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图形式、各种概念与悉昙章的联系，并指出等韵家的生搬硬套的毛病。
对于等韵的名词术语，既有一般的介绍性文章，也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其中以分析“内外转”和“等”的文章较多。较有创见的如薛凤生的《试论等韵学之原理与内外转之含义》一文，王力称赞它解决了内外转的问题。
存世的宋元时代五种等韵图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李新魁、孔仲温等分别有以《韵镜研究》为题的文章和专书，龙宇纯有《韵镜校注》，李新魁有《韵镜校证》。唐作藩撰《四声等子研究》（1989），竺家宁有《四声等子之音位系统》，许绍早有《切韵指掌图研究》。研究《七音略》、《切韵指南》的论文也分别有发表。
对明清等韵图的研究，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称得上一时之盛。前面说的明清北音著作大部分是韵图，有人研究过；而前面没有提到的不少著作也有人研究。台湾的竺家宁、林庆勋等带领研究生有计划地研究赵荫棠在几十年前所收集的大量韵图，把近代音推向“显学”地位。
本期出版了数种等韵学专著。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1983）全面介绍等韵学的知识，是继赵荫棠《等韵源流》之后的又一部等韵学通论。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1992）是断代的等韵学史论，介绍了明清时代等韵学的主要成绩、特点和源流因革，从语音史的角度讨论了韵图所包含的音系类别。潘文国的《韵图考》（1996）仍以早期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为对象，考证等韵图的产生时代，对流行的等韵图的编排原则、“等”的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尝试复原最古老的韵图形态。通论性文章有朱星的《宋元等韵学述评》（1985）和张世禄讲授、李行杰整理的《等韵学讲话提纲》（1990）等。
本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南宋卢宗迈《切韵法》一书的发现与研究。1990年，鲁国尧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这部抄本，并对它产生、流传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考证，通过它了解到宋代还有一种不同于《韵镜》、《七音略》系统的另一个派别的等韵图。此书沉埋八百年之后重见天日，其意义不下于清末《韵镜》的发现。
（六）其他
1语音通史
汉语语音通史的专书出现了不少。影响最大的是王力的《汉语语音史》（1985），该书的结构和作者的《汉语史稿》大不相同，分期较细，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各有一个音系；现代除了介绍普通话音系，还有主要方言代表点的音系；最后总结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规律。其他的同类著作也各有特色。邵荣芬的《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简明扼要，既讲语音变化，也讲研究方法。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1979）认为上古、中古时代汉语“普通音”大系都是相近方音的综合；近代是由“北部中原音”为基础的“普通音”取代了中古时代南北都比较相近的普通音大系。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1981）认为汉语语音体系有高度的稳定性，在将近三千年的时间中，变化的东西并不太多；北京音系确实代表着汉语语音的主流，它的来源并不仅仅限于元明清三代，而可以上继隋唐乃至于周秦、两汉的中原音。黄典诚《汉语语音史》（1993）认为在汉语史上“强声弱韵”和“弱声强韵”的相互矛盾是历史音变的重要动力，“从上古到中古语音的发展是在声韵的矛盾对抗中进行的，强乎声必弱乎韵，强乎韵必弱乎声”。如果强化的声母保持不变，则韵母必然弱化而发生改变；反之，若强化的韵母保持不变，则声母必然弱化而发生改变。到中古以后，语音发展的主流是合流，也有个别的分化现象。向熹《简明汉语史》上编（1993）的语音部分，结构上采用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的方式，内容上广泛吸收当代音韵学研究的可靠成果，十分丰富。
2方法论
音韵学方法的讨论有一些论文。有的论文是就某一种方法的应用进行分析，有的是对多种方法作较全面的总结。属于前一类的如叶蜚声、徐通锵的《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1980）、《译音对勘与汉语音韵的研究》（1980）、《内部拟测方法和汉语上古音韵的研究》（1981），陈亚川的《反切比较法略说》（1986）；属于后一类的如杨耐思的《音韵学的研究方法》（1987）、冯蒸的《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1989）等；耿振生的《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1993）针对近代文献中的音系特点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和相关的方法，也可属于后一类。有的著作中也包含方法论的部分。如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有专节谈《中原音韵》的研究方法，其实那些方法也往往有普遍意义，其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一部韵书。台湾何大安的《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1987）一书，谈了跟音韵学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知识，也谈了音韵学的共时分析方法与历史观察方法，此书在大陆也受到好评。
3音韵学教材和普及读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通论性教材的需要量大增；同时由于音韵学科自身的发展，也需要把新的研究成果吸收到教学当中；因此，在近二十年中除了重印以前罗常培、王力、唐作藩的几种书，新编的音韵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也大量出版。如陈复华的《汉语音韵学基础》、李思敬的《音韵》、陈振寰的《音韵学》、李新魁的《汉语音韵学》、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赵振铎的《音韵学纲要》、李葆瑞的《应用音韵学》、殷焕先和董绍克的《实用音韵学》、何九盈的《古汉语音韵学述要》、汪寿明和潘文国的《汉语音韵学引论》、沈祥源和杨子仪的《实用汉语音韵学》、张世禄和杨剑桥的《音韵学入门》、史存直的《汉语音韵学纲要》、丁声树的《音韵学讲义》、曾运乾的《音韵学讲义》（曾氏弟子整理）、彭辉球的《应用音韵学教程》等，这些书有的以介绍基础知识为主，在古音方面详于《切韵》、《广韵》音系而略于上古音和近代音；有的在介绍基础知识之后对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都有较详细的介绍，颇近似于语音通史。各家的观点、材料互有长短，水平不等，精粗不侔，但对于音韵学在高校的教学和在社会上的普及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台湾，七十年代以前较通行的教材是董同的《汉语音韵学》和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近年则有五六种教科书，也标志着该地区音韵学的发达。
4音韵学史
在音韵学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音韵学史的整理与研究就提上了日程。自三十年代出版了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八十年代由中华书局重印）以后，这方面的专著还不多，有赵诚的《中国古代韵书》（1979）和周斌的《汉语音韵学史略》（1987）。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专著里，音韵学史一般占有较大的比重。如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1963—1964年发表过，1981年出书）、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85）、濮之珍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李开的《汉语言学研究史》（1994）等。
断代的音韵学史有几种著作问世。王力的《清代古音学》（1992）全面总结了从顾炎武到章炳麟、黄侃的上古音研究，评论其成就、得失。李葆嘉的《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1996）搜抉清人的上古声母研究资料很全面。台湾陈新雄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1973）简要回顾了七十年代以前的音韵学研究状况。应裕康的《宋元明三代韵书之研究》涉及了一个较长历史阶段的音韵学的发展。对于现代音韵学的历史，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谈得较周到。杨剑桥的《汉语现代音韵学》对几个热门的或争议较大的问题作重点讨论，介绍了多家的意见。建国以来音韵学发展历程的总结，体现在前几年的一些文章内。1989年，唐作藩、杨耐思发表《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一文，对五十年代以后的音韵学作了客观的述评。1992年，在《中国语文》编辑部组织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有邵荣芬、唐作藩、李新魁宣读了这类题目的文章。对古代音韵学家个人及其著作的评论文章则更多。
对近代和现代音韵学名家的研究也开始活跃，台湾在这方面更为积极一些。当前的研究集中于黄侃、高本汉、李方桂、王力这几家。
5工具书的编纂和论文索引的编录
近二十年编纂的音韵学工具书的数量也很可观。除了前文提到的《广韵》、《切韵》音系的工具书以外，还有丁声树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1981重印）、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1982）、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1986）等。曹述敬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音韵学辞典》，收词目2382条。李新魁、麦耘编的《韵学古籍述要》，收1911年以前的音韵学古籍五百余种，分为八类，各作提要。
1980年以前的音韵学论文已在《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乙编）著录。1978年以后的语言学论文数量大大增加，张渭毅、张丽娟把历年的音韵学论文编录汇集，连续刊登在第十四期以后的《音韵学研究通讯》上，为语言学工作者查检论文提供了方便。
台湾的竺家宁、姚荣松所编集的台湾地区音韵学论著目录不仅在台湾发表，也在大陆的《音韵学研究通讯》和《中国语文》上刊登，是两岸信息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6韵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古籍的出版
《切韵》系韵书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序》（1983）为最重要。该书汇集了敦煌、新疆、故宫等地所发现的各种唐五代写本、刻本韵书的残卷、残页的照片或抄本，共计三十余种，并附以考释，分析各书的本来面貌，列有多种比较表，从中看出《切韵》以后至五代韵书的发展源流。香港余永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1993）也颇见功力，并附有索引，使用方便。此外还有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1997）。
相比于前两个阶段，本期重印的音韵学古籍也为数不少。如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的泽存堂本《广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建宁黄三八郎刻本《钜宋广韵》，中国书店、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几种《集韵》，其他还有宋本《切韵指掌图》、明讷庵本《中原音韵》、顾炎武《音学五书》等系列古音学专书等。
六、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一个世纪以来汉语音韵学走过了几起几落的曲折道路，前期第二阶段、后期第三阶段是两个辉煌时期。音韵学的兴衰与国家治乱、社会环境、学术文化潮流、教育事业都有直接的关系。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我国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人文科学纷纷建立起来，音韵学的变革、发展是与那时学术界的整体潮流同步的。日寇侵华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打断了音韵学的发展势头。建国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语言政策本来给音韵学造成良好的契机，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却使音韵学跟其他学术一样气息奄奄。近年音韵学之所以能够重获生机并达到空前的繁荣昌盛，就是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弃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来，为各类学科提供了机遇，给了知识分子发挥才干的条件；再加上人才辈出，信息交流便利，学术社团的组织工作得力，各种因素的互相推动，把音韵学推到了一个巅峰。
汉语音韵学未来的发展前景将会如何呢？
音韵学在未来的发展，仍然取决于它的自身生命力的强弱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历史的造就与社会的需求赋予音韵学以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发展前景一定是广阔、久远的；对音韵学有影响的各种外部因素又是多变的，我们不可能为它的未来设计一个精确的蓝图，或者具体地预言它的进程；但是根据所具备的条件和当前研究动向，考虑环境因素，可以对某些发展趋向作出推测。
现代音韵学是传统的材料、方法与现代语言学理论、观念、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将来还需要走继承优良传统、吸收外来新鲜事物与创造新方法新理论的“三结合”道路。它的研究对象是历代汉语音系，不能舍弃古代的丰富材料，也还要继承发扬那些至今有效的古代的研究方法，并从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去重新认识古代遗产的价值，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在今后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里，音韵学将随时与世界的语言学界发生密切联系，吸取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补充、丰富自己；当今的汉语音韵学已经走向世界，许多国家有人从事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它成了世界性的学科，将在中国学者与各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向前发展。
过去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是以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为主线的，这仍将是今后的基本方向；但古代方音的研究已经受到重视，方音史将会进一步加强而走向成熟。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步步深入，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方音知识，对方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得更加全面，为古方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依据；同时也提高了构拟历代各种音系的能力，可以预期能帮助音韵学家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汉藏语系诸语言的研究正如日中天，其研究成果对汉语的古音研究十分重要。尤其是上古音的构拟，从前以内部拟测法为主要方法，现在则有了条件进行历史比较，展宽了研究途径，甚至有可能解决一向存在的重大分歧，使学界的构拟系统趋于一致。
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手段和装备，当今电脑的迅速普及也将大大影响音韵学，促成音韵学研究工具和方法的变革。若干年前国内已经有学者朝着这个方向迈步，目前不断有进展，其前景是可观的。
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方法是摆在音韵学家面前的一项�