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一个朋友就是和我打桌球那天夜里死的，所以记得很确切。”
“那以后就不再打了？”
“不，倒也不全是为这个，”我沉吟一下答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失去了打桌球的机会——就这么回事。”
“朋友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
她又击了几球。她察看球路时的眼神分外专注，击球时的用力也均匀无误。她把梳理得恰到好处的秀发一转挽到脑后，光亮亮地闪出金耳环，一双船形鞋准确地站定位置，修长的纤纤玉指按住球台毡垫，而后将球一击而出——看到她这副神情举止，令人觉得在这不无脏污之感的桌球室里，惟独她所在的位置俨然成了华贵的社交场所的一角。和她单独在一起还是初次，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可贵的享受。只消和她在一起，我就恍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拽上了更高一级阶梯。三局结束的时候——当然她是三连胜——我手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们便到此为止。
“原谅我，本不该拉你打什么桌球。”初美十分歉然。
“没关系，不是大不了的伤，再说又开心得很。”
临走时，一位桌球室主人模样的瘦瘦的中年妇女对初美说：“小姐，训练有素啊！”初美妩媚地一笑，道了声“谢谢”，随即付了账。
“痛？”出门后初美问道。
“不怎么痛的。”我说。
“伤口裂开了吧？”
“不要紧。或许。”
“肯定的。到我那儿去，看看伤口，给你换条绷带。”初美说，“我那里绷带和消毒药都是现成的。不远就是。”
我说不怕，用不着那么担心。但她坚持说一定要看看伤口裂开没有。
“或者说讨厌和我在一起？恨不得马上返回自己宿舍不成？”初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哪里。”
“那就别客气，去一趟就是。走路很快就到。”
从涩谷到惠比寺初美住的公寓，走路花了１５分钟。公寓虽说算不上豪华，但也相当气派，既有小型楼厅，又有电梯。一室一厅的房子，厨房有张餐桌，初美叫我在桌旁坐下，她去隔壁换衣服。出来时，身穿一件有“普林斯顿大学城”字样的带风帽的上衣和一条棉布裤，金耳环也不见了。不知她从哪里拿出一个急救箱，放在桌上，解开绷带，确认伤口并未裂开后，大致消了消毒，用新绷带重新缠好。这一切做得非常利落。
“你怎么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这么漂亮呢？”我问。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护士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俱乐部课余活动小组里低年级女生们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蛮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遵命。”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脸上非常适合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头脑更为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３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自己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自己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任何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话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怎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蛞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是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在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切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情景。
回到宿舍，已经１１点半了。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次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上，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得得，明天又是星期天。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天。再过两个星期天，我将满２０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
星期天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伏在桌上给直子与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边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旅馆似的凉意浸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上还残留着樟脑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附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太阳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匹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团团围着花坛粗声大气逐个嗅着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不可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每当提笔的右手开始作痛，便茫然地打量着院子里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却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最后一个球的情景。那其实是个需要反弹的相当难的球，我没想到他竟然一举成功。然而大概是一种巧合吧，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毡垫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而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时，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同样有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已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１７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即将满２０岁，我同木月在１６岁和１７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感受、我想要表达的，你是会充分理解的。而且能理解此事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思考你的问题。今天在下雨，下雨的周日多少使我有些惶惶然。因为下雨不能洗衣服，自然也不能熨衣服。既不能散步，又不能在天台上东倒西歪。只好坐在桌前，一边用自动反复唱机周而复始地听《温柔的蓝》，一边百无聊赖地观望院子的雨中景致。以前我也写过，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因此信也就写得很长很长。不再写了，这就去食堂吃午饭。再见。
第9章
第二天是周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来，已经过去十天了。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抱歉的事。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时，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不成？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呐！”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啦！”
※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涨鼓鼓的。一看表，已是６点１５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号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的６点１５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６点１８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了。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
“上野车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爵士酒吧时，绿子早已坐在餐台最尽头处自斟自饮。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喝什么？”我问。
“鸡尾酒。”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威士忌苏打水，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是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燃火：“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都习已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把事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饭，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遗物，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他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