吾道。
“三天，三个三天都不止吧。”李太后盯着儿子，嗔道，“小俩口成婚都三年多了，为娘的想抱个孙子都抱不成。你那正宫皇后有啥不好的，你偏要闹别扭，不肯和她亲热。”
朱翊钧不喜欢王皇后，这在宫里头早已不是秘密。李太后始终袒护着王皇后，也曾将小两口叫到慈庆宫调解多回，朱翊钧明里唯唯诺诺谨遵母命，回到乾清官还是我行我素，不肯与王皇后同房，李太后也拿他没有办法。这会儿李太后又提起这档子事，朱翊钧硬着头皮回答：
“皇后性情太冷。”
“你那副样子，叫她想热也热不起来。”李太后驳了儿子一句，又问，“今儿个你对娘说实话，是不是另外有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