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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不断推进，随着我国现代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随着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事业的日益深入，人们的待死态度以及对死亡学或生死学这门学问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书的经历即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见证。且不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人们往往把对死亡问题的思考视为“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即使在作者刚刚写作本书的20世纪80年代，相当一部分人也依然把“死亡问题”当做一个“怪异”问题来看待。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死亡的著作在我国已出版了几十种了。至于本书的获奖也明显不过地表明：死亡问题业已成为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话题或论域了。相信随着我国“三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死亡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化界、医疗卫生界及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生死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其前程是无量的。
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在这里，我要再次向那些在我写作和出版《死亡哲学》时曾给我以鼓舞和支持的人们表示感谢。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恩师陈修斋先生、萧父先生和杨祖陶先生。陈修斋先生和萧父先生不仅认真审阅了本书的提纲和书稿，而且还为该书写了一篇意境深远、情真意切的长序。杨祖陶先生在极其繁忙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毅然拨冗为本书写了一篇洋溢着“理性激情”的书评（该书评刊登在《社科信息》1992年第6期上，其标题为《〈死亡哲学〉：一部颇具特色的补白之作》）。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刘冠军先生以极大的热情高质量编辑出版了该书。对于我国近十多年悄然兴起的生死学学科来说，他们无疑是先知先觉者。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周雁翎、江凌先生和闫春玲女士。因为倘若没有周雁翎先生的督促，我的有关写作计划，特别是《西方死亡哲学》和《中国死亡哲学》的写作计划，是不可能在搁置了多年之后，又被如此快地提上日程的。倘若没有江凌先生、闫春玲女士的认真工作，该书稿是不可能如此高质量地出版的。
段德智2006年3月20日于武昌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