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音，主要元音跟相配的三等韵相同为ε。黄（典诚）书认为《切韵》音系的上源就是《诗经》音系，跟张琨等人的观点截然对立；拟音与当代学者有较大出入，赞成高本汉的三等声母腭化说，构拟了五十一个声母；韵母构拟强调洪、细的区别，纯四等为洪音。他的学生黄笑山则将清、庚三、蒸、幽、麻三等韵归入重纽三等一类。构拟《切韵》音系的论文也为数不少，且各有特色。如喻世长、麦耘都从较严格的音位学方法出发，喻世长构拟的介音只有ｉ、ｕ两个，取消双介音ｉｕ；三等韵的介音不相同，有的三等韵有ｉ介音，有的三等韵没有；喻四拟作ｄｈ，知组拟作ｔｊ（腭化舌尖音）等。麦耘的构拟注意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构拟的声母只有二十八个，是目前最少的。
《切韵》音系的专题研究多以文章为成果形式。重纽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也不仅仅是《切韵》自身的问题，研究者多，分歧也多。台湾声韵学会1996年年会还进行专题讨论，出了重纽问题论文集。其他方面的有《切韵》声类多少、《广韵》又读、中古音的开合口等问题，这里难于一一尽述。
关于《切韵》、《广韵》的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也出了不少。如方孝岳、罗伟豪的《广韵研究》、《广韵韵图》，严学的《广韵导读》，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林涛《广韵四用手册》，周祖庠《切韵韵图》等。
2诗文韵系的研究
南北朝隋唐五代诗文用韵的研究开展得相当充分，成为中古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对这一时期的诗文用韵研究填补上一段空白。周祖谟的《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和《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演变研究》虽是两篇短文，但有代表性。二文是《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关于三国以后部分的摘要，先在大陆发表，后来全书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前一文为三国时代的韵部分了三十三部，两晋、南朝宋各为三十九部；后一文为南北朝后期分出五十五部。此外还有李荣《庾信诗文用韵》及李露蕾、台湾何大安等人的文章。
唐代名家的诗歌用韵和较通俗的诗歌用韵大都有人进行过研究，常常有同一人的作品而有数人研究的情形。如鲍明炜研究了初唐到盛唐时期部分诗人的用韵，李维一、曹广顺、喻遂生研究初唐四杰诗韵，赵锐、国赫彤研究白居易、元稹诗韵，荀春荣研究韩愈诗文用韵，刘丽川研究王梵志诗韵等，可谓不胜枚举。唐作藩在北大连续十几年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研究唐诗的用韵，基本上把《全唐诗》中作品较多的诗人的用韵都清理了一遍，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研究敦煌变文用韵的也有好几家，如周祖谟、周大璞等。周祖谟还从其他文献中搜集了比较多的材料，从中了解唐代声母、声调等。台湾的耿志坚等也把诗文用韵作为主攻方向，成就可观。
3音注反切的研究
从两晋到五代之间有大量的字书、音义书和古籍注释，其中的反切和直音等注音材料十分丰富，是上古音所没有的，对研究中古音有重要价值。各类音注大多有明确的作者，凡出自一人之手的注音，一般属于同一个系统，并且较容易判断其时代和地域。在研究方法上，以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为主，即在能够进行内部系联的地方就用系联法，在不便使用系联法时就以《切韵》音系为坐标，把考察对象的直音、反切跟《切韵》、《广韵》的反切做对比，看出其间声类、韵类的异同，据以透视某人的语音特点。如从晋代郭璞、徐邈等人的注音了解魏晋语音，从顾野王、沈重等人的注音了解梁代音系。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王力、邵荣芬、蒋希文等人对陆德明的注音各有论著；蒋希文还系统地研究了徐邈的反切音。其他南北朝人的注音也往往是从《经典释文》勾稽得来。隋代曹宪《博雅音》有黄典诚、丁锋等人的论文或专书。关于唐代注音的研究可以称得上全面开花。研究颜师古《汉书注》音切的就有五六家发表过文章，成为一个热门。其他有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和《朱翱反切考》、邵荣芬《晋书音义反切考》等。
4对音的研究
梵汉对音的研究比以前明显深化，研究者注意到译经人的时代和地区问题，对对音的语音标准限定得较为严密。严学、俞敏等老一代学者所培养的一批新人成为这一领域的骨干。有较大影响的如尉迟治平的《周隋长安方音初探》（1982）、《周隋长安方音再探》（1984），刘广和的《唐代八世纪长安声纽》（1984）、《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1996），施向东的《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聂鸿音的《慧琳译音研究》（1985）等。他们所考察的译音集中于洛阳、长安一带，时间则从晋代直到中唐。
《切韵》音系的研究属于一个静态平面，以上各类研究的每个具体对象也基本上属于一个具体平面，把所有这些平面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中古时代语音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出重要音变的发生时间，看到一些不同地区的方音差别。如晋宋时期舌音不分舌头、舌上，到北周时舌上音就分化出来了；隋以前唇音不分轻重，唐初就分化出轻唇音；中唐时代全浊上声开始变到去声；等等。
宋金时代的韵书《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略》、《五音集韵》等是《切韵》系韵书的后续者，过去它们在音韵学内部不太受重视，但它们的情况复杂，在形式上是继承《广韵》的，在内容上又各自有不少特点。现在人们又重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关于《集韵》，在三十年代曾经展开过对它的研究，尔后就被冷落；近年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它的研究重见显要，如台湾的邱、林英津，大陆的邵荣芬、张渭毅等多家学者有较重要的发明。宁继福对《礼部韵略》和《平水韵略》的考辨，既富于文献价值，又对音韵史大有裨益。宁继福对《五音集韵》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他发现该书实际包含两个音系，一套音系是机械地合并《集韵》，另一套音系则反映不少北方实际语音现象；他的《校订五音集韵》对《五音集韵》的成书过程、作者背景、音系特征的考证十分缜密，把清代以来冷落无闻的这部韵书提到了一定的地位。
（四）近代音研究
本时期内，近代音领域不仅旧有的课题和上古音、中古音一样向纵深进展，而且新开拓的课题也多。
1宋代语音的研究
七十年代以前对宋代语音的研究可以说相当薄弱，这一时期成就巨大。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宋词用韵和经籍音注的研究。
词是唐代兴起的比较通俗的诗歌形式，入宋以后虽然主流是文人作品，但是语言仍然比较口语化，用韵也大体依照实际口语，不受诗韵束缚，是研究宋代韵部的主要依据。清人所归纳的宋词韵部比较粗略，不能充分反映真相。到八十年代，鲁国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写成一系列论文，定宋词韵部为十八部，音韵学界视为定论。朱晓农以数理统计法考察北宋中原词韵，结论与鲁国尧大体相当。宋代古体诗中押口语韵的作品也不少，在语音史上的价值跟宋词相等。唐作藩对苏轼诗韵的研究、冯志白对陆游诗韵的研究即属于这一领域的收获。
对于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近年又有人进一步就它的声母、韵母、声调问题进行再探讨。尤可注意者是关于它的基础方言问题，以前周祖谟认为该书音系反映宋代汴洛方音，近来很多人赞成雅洪托夫的观点，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宋代范阳一带即今北京地区的实际语音。《唱和图》以中古通摄入声字配合于流摄、江宕摄入声字配合于效摄，这是北京一带的语音特点而不是河南的语音特点，雅氏据此推断出它的基础方言，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宋代音注的研究，王力的《朱熹反切考》发现了庄、章合并，影、喻合并等声母的变化，韵部的大量合流变化。音注的辨音比较仔细，诗文的押韵比较宽，所以王力定朱熹音系为三十二韵部。此外，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及其他很多音注（如《尔雅音图》等）也有人研究过。
宋代对音材料研究较透的是西夏文和汉文的对音，龚煌城、李范文、张竹梅等分别有论著发表，一般认为这种材料所反映的汉语音是宋代西北方音。
2《中原音韵》等元代音系的研究
元代音系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中原音韵》，文章和著作数量多，质量高。八十年代出版了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宁继福的《中原音韵表稿》和李新魁的《中原音韵研究》，又有鲁国尧、侍建国把薛凤生的《中原音韵音位系统》译为中文出版。各家对《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声母韵母的类别和音值都提出深刻的分析，而结论尚有出入。音韵学界关于《中原音韵》的主要分歧意见，一是它的基础方音是否大都话，二是它的基础方言有没有入声调，目前仍然是见仁见智。1987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在周德清的家乡江西高安举办纪念周德清诞辰七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多篇，会后编为《中原音韵新论》出版，对推动《中原音韵》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学者们对元曲（散曲、杂剧）的用韵也十分关注，结合《中原音韵》来考察曲韵，丰富了元代北音的研究内容。
元代的其他重要音韵著作《古今韵会举要》、《蒙古字韵》、《中原雅音》等，研究者都不少。竺家宁、王硕荃认为《古今韵会举要》反映作者黄公绍和熊忠的家乡福建邵武方音，论证较为可靠。花登正宏对《举要》反切音系做了系统的研究。宁继福的《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则对它的来龙去脉做了精到细致的分析，梳理了《广韵》《集韵》两大韵书系统的传承关系，提出很多新的见解。杨耐思、照那斯图等对《蒙古字韵》的研究有领先意义。《中原雅音》是一部亡佚的北音韵书，明代章黼《韵学集成》所引用的大量资料可以作为研究的线索。邵荣芬、蒋希文、杨耐思、何九盈、龙晦等人对该书作了多方面的考证，邵荣芬的《中原雅音研究》对它的音系的论证最精详。
3明清音系的研究
明清音系最重要的是近代官话的中心基础方言——北京话音系，重要的资料有明代徐孝的《等韵图经》和《合并字学集韵》、清代李汝珍的《李氏音鉴》、无名氏《圆音正考》、裕恩《音韵逢源》等。郭力、杨亦鸣、曹正义等人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揭示了近代北京音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和发生时代，使得人们对它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唐作藩的《普通话语音史话》（1985—1987）对近代北京音的发展作了纵向介绍。关于北京话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各外部因素的影响，有林焘的《北京官话溯源》（1987）和俞敏的《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1984）等文章作过分析。
北京话以外的官话系统韵书、韵图数量很多，如《韵略易通》、《青郊杂著》、《交泰韵》、《韵略汇通》、《五方元音》、《拙庵韵悟》、《正音咀华》等，都有人做了详尽研究，蔚为大观，难以尽述。再如《正音捃言》的韵语，北方俗曲的押韵，《正字通》的反切，也都受到关注。
近代官话的对音材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标音的著作，另一类是东邻朝鲜语、琉球语跟汉字的对译音。前者的代表作是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尽管过去已经有罗常培等人的研究，现在它仍然是一个热点，研究者有张卫东、曾晓渝、金薰镐等。其他如杨福绵对明代《葡汉词典》的研究，黄典诚、叶宝奎对清代《官话新约全书》的研究，各有其价值。朝汉对音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研究成为热门，国内的陈植藩、吴葆棠、尉迟治平，韩国的姜信沆、康士镇，日本的远藤光晓等数十家，有论著发表。琉球语和汉语的对音是近年的新发现，丁锋、濑户口律子的研究颇见成就。
在近代音的研究中，有一些专题开展比较充分，如普通话卷舌声母ｔ、ｔ‘、、的形成时代、舌面前音ｔ、ｔ‘、的形成时代、闭口韵变抵腭韵的过程、“儿”类字韵母变成［］及儿化韵的产生过程等。张清常、杨耐思等对闭口韵的转变考辨甚详：李思敬的《汉语儿［］音史研究》（1986）从元曲用韵、明代民歌俗曲用韵、明代《高昌馆杂字》的译音、小说《金瓶梅》等十分丰富的文献中找到大量的证据，把北方话“儿”类字的读音演变过程和变化线索搞透彻，受到王力的好评和同行的重视。
语言学界一向认为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北京话，近年来有了一些异议。鲁国尧等认为明代官话以南京音为准，李新魁认为清中叶以前汴洛音一直是官话基础方音。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仅凭零星的间接材料作推断，这些新说尚不足以动摇主流观点。
明清南方方言的韵书、韵图也不少，但研究还没有形成声势。主要有叶祥苓对《类音》（吴江方音）的研究、耿振生对《声韵会通》、《韵要粗释》（均昆山方音）和《荆音韵汇》（宜兴方音）的研究，黄典诚对《拍掌知音》（漳州方音）的研究等。
（五）等韵研究
等韵学在传统音韵学中系统性最严格、审音最细致，它的方法、理论基础、术语、体例特征、源流沿革等方面都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1984）的中心议题就是等韵学。
等韵学为佛教徒所开创，它的产生与梵文悉昙章有密切关系。俞敏的《等韵溯源》（1984）、竺家宁《佛教传入与等韵图的兴起》（1991）等文章具体地分析了字母、韵图形式、各种概念与悉昙章的联系，并指出等韵家的生搬硬套的毛病。
对于等韵的名词术语，既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