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26宋明理学大师从佛道宗教哲学中剥离出来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完全思辨的内容”，这是宋明儒家死亡哲学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先秦儒家死亡哲学“就事论理”的局限而取“就理论理”形式的一项最重要的助因。至于现代新儒家（如冯友兰、贺麟等）的死亡哲学之所以能取更为思辨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思潮的影响。
中国儒家死亡哲学有一个同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大体同步的演进过程，不只从几千年的中国儒家死亡哲学的整体看是如此，即使从一个时期的中国儒家死亡哲学的发展看也是如此。例如，就先秦儒家死亡哲学而言，孔子强调“杀身成仁”，比较注重从个人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来规定死亡的意义和价值，比较注重死亡的社会性；孟子强调“舍生取义”，比较注重生存主体的自由选择，比较注重死亡的个体性；而荀子则比较注重从“礼”的观点来审视死亡，断言“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因此，他的死亡哲学思想便呈现出既不同于孔子也不同于孟子的形态。
由此看来，死亡哲学的意涵确实极其丰富，从其层面结构看，死亡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哲学这门科学，它不仅有人生观或价值观的意义层面，而且还有世界观的或本体论的意义层面；而从其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看，死亡哲学又是一个基于内在矛盾的、与人类社会和哲学发展大体同步的、包含诸多阶段于自身之内的、连续不断的前进上升运动。它永远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这些就构成了我们的死亡哲学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死亡哲学。
死亡哲学的历史演进
2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演进
既然如上所述，西方死亡哲学是死亡哲学的一个“下位概念”，既然我们在上节里已经初步地考察了“死亡哲学”概念，那么，我们现在就有可能具体深入地考察西方死亡哲学概念了。在下面两节里，我们将依次对西方死亡哲学作一扼要的“动态”的和“静态”的考察，以揭示其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的一般特征。
首先，从动态方面看，西方死亡哲学作为死亡哲学的一个形态，是一个基于内在矛盾的、与西方社会和西方哲学发展大体同步的、包含着诸多阶段于自身之内的连续不断的前进上升过程，一个永远而向未来的“在发展中的系统”。具体地说，它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西方死亡哲学是一包含诸阶段于自身内的发展进程
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其首要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与西方社会和哲学发展大体同步的包含诸多阶段于自身内的发展进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西方死亡哲学的每一历史形态都是它所在时代的产物。因此，随着西方社会由奴隶制向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西方死亡哲学也相应地呈现出“死亡的诧异”、“死亡的渴望”、“死亡的漠视”和“死亡的直面”四个具有质的差异性的阶段。
“死亡的诧异”是西方死亡哲学发展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西方人用自然的眼光审视死亡和死亡本性，侧重于讨论死亡的本性问题（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灵魂的可毁灭性与不可毁灭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等）。哲学始自诧异，正是从对死亡及其本性的诧异、怀疑和震惊中产生出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并为后世的死亡哲学作了必要的铺垫。
继之而来的是西方死亡哲学的“死亡的渴望”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西方人不再用自然的眼光而是用宗教的或神的眼光看待死亡，把死亡看做是人实现“永生”、回归到神中的必要途径，因而把对死后天国生活的渴望转嫁到对死亡的渴望上。这一阶段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厌恶生存，热恋死亡”，它的基本逻辑程式是“若不能死，便不能生（永生）”，其基本信念是“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原罪而都是有死的——引者注），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基督以自己的死为众人赎了罪——引者注）”新约·哥林多前书，15：22。
西方死亡哲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死亡的漠视”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西方人不再用神的眼光而是开始用人的眼光看待死亡，视“热恋生存，厌恶死亡”为人的天性，断言“自由人的智慧不是默思死而是默思生”（斯宾诺莎语）。但是人们却往往用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即机械主义）的思维模式来看待生死关系，许多哲学家把死亡看做与人生毫无关系的自然事件，因而对死亡采取极端漠视的态度。“我的生死计划如下：毕生直到最后一息都是一个耽于声色口腹之乐的伊壁鸠鲁主义者；但是到了濒临死亡的瞬间，则成为一个坚定的禁欲主义者。”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的这句十分机智颇有点诙谐的话典型不过地表达了近代西方人的生死观。
随后到来的是西方死亡哲学的“死亡的直面”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们一改近代人对死亡所取的漠视态度，重又把死亡当做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提了出来，其中虽说有几分片面却也十分典型的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和弗洛伊德的“生本能”与“死本能”学说。海德格尔把死亡看做“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弗洛伊德则强调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相互融合，并断言死本能是人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本能，生本能只是一种局部的、派生的本能，是“死亡的忠贞不渝的追随者”。因此，这一阶段的死亡哲学要求人们不要漠视死亡和回避死亡，而要“直面死亡”，面对死亡去积极地思考人生和筹划人生。
毋庸置疑，由于对待死亡的态度具有明显的个人体悟性质，因而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家们，由于其家庭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学识、阅历和哲学立场的差异，对死亡便会产生迥然不同乃至根本相反的看法，认为同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对死亡取千篇一律态度是机械主义的，是违背西方死亡哲学史实的，只能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幻觉。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总体、主流和本质方面来理解各个时代死亡哲学的特殊本质，去理解前后相继的诸多时代的死亡哲学的质的差异性，把整部西方死亡哲学史理解为包含诸阶段于自身内的连续不断的演变进程。
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西方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一个西方人死亡意识不断飞跃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西方人死亡意识不断地由量变进展到质变的过程，因而在总体上是质变和量变、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死亡哲学既是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也是西方人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的对死问题艰苦思考、上下求索的必然结果参阅本书第2章第1节。。同样，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既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哲学重心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哲学到道德哲学再到宗教哲学的逻辑演进过程，既然如此，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过渡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宗教神学化的死亡哲学，也就顺理成章了。如上所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的基本逻辑程式是“若不能死，就不能生”，然而我们在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塞涅卡那里不是就听到了“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生”的告诫吗？恩格斯曾经很有理由地把塞涅卡称做“基督宗教教义”的“叔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我们不是同样也很有理由把塞涅卡的死亡哲学看做中世纪死亡哲学的先声吗？
至于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死亡哲学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哲学，其间更明显地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死亡哲学以为桥梁。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死亡哲学对中世纪死亡哲学的旗帜鲜明的批判，没有他们面对基督宗教教会淫威发出的阵阵呐喊——“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人文主义之父彼脱拉克语），没有他们历经三个世纪之久的艰苦卓绝的理论准备，一个视人的今世生存为第一要事、置神的存在和死亡生活于不顾的近代死亡哲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西方近代死亡哲学到西方现代死亡哲学其间之有一理论过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死亡哲学，尤其是作为德国古典死亡哲学最后环节的费尔巴哈的死亡哲学。因为正是费尔巴哈明快地提出了“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打出了“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的旗帜，不仅对近代人对中世纪宗教神学世界观的清算作了理论总结，把西方近代人反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斗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又为西方现代人直面死亡，尤其为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死亡观作了必要的铺垫。
前进上升运动
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一前进上升运动
西方死亡哲学运动和发展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在于从总体上看它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种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
譬如，西方死亡哲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发展就是一个圆圈。中世纪的死亡哲学强调死亡的意义，断言“若不能死，便不能生”，近代死亡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视自存原则或自保原则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对死亡采取漠视和回避态度，这显然是对中世纪死亡哲学的一个否定；现代西方死亡哲学批判了近代死亡哲学家对死亡采取的漠视和回避态度，斥之为“自我”的失落或“沉沦”，重新强调死亡的意义，把死亡看做人生“最本己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对近代死亡哲学的一个否定，而对于中世纪死亡哲学来说，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
不仅如此，整部西方死亡哲学史，从古代奴隶制时代的到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再到现代的，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圆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死亡哲学，从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到伊壁鸠鲁和塞涅卡，尽管学派林立，内容纷繁，但从总体上讲，这个时期的死亡哲学始终内蕴着一个相对平衡、相对稳定的“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也就是说，它们对生与死的辩证关系有一种朴素的理解，既重死，又重生，把死亡问题看做陶冶道德情操、规范人生轨迹的手段，因而对死亡哲学的基本对子“生—死”或“有—无”可谓保持了一种较为健全、中道和公允的立场。然而，此后两个阶段的死亡哲学即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死亡哲学却对死亡哲学的基本对子“生—死”或“有—无”持一种相对偏颇的立场，它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无形中破坏了古代死亡哲学中“生—死”、“有—无”的张力结构，把潜存于西方古代死亡哲学的原本保持着相对平衡的两个基本环节——死与生或无与有分别片面地向前发展了。这种发展虽然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对人类死亡认识的深化也不无益处，但是在这两个阶段里，古代死亡哲学毕竟是被片面地向前推进、向前发展了，因而相对于古希腊罗马时代死亡哲学的极力持平、相对中道的立场来说无疑是一种否定或倒退。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死亡哲学便遭到了许多现代死亡哲学家的反对。
现代西方死亡哲学家之所以反对中世纪死亡哲学，是因为他们虽然赞同“重死”，但却不能容忍其“轻生”、寄全部希望于来世生活的“片面性”；他们之所以反对近代死亡哲学，是因为他们虽然赞同后者“重生”，但却不能容忍其“轻死”（即“漠视死亡”）的片面性，因而要求对生死、有无的关系有一种较为全面、较为中道的理解和把握。现代死亡哲学，就其反对中世纪和近代死亡哲学的片面立场而言，可以看做是对它们的一个否定，而就其对生死、有无极力持一种相对全面的立场而言，无疑又是对古代死亡哲学的恢复，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
我们说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是一种圆圈式的发展，是一种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死亡哲学的发展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例如，我们不能说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死亡哲学的发展圆圈的终点只是向它们的“复归”。诚然，现代死亡哲学确实再现了或回复了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以及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对生死、有无的中道立场，但是，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作为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以来的死亡哲学的发展“圆圈”的逻辑终点，作为它们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并不只是对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的简单“回复”，而是经过对前此诸阶段死亡哲学的辩证否定或扬弃，把作为逻辑起点的中世纪的和古希腊罗马的死亡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理论层次。例如，现代西方死亡哲学不只是简单地再现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而是把它改造、熔铸，使“重死”不再成为“轻生”的逻辑起点，而成为积极思考和筹划人生的逻辑起点。这就使中世纪死亡哲学的“重死”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富于积极意义的人学内容。再如，现代死亡哲学也不只是简单地再现古希腊罗马死亡哲学对“生—死”“有—无”的中道立场，而是把它改造、熔铸，不仅使之包容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意涵，而且还把它牢固地奠定在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
西方死亡哲学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永远是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在它的发展道路上尽管也有回复，甚至倒退，但它却始终保持着不可遏止的前进上升的态势。尽管现代哲学家中有人对进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