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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与洲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立（这以孟德斯鸠的著作最为典型）尚需一段时间。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会是西方人可以皈依的最大组织。直至1415世纪，才出现了欧洲与基督教相互认同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14世纪时欧洲与基督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于共同扩张的阶段。在欧洲本身，到1386年立陶宛信奉基督教时，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几乎整个欧洲。与此同时，蒙古游牧部落对俄罗斯的控制也已减弱，剩下需要夺回的就只有西班牙地区由伊斯兰教摩尔人建立的格拉纳达小王国了，一个世纪后基督教武装力量消除了摩尔人在这里的势力范围。这时，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基督教会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小亚细亚地区，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推进，基督教势力受到削弱；在非洲，基督教势力在残暴的埃及马穆鲁克势力面前退缩；在更远的亚洲地区，基督教会正在不断分裂，并同西方的基督教中枢机构相互隔绝，尤其是在蒙古势力的衰败之后，这意味着能够横越广袤的亚洲大陆进行旅行的短暂时期已经结束。因此，当庇护二世（他于公元1458年成为罗马教皇）把“欧洲”一词当作“基督教”的同义语时，人们已并不感到惊讶了。
这种认同关系一经建立，那就用不了很长时间便出现这样一种主张，即把欧洲作为世俗的政治统一体来取代把基督教会作为实现统一的力量的旧观念。教皇的权力正逐渐被各国世俗政府的行动所限制，同时也被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各成员国想在发展其本国实力和民族觉悟时建立起本民族国家教会的动力所限制。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由于公元1387—1417年间一系列的教会大分裂事件此时天主教会分裂成罗马与阿维尼翁两处教皇并立的局面。而加快了。当然，基督教会这种可悲的状态后来引发了新教运动。作为整体存在的教会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了，也不再具有丝毫团结的外表。这时最主要的事实是，强有力的经济关系把欧洲联结在一起，而且各国政治机构的相似、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语言上的近似，促成了一种初步的、现成的团结，而这种情况可以再次同亚洲进行随意的比较。
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对比看来可以包含若干不同的部分。这两个洲之间在不同方面似乎都有完全鲜明的对比。欧洲的自由与亚洲的奴役处于对立的两极。对于公元前5世纪时面临波斯统治威胁的希腊人来说，这是确实的。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孟德斯鸠也是对的。孔多塞对希腊人与东方人作了一个类似的比较。他写道：“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立法情况特别是把希腊的审判形式和法规同东方一些民族现有的审判形式和法规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后者的法律是一种枷锁，在这种法律下人们就被束缚在奴役劳动中；而前者的法律却是人与人之间公约的先决条件。”黑格尔也认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这一对比至关重要。西方的思想家普遍强调这一点，他们把历史进程想象为人类自由的发展过程，这已成为西方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历史记录了欧洲的渺小面对亚洲的硕大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例，如，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和他的三百名战士面临的是波斯王薛西斯统率的巨大军团；或者来自小小的城市国家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出现在大汗的宫廷，大汗的领地比以往或后来的任何一位君主的领土都要大得多。这样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欧洲人的意识中。
东是东，西是西东是东，西是西（三）
第三，硕大与缓慢、笨重相随，而渺小则与敏捷、麻利为伴。人是如此，而地理上的洲似乎也是如此，具体说来就是面积狭小的欧洲似乎比幅员辽阔的亚洲产生了更大的活力。这又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对比提供了一幅未加修饰的然而是实在的形象。这一形象也得到了关于为什么欧洲进步而亚洲停滞的一些合乎情理的论点的配合。
第四，沿海的欧洲与内陆的亚洲之间似乎也有强烈的对比。这一点以古代的海洋国家希腊与陆地大国波斯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到了中世纪，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国家同蒙古的巨大内陆帝国之间的对比也颇有代表性。正是这种对比，使黑格尔解释中国的一成不变状态是由于她没有“充分利用海洋所提供的文明元素”。这就使人容易忘记早年到中国访问的人所看到的内陆水道上大量的船只以及中国在明朝时期所进行的远达非洲东海岸的卓越的远程航行。尽管有了中国在水域方面的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航行技术的证据，欧洲人仍然常常以为航海方面的技术是他们自己传统中所特有的。
最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宗教是区别欧洲与亚洲的另一个尺度。尽管这两个洲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全面完整的对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对比事实上是非常粗浅的，就像我们在政治上使用“右的”和“左的”，或把当今世界分为“西方”和“东方”的那些模糊词汇一样，照道理来说，倒是应该把古巴划在“东方”，而把日本划到“西方”的。
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观点看待这种对立，那么，乍一看，似乎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同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其他教的亚洲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企图把洲的界线同宗教势力范围的界线相统一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基督教是作为亚洲地区的宗教开始发展的，而现已成为一个遍及各大洲的世界范围的宗教了。同样，伊斯兰教传播的范围比人们通常所知道的要广阔得多；并且除了它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前哨基地以外，它的影响居然达到了非洲的西海岸，它还通过对北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在摩尔人征服西班牙时成功地把势力渗入到欧洲去。对于东正教会来说，这种洲与洲之间的区别与它当然毫不相干。它最古老的主教管辖区是在亚历山大（非洲）、安蒂奥克（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亚洲）以及君士坦丁堡，后者在欧洲和亚洲最边缘的地区享有优先权；而九个主教管辖区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莫斯科，其教民与教会设施遍布欧亚大陆，从列宁格勒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
从语言和文化上看，在洲与洲的边缘地区没有明显的断裂层。的确，从“亚洲”与“欧洲”两个词最初开始使用时就根本不存在这种分隔。古希腊世界并不以爱琴海为界。相反，爱琴海是联结古希腊（Hellas）与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半岛建立的城邦及其沿海岛屿的水路通道。这些沿海城邦和岛屿并非无足轻重的旁系分支领地，而是那些有钱的商人和冒险的殖民地开拓者的家园，他们在知识和艺术方面的成就那时就已领先于我们现在所能知晓的希腊本土的文化，即我们听到的主要是雅典方面的故事。希腊诗人萨福萨福（约公元前612—？），古希腊女诗人，著有抒情诗九卷，哀歌一卷，现仅存片断。和阿尔凯奥斯阿尔凯奥斯（前620？—前580？），古希腊抒情诗人，作品有颂歌、饮酒歌、情歌和政治诗等，现仅存残篇片断。首创四行诗。以他们的诗篇而使莱斯沃斯岛在早年声名远扬；古希腊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泰勒斯泰勒斯（前624？—前546？），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米利都学派创始人，古希腊七贤之一，认为水为万物的本原，相传曾准确地预测到公元前585年的一次日蚀。来自米利都。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前549？—前5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之一，认为“火”乃万物本原，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来自小亚细亚的以弗所，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来自哈利卡纳苏斯。但是爱琴海东岸的这些城邦仅仅是处于异国人统治下的辽阔大陆上的一个立足点，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些城邦就被迫先是归顺富有而野心勃勃的吕底亚古国国王克罗伊斯，接着不久又归顺征服并吞并了吕底亚古国的波斯人。正是这一历史事态标出了欧亚两洲之间的分界线，也使属于自由欧洲的希腊人有理由藐视爱琴海彼岸的被奴役的弟兄们。这就加深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对比差别，使它包含的意义不是纯地理上的分割，尽管这种分割是造成欧亚对比的一个根本原因。
同样，在政治上人们也常常认为欧洲与亚洲有着鲜明的对比，因为难道欧洲的自由不正好与亚洲的奴性相对照吗？难道欧洲不是民主的摇篮，而亚洲只产生专制暴政吗？可是人们也太容易忘掉我们的大陆（欧洲）同样产生过多种不同形式的独裁，从古希腊的僭主政治到纳粹德国的独裁统治。认为文明的不朽价值只是同欧洲尤其西欧相联系，那简直就是无视东方文明的伟大功绩，这些东方文明并非没有它们自己的政治智慧的烙印，正如中国的皇帝官僚政治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再回到对文明的看法，它是在一条线路上发展过来的，经过早期的幼发拉底河文明和尼罗河文明，经过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直到现代的全世界工业文明，每个时代都各自对人类总的成就作出了贡献。如果我们在增加了对其他文明的了解时却仍死抱住这种信念，那原因就只能是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体系面临着威胁，为了自卫才过分强调自己的价值观。
东是东，西是西东是东，西是西（四）
我们还死抓住这种信念不放，即由于欧洲人或西方人在机械方面的发明才能，所以他比地球其他地区的兄弟更杰出。汤因比可以写出“机械方面的嗜好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就像艺术方面的嗜好是希腊文明的特征，宗教方面的嗜好是印度文明的特征一样”之类的话。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许多重大的基本的机械发明是中国人做出来的，那么中国人同样有理由宣称他们自己的文明具有机械方面的嗜好。所不同的只在于欧洲社会的性质使西方人能够比中国人在更大程度上利用这些发明。
那么，难道只是这种利用科技发明的本领所导致的经济进步和工业化，就可以把亚洲从欧洲区分开，把东方从西方区分开吗？这也不尽然。因为尽管社会快速发展的种子已播种在西欧，然而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依然是贫穷的农民村社的大本营，人们原本以为这种贫穷的农民村社是东方和世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典型特点。富与贫、发达和不发达，并不是以洲的界线为界线的。甚至在富有的北美洲内也有贫穷地区，而且不只是在黑人聚居区内。
如果不是由于那些思想家严肃地企图用那些基础不牢靠的理论来解释或进一步阐明亚洲社会的特性的话，那么我在这里列举这一大堆明显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欧亚对立的说法是彻头彻尾骗人的，毫无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就是在浪费时间。在上一章中我们还看到有些作者把中国的一成不变状态归咎于经济原因。有人还提出了类似的见解，想要解答更大范围关于亚细亚社会总特性的问题。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是这样描述亚洲社会的：
这些国家的政府，尽管由于个人特点等偶然因素而表现在政府的才能上有程度的不同，留给耕种者的除了仅仅的必需品外，难得有更多的东西，而且常常把它们搜刮得一无所有，以致于政府在掠夺了耕种者的所有财富之后，又不得不把其中一部分再借回给那些被掠夺的人，以便向他们提供种子，让他们维持生计到下一个收获季节来临。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尽管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政府通过任何一种对百姓来说还过得去的安排，从广大民众身上即便收取少量的贡奉，也足能显示出与社会总的情况不成比例的财富来。因而长期以来给人形成一种东方国家拥有巨大财富的印象，对这种印象欧洲人也只是在最近才纠正过来。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有影响的巨著《国富论》一书中（埃德蒙•；伯克曾把该书誉为“从其终极结果来看……也许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早就叙述过关于中国的情势，这种叙述显然为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亚洲社会经济衰弱的观点打下了基础。他注意到当时（18世纪）对中国耕作、工业和人口稠密情况的一些描述几乎都是马可•；波罗（13世纪）用过的相同的措辞。她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国家，也许远在那位威尼斯游客访问中国之前早就“获得了她的法律和制度允许她取得的充足的财富”。正如穆勒所写有关亚细亚社会的情况，亚当•；斯密把中国的富有同她的劳动者的贫困加以对照。他写道：“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世界上最富饶、最有修养、最勤劳的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又大大超过了欧洲最穷国家的下层人民。”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没有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太多的劳动者来争夺太少的工作岗位，结果他们的工资也必定是最少的。亚当•；斯密认为中国忽视对外贸易是愚蠢的，因为对外贸易能刺激经济，并改善穷人的境况。
有一位非常关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从1850年直到1883年去世，他一直把英国当作家乡。主要由于受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思考一种“亚细亚类型”或“东方类型”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以他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性，以与“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相对照。亚细亚社会的一个特征曾由古典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理查德•；琼斯（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牧师。毕业于剑桥大学，入英国圣公会作副牧师。治学方法侧重研究与归纳，发表过《论财富分配》论文，批判研究工作中的演绎推论法。因其强调历史和事实研究，被视为英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与马尔萨斯一道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