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谈到。
由于资料越来越丰富，研究越来越深入，人们对汉字字体的整个演变过程有了更深的认识。过去习惯于把汉字演变的过程描述为由甲骨文到金文再到篆文、隶书、楷书，简单地把甲骨文和金文看作两种有先后关系的字体。有人指出，应当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与之同时代的金文则代表当时的正体，并指出俗体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四章）。
本世纪出版的各种字体的字典多不胜数，就不一一介绍了。
（四）《说文》和“六书”的研究
《说文》是传统文字学研究的中心。二十世纪以来，研究《说文》的论著仍然非常多。本世纪初期，章太炎及其弟子黄侃对于《说文》学有重大的贡献。他们的特点是以《说文》为基础，把对《说文》的研究扩展到语言的研究。章氏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黄氏这方面的著作经后人整理出版的，有《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文笺识四种》（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等。
由于古文字研究的进步，很多人能够利用古文字对《说文》的篆形和解说进行订正。早在清末，吴大和孙诒让等人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此后不断有人做这这种工作。由于《说文》研究已多历年所，本世纪以来，出现了不少总结前人研究《说文》的成果的著作。如马叙伦创始于1911年完成于1928年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科学出版社，1957，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对《说文》逐字进行疏证，既利用清人的校勘和研究成果，也表述自己新的见解。书中大量运用古文字的资料印证《说文》或纠正、指出《说文》的疏失。但马氏利用古文字资料往往不够准确甚至有明显的错误。马氏还有《说文解字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一书，指出了《说文》的一些体例，谈了研究《说文》的方法和途径。丁福保编的《说文解字诂林》是《说文》学的集大成著作（1928年上海医学书局初版，1932年又搜集新的著述增刊补遗16册，共82册；1982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博采研究《说文》之书，将众家说法列于每字之下。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1983），说解比较简约，但对古文字成果利用得不够。
八十年代以来，《说文》研究有明显的进展。关于《说文》的通论性著作出现了不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3）。陆书通过对《说文》分析形、音、义的方法的总结，结合文献典籍和古文字资料，说明了《说文》在解释古代典籍上的重要性，同时也阐发了《说文》中蕴含的语言学素材，揭示了《说文》在探讨古代社会状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姚书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纠正《说文》的错误。此外还有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1988）、余国庆《说文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等书。
有关《说文》的学术活动也比较频繁。1985年4月中国训诂学会在河南郾城召开首届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许慎研究会。会后，中国训诂学会和许慎研究会编辑了论文集《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0年12月河南省社科院又在郾城设立了许慎研究所。1991年9月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许慎研究会、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说文解字研究》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为了普及《说文》学的知识，王宁、董希谦主编了《许慎与〈说文〉小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这方面的书还有《说文解字助读》（苏宝荣，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说文解字释要》（王梦华，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等。《说文》系列的书也有很多人作了研究。特别是对于段注的研究比较多。清人已经对段注作了不少订正工作。民国时期关于段注的著作侧重于发凡举例，对指导初学者读段注很有裨益。虽仍有一些订误之作，但不占主要地位。建国以后的段注研究是多角度的，从文字学、词汇学、训诂学、音韵学、辞书编纂学等角度都有人作过研究。郭在贻关于段注的系列论文，如《说文段注与汉文字学研究》等（见所著《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响颇大。前人研究段注，对篆形问题不够重视，蒋冀骋《说文段注改篆评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人对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作了研究（古敬恒《徐锴〈说文系传〉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5）
本世纪中，研究跟《说文》有关的字体、六书、声韵以及部首与检字等方面的问题的人很多。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跟字体和六书有关的研究情况。
先谈有关《说文》字体的研究。《说文》中收有小篆、古文、籀文三种字体。小篆方面，上面已经提到，不少人根据古文字（包括秦汉文字资料）对篆形作了订正。对小篆的形成的研究也有了进步。不少人认为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而不是像《说文》所说的那样由籀文“省改”而成的。古文和籀文讨论得比较多。古文的时代的确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吴大《说文古籀补》里，已经根据《说文》古文多与较早的金文不合而有些字形却与战国文字相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末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故……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其说见《桐乡徐氏印谱序》（《观堂集林》卷六）、《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同上卷七）、《史籀篇疏证序》以及就古文问题答容庚的信（《王国维全集·书信》436～438页）。他认为籀文是秦国文字，不一定可信；关于古文为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文字的说法则是正确的，已为古文字学界所普遍接受。
传统的看法，认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随着古文字研究的发展，对籀文的时代也产生了怀疑。吴大和陈介祺已经提出了《说文》所收籀文里有时代较晚的文字的看法（分别见《说文古籀补》自序和陈介祺的《说文古籀补》序）。王国维和唐兰都明确主张籀文是东周时代的一种文字（王说见《史籀篇疏证》和《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唐说见《中国文字学》155页）。但近年来却有不少人认为这种说法的根据不足，结论不能成立，传统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但是籀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一些讹误。
下面谈谈对“六书”的研究。
传统的六书说中象形和会意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立”、“步”等字，讲六书的人多数看作会意字。但是它们的性质跟“止戈为武”一类会意字显然是有区别的。郑樵在《六书略》里则把“立”和“步”列入象形字。他说“立”字“象人立地上”，“步”字“象二趾相前后”，解释字形比《说文》高明。民国初期，林义光在《文源》里明确主张，只有像“止戈为武”“人言为信”那样“取其词义连属”的字，才可以算会意字。像射、涉、舂等字，林氏认为从古文字看都应该算象形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会意字跟所谓声旁有义的形声字也不易区分。
有的人仍然使用《说文》“会意”的名称，但又用现代的理论对会意字加以分析。如最近出版的石定果所著的《说文会意字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以构形和造意两方面的标准，对会意字作了新的界定，划清了会意字与合体会意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界线”（见该书王宁序）。
由于有些人把原始社会时代遗址里发现的、外形跟指事字比较接近的简单刻划符号看作文字，指事字和象形字究竟哪一种先出现的老问题，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1）一文中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于省吾的看法与郭沫若相近（见《甲骨文字释林·释一至十之纪数字》）。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讨论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早在文字形成过程开始之前，‘指事’和‘象形’的表意方法就都已经在广泛使用了。文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候，这两种方法当然都会被用来造字，我们有什么必要去讨论二者出现的先后呢？”（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1989，3）
第三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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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书中，讨论得最多的是转注和假借。
《说文》所说的“转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人写这方面的专著（孙雍长《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但也有人认为，在今天再花大力气讨论这一问题，意义不大。从古到今对转注的不同解释非常多，几乎所有可能想到的解释都已经有人提出过了。有些说法所涉及的语言文字现象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对这些现象的研究跟“转注”定义问题纠缠在一起。
对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症结在于假借和引申的分合。传统文字学曾把字义引申看作典型的假借现象，直到现在还有人如此主张。但是，字义引申毕竟是语言现象而不是文字现象。所以现在多数文字学者主张把二者区分开来。
跟假借有密切关系的通假字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人进行研究。“通假”有狭义、广义之分。一般认为狭义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假借。广义的“通假”跟古人所说的“通用”相当，不同的字被用来表示同一个词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可以纳入其范围。但也有人主张把“通假”看作通用和假借的合称，认为“通用”不包括假借（刘又辛《大型汉语字典中的异体字、通假字问题》，《中国语文》1979，4）。通假字的读音问题，即本读A音的字用作一个读B音的字的通假字时，究竟应该改读B音还是仍读A音的问题，曾引起较多的讨论。经过讨论，多数人认识到，一个字用作另一个字的通假字，意味着这个字被用来表示通常由后者表示的一个词，两者应该读同一个音（参看盛九畴《通假字小议》，《辞书研究》1980，1；《通假字再议》，《辞书研究》1982，5）。此外，还有人对古代文献如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假现象进行了研究。近年来，通假字字典性质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其中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收集用例比较齐备。
对于形声字的研究，已有专著出现（如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形声字结构方面的一些现象，如省声、多形多声、“右文说”等，都有不少人撰写专文或在文字学通论性著作里作过研究。其中讨论“省声”的论文尤其多。对于“右文说”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论文是沈兼士1933年所作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该文对右文说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探讨，旨在建立汉语字族学。历史上主张“右文说”的人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流传下来，其中王安石的《字说》在当时还是有影响的著作，今天也看不到原本。有人对此书作了辑佚工作，以胡双宝的《王安石〈字说〉辑佚》（《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3辑，1987）收集材料最多。
近年，王宁等人提出“汉字构形学”的说法（参看《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副刊从1996年年初开始连载的、由王宁撰写的“汉字构形学讲座”）。这种分析汉字字形结构的方法与传统的六书说不同，我们附带在这里介绍一下。王宁认为：汉字的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形位是由个体字符中依层次切分出来的最小的、具有独立的表现和区别造字意图功能的构形单元。其中大部分是独体字（成字构件），少部分是不成字的绘形或指事符号（非字构件）。近些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所根据这种理论，采用计算机处理的新技术，对隶书、小篆和某些古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五）汉字的结构类型的研究
这是汉字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长期以来，研究汉字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跳不出“六书说”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兰才试图以自己的“三书说”来代替“六书说”。他的“三书说”是象形、象意、形声（见《古文字学导论》）。五十年代陈梦家提出了新的三书说，主张把古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殷虚卜辞综述》76～80页，科学出版社，1956）。裘锡圭基本同意陈说，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见《文字学概要》第106～107页）。他认为，从字符的性质上看，表意字使用意符字，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字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这样分类，眉目清楚，合乎逻辑。他还指出了一些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如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别的说法。例如张世禄的“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